本場演講為臺大中文系 2018 年度「潘寶霞女士講座」最後一場演講。
李歐梵院士除了廣為人知的學者身分外，同時是位作家，曾於 2015 年獲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票選，創作類型包含小說、樂評、影評等。本場演講著眼於香港小說與電影的分析，是李院士關注多年並親身參與其中的領域。
李院士自高中時期就開始寫作影評，並在報紙上發表；做為一個港片影迷，他的香港經驗，也是從電影開始。李院士指出，八十年代以降的香港通俗電影，是香港文化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他尤其強調香港電影的「通俗」性格。不同於前兩場演講的主題——菁英式、意在啟蒙大眾的五四新文學——觀眾才是香港電影的基本出發點，香港電影是為「大眾」而創作，電影的內容與時代心理互通，從而折射出香港文化的複雜歷史性。
李院士首先從宏觀的背景談起。香港的歷史與殖民主義密切相關，在這個前提下，相對於上層殖民者，香港的華人文化與之莫不相關，被殖民者對於殖民者的感受，其實是很複雜的。目前在香港討論熱烈的「本土性」，其實意味深遠，但不見得直接與政治運動掛鉤，而是與民眾生活中的社區和社團直接相關。百年來的香港，沒有知識菁英的傳統，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有一批「南來文人」，把五四文學帶進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對香港的影響是後發的。另一種類似菁英的文化心態，是「移民／遺民」心態，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來自廣東，後來也有大批來自內地其他地方──特別是上海──的移民，一波又一波，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深深影響了香港文化的面貌。這些人都不把香港作為家鄉，而只是認同一個廣義的「文化中國」，六七十年代邵氏影片公司出產的大量影片，可謂是這種文化心態的通俗表現。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回歸，香港人才長生強烈的認同感。八十年代也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這絕不是偶然的。
從通俗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香港人口多為南方移民，從十九世紀以降，多數港人的教育程度都不高，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結構並非以文字為主要載體，而是以粵曲一類的視覺與聽覺的通俗文化活動流傳下來。在這一背景下，若以文字文本為線索，只能追索到三四十年代的香港的通俗小說，以「三毫子小說」為代表，指那些非常便宜、讀過就丟的作品，內容大多以武俠，偵探，愛情和色情為主，大多是先在報紙上連載的、半文半白並以大眾為對象的小說創作。
「文人南來」指的是抗戰和內戰期間的中國報人和作家來港避難，他們一方面為香港文學留下最重要的資產，另一方面也反映香港作為「路過之地」的微妙心理和文化狀態。例如後來最有名的張愛玲，當時是港大的學生，她的早期小說如《第一爐香》、《第二爐香》都寫明了要「獻給上海人」，是為了上海人而非香港人所寫。這是南來文人的普遍心態：身在香港，心在內地。但也有人就這麼留了下來了：在香港淪陷期間身陷囹圄的戴望舒、還有第一位以描寫香港風俗地理與殖民史的葉靈鳳，以及徐訏、劉以鬯，還有過世不久的金庸等人，都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近代香港文化的發展。
另外在文化地理方面，李院士特別強調「大陸」與「島嶼」的曖昧情結。對十九世紀的香港人而言，「家鄉」包含嶺南的廣東等地，在十九到二十世紀初，國家和邊界的觀念不強，住在香港的廣東人，很容易爬過獅子山，就來往謀生。於是香港對於神州大陸總是愛恨交織：一方面是回憶中的原鄉，而另一方面，來到此地的人們也漸漸萌生對原鄉的反抗，島嶼小小的獨特，總是面對著大陸龐大的傳統。李院士認為，這種張力與躁動，表現在八十、九十年代港人的心理狀態：對他們而言，那是「九七大限」的步步逼近，那之後的一切，完全無法想像。於是整個八十年代大量香港中產階級移民歐美——「但因為沒有叉燒吃的關係，最近又搬回來了。」李院士半開玩笑的說。
接著，談及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李院士認為香港文學若有「系譜」，應該是一個「我城」的系譜：從西西的《我城》、《浮城誌異》，到董啟章的 V 城系列，以及潘國靈的城市學系列（〈我城〉、〈浮城〉、〈傷城〉、〈病城〉），還有黃碧雲的《失城》，像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奏，把作家心目中的香港和香港人的心態，呈現了出來，當然也更呈現了港人的憂鬱：前途不是他們的，他們只能抓住現在並賦予意義，或賦予無意義。李院士認為香港文化特別注重「無意義」：無厘頭式地亂鬧，並從胡鬧的「玩」中得到滿足，周星馳的電影最具典型。
李院士最後總結了四方面，用以說明香港電影的養分，以及特定電影類型受歡迎的原因：一、移民城市和另類文化：華洋雜處的情境中，香港「外視」與「內觀」的落差。二、兩個世界：中環與旺角的文化隱喻。中環是英國的殖民遺留，而旺角則是混亂的本地圖像，二者構成了香港電影的基本格局。比如在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制度中，早期作為法律執行者的警察卻貪汙成風，政府甚至為此成立廉政公署。這種秩序與混亂彼此含括的張力，正是香港警匪片持續火熱的文化心理動力。三、城市和國家的糾葛：香港究竟是「國際大都市」或「特別行政區」？港人與北京當局對香港的想像差異，造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流動不定。四、「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吊詭：在香港，全球化體現為全球化的財經系統，是香港作為「世界大都市」的主要動力，但另一方面，港人自我認同的重要基礎，是本土想像，因此，「全球化」和「本土化」也變成了互為因果，也互相影響的吊詭。
就香港電影史而言，香港電影技術的發展非常早，幾乎與上海同步，但直到邵氏影業由於內戰遷到香港，才真正發展起來。邵氏帶進香港的，是文化中國的想像和國語電影，他們出品了許多沒有具體朝代指涉的古裝劇，發展以《獨臂刀》為代表的殘暴美學。七十年開始，具有本土意識的電影從業人員才以搞笑片——如許氏兄弟的《半斤八兩》——發展粵語電影與之對抗。此後，廣東話而不是國語，變成了港產片的語言，而邵氏的暴力傳統，也脫胎換骨，變成了警匪片，刀劍和赤身肉搏也被手槍和機關槍取代。周潤發主演的《英雄本色》系列是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香港電影開始「從下往上」看香港：擁擠的旺角，又小又亂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成為主要的城市意象。
以通俗電影為尺度，「類型」是重要的分析框架。目前香港電影的研究者多聚焦於導演，或者菁英路線的獨立電影，但李院士今天特別想談談香港人最愛看的警匪片。
李院士認為警匪片實際上是香港的文化隱喻：它的「身體」、「聲音」和「憤怒」，也表現了強烈的反叛慾望和不同價值的衝突。這股反叛性在周星馳的無厘頭影片中也表現了出來：周式的搞笑元素就是戲擬、嘲諷一切，港人喜歡什麼，周星馳就拍什麼、嘲諷什麼，譬如港人愛吃，就有了「食神」、港人好賭就有了「賭神」。
但警匪片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且長盛不衰的類型電影。這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粵語武打片，在香港早期電影中，「本土英雄」多來自廣州（如黃飛鴻和葉問），敵人則多是洋人。後來，敵我關係漸漸「由外而內」，警匪片開始流行。如同前述「中環」與「旺角」的對立，警匪片是秩序與反叛的隱喻，在語言的使用上往往廣東話／英語／普通話混雜，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早期的角色設定較為黑白分明，最近則傾向辯證地處理善惡關係，又過去往往匪多於警，近年來警察的戲分越來越重，都是值得分析的變化。
李院士特別指出《龍虎風雲》、《無間道》等後九十經典警匪片中「臥底」情結的意義。他認為「臥底」乃至「雙面間諜」成為電影的重要元素，暗示黑白分明的時代已經過去，香港的當下與未來，將持續處於曖昧的氣氛中。「臥底」依舊保有香港文化的反叛特質，意味表象與心理的切分對張，若扮演警察可以安居樂業、繼續賺錢，成為殺手則能夠釋放憤怒與仗義執言，在這樣茫然不安的時代，香港人要選擇做警察，還是做殺手？警匪片與「臥底」，正是香港此時此刻最具張力的文化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