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場演講為臺灣大學中文系 2018 年度「潘寶霞女士講座」首場演講。演講開始前，主持人李隆獻教授首先說明，本講座為國際知名數學家、中研院院士丘成桐教授為感念其初中國文老師暨臺大中文系系友潘寶霞女士，以潘女士之名捐贈而成立的講座，用以邀請海內外研究中國文學的著名學者前來進行短期交流，並由文學院黃慕萱院長進行簡短的開幕致詞。
李歐梵院士深研中國近代文學與思想史，著作等身、聲譽卓著，曾任教於美國多所知名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院士簡單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後，以「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定位」為題，開始本場演講。
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前夕，李院士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五四」究竟意味著什麼。目前研究五四運動的重要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五四運動並不只是學生運動、白話文運動，而是知識的重組，比起「思想史」的意義，它更是「知識史」的事件。接著，李院士帶領聽眾重新思考一個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問題：五四運動是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
他認為，五四的關鍵概念不是斷裂、取代，甚至中西對峙，而是「傳統如何傳承」，使新文化運動有嶄新的面目與形式，更有新的內容。胡適 1933 年於芝加哥大學演講時（講題為「The Chinese Renaissance」），曾以「文藝復興」比擬五四運動，然而「Renaissance」不僅是「復興」，同時也有「再生」的意思。余英時先生曾指出，五四運動和文藝復興在內涵上相差甚遠，因為五四並不意在「復興」，而在「新創」，於是李院士引用了林毓生先生提出的「創造性的轉化」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概念，說明五四運動企圖改造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並在變遷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
因此，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五四運動的「精神源頭」在西方，但沒有「打倒傳統」：它既不是文藝復興，也不是啟蒙運動，而是一場文化改革運動。以這樣的認識為前提，李院士提出了此議題的核心關懷：傳承中的變化如何產生？對他而言，創新的過程並不存在「天才」，只有「傳統」與「創作者」的相互重構。於是，李院士以三位耳熟能詳的人物（胡適、徐志摩、郁達夫）為例，帶我們重探作為一場「知識重組」與「文化改革」運動的五四運動。
胡適
李院士提出「文學形式的重要性高於內容」的觀點，對於胡適的討論，自是以文學形式（白話文運動）的問題切入。胡適曾表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新文學」對傳統文學與文化的改寫，正是從形式「改制」著手。胡適自言其主張頗受宋詩影響，企圖「打破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乎說話的詩體」，這樣的想法雖為梅光迪反對——他認為詩文乃截然兩途——但我們不得不肯定，這樣的嘗試以及他在〈胡思永遺詩序〉中提出的「新詩四要件」（明白清楚、注重意境、能剪裁、有組織有格式），在當時意義重大。
雖然以後設的批評觀點來說，文學理論家胡適的詩作並非佳作，多僅將古典意象轉為白話成詩。李院士認為，以〈鴿子〉(1918) 這首詩來說，寫得最好的兩句，就是最接近古典語法的「回環來往，夷猶如意」。但若放在「創造性轉化」的脈絡下來看，舊詩體的影子依然存在，然而作為這首新詩的一部分，卻反而為這首新詩添加一點韻味。李院士同時就知識史層面提出了一個問題：胡適所談之文學理論知識，究竟從何而來？這個疑問至今，討論依舊有限。
在梅光迪與胡適的信件中，曾提及 futurism（未來主義）、imagism（意象主義）、free verse（自由詩）等字詞，以目前研究來看，意象主義在英美的關鍵人物 Ezra Pound 提出詩歌理論之時，正好與五四運動相當。胡適訪美期間，很有可能在報章雜誌上看過相關論述，且意象主義的詩論與「八不主義」也頗有雷同之處。但李院士指出，重點不在於胡適到底有沒有讀過意象主義，而是這個時間上的巧合與書信往返的證據，可以推知在同一個時期裡，這些知識分子看到的、擁有的重要書籍、雜誌，構成了一個討論系統，而這正是重探五四運動「知識史」意義的重要切入點與素材。
徐志摩
較少為人注意的是，徐志摩在新詩之外，也寫過舊體詩。李院士認為徐志摩較缺乏寫作舊體詩的才具，罕見靈光、多為生硬模仿，但新詩卻非常有特色。1922 年出版的詩集中，有四首以劍橋大學為背景的詩作，或許稱不上是好詩，卻極具嘗試性。面對中國傳統，徐志摩是被動的，但對於英詩傳統，他卻企圖主動去承接——以〈夜〉來說，詩人彷彿將自己在劍橋大學閱讀的英文典故全用上了，滿溢著的激情的想像，一會兒進入二十世紀的不夜城，一會兒進入華茲華斯詩中的田園美景，甚至到他家中與之對飲。我們從中也能看到中西元素的交互影響。李院士認為，〈夜〉的風格仍然受英國浪漫詩人的影響，引華茲華斯的詩句，他引用得很熟稔，也可以跳接荷馬的古典文學傳統，但描寫“二十世紀的不夜城” 的頹廢與紙醉金迷（可能有德國威瑪時代的柏林的影子），他就有點捉襟見肘了。雖然這首詩還是進不了艾略特的《荒原》境界，但其對於音樂感的重視，對形式與聲響效果的執著，激情與拼接的敘事技巧，都十分有創意。楊牧在《徐志摩詩選》導論中，對於志摩詩中英詩形式——歌謠體、十四行詩、戲劇獨白等──的影響，都一一點出來了。
李院士最後以徐志摩對波特萊爾〈死屍〉的翻譯為例，說明「現代詩」在中國的接受落差。徐志摩的翻譯並非直譯，而是充滿了個人的補充與剪裁，滿溢強烈的浪漫情懷，波特萊爾透過巴黎街頭突兀的腐屍欲表達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在翻譯後幾乎消失無蹤。這個接受的落差，正具體而微地提示了如今所謂的「現代主義特徵」，當時的人卻可能一點也不在乎：直到三十年代，才有受過學院專業訓練的趙蘿蕤把《荒原》譯成中文。西方「現代主義經典」對中國影響究竟如何，尚待學者重新評估。
郁達夫
郁達夫可以說是胡適的反面，非但寫作舊體詩極富才名，且大量用典，也多引傳統詩詞的意象，呈現傳統文人式的自憐與懷才不遇，但除此之外，郁達夫的舊詩仍然有它的現代意義。李院士從其精確的德文翻譯入手，強調郁達夫在名古屋讀書與學習德文的經歷，發掘德國與日本文學對郁達夫的影響。
多數學者閱讀郁達夫的小說，如〈銀灰色的死〉、〈南遷〉時，容易聚焦於其中的家國之思、中國人受日本人欺凌等情節，卻忽略其中大量日本式的、非寫實性的田園美景，他寫的雖是小說，卻呈現出詩的形象，或可稱為「抒情式的寫實小說」，就此而言，其時代意義絕不僅止於國仇家恨而已。另外，郁達夫的詩在五四時期往往被視為異類，李院士認為，實際上是因為郁達夫主要受到德國小眾抒情詩派影響，與中國文壇主流的英美詩藝不同調；也就是說，郁達夫之所以會與胡適訴求的寫實主義走上迥異的道路、五四內部存在的種種異音，都與知識史的問題有關。
最後，李院士再次提醒我們以「斷裂」想像五四的危險，必須回歸當時語境，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承接問題，並沒有「中／西」認同的危機。「中國傳統」還是存在，但這個傳統具有彈性、包含各種多元的質地，李院士堅定地相信東／西並不對立，存在著對等且可接合之處，從新文學運動至今，一百年過去了，我們只能以招魂似的方式對「傳統」反覆思索，正是為了得以接合傳統和現代。若然，此時為我們所喚回的「古典」，其實也早非生硬死板的「古」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