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珍楨博士演講「以百本張書坊為個案:清代後期北京抄書業與俗文學的流通」紀要

 
講題: 以百本張書坊為個案:清代後期北京抄書業與俗文學的流通
書名:
主講人: 陸珍楨博士(德國漢堡大學寫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nuscript Cultures, University of Hamburg)
發表人:
報告人:
主持人: 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總結人:
召集人:
與談人:
主辦單位:
網址連結:
與會者: 林榮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時間: 2018 年 10 月 12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1 會議室
撰寫人:
刊登日期: 2018/10/12
 

  陸珍楨博士畢業於賓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現為德國漢堡大學寫本研究中心研究員。此次至中央研究院蒐集資料,應史語所李仁淵教授邀請,報告近期關注的課題,乃關於清代中晚期北京的抄坊研究,以百本張書坊為中心。主要問題包括抄書業的規模、抄坊的營業模式、北京獨特的地域性、寫本和刻本及表演的關係,以及民國時期的手寫曲本、唱本和個人抄寫等。

  陸博士首先概述目前學界對明清時期出版史的認識。中國以雕版印刷最為流行,自宋、元時期開始,印刷術的發達促進書籍市場的商業化,也影響書籍流通與讀者市場的多樣化。然而,在明清書籍史研究上,以抄寫形式流通的書籍受到的關注有限。儘管如此,抄寫、抄摘其實是讀書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陸博士提到,除了今天討論的曲本、唱本,另外還受到兩種讀物的啟發,此二者皆在清代北京以手寫媒介發行傳播。一是報紙,例如京報。京報是清代重要官報,發布朝廷公布官員升遷、請假及皇室生活動靜等訊息。值得注意的是,京報由民營報房發行;一直到晚清,抄本京報都還很普遍,且價位比印刷較高。另一者是租賃小說和租書鋪。租書業在清初便有,到中晚期似乎更普遍。李家瑞有篇文章便描述北京一種特殊的饅頭鋪,同時還提供租書服務。此二者給予的提示是,在清代後期的北京,確實有帶商業性質的抄本讀物流通。

  關於曲本、唱本,陸博士首先說明 1920 年代這些材料在北京地區的蒐集情況。在 1928 至 1929 年間,劉復任史語所「民間文藝組」主任,與其學生李家瑞等人蒐集了大量的民間俗曲抄本並進行編目,後來出版《中國俗曲總目稿》以及《北京俗曲略》等書。學者傅惜華也曾提到,劉復在 1926 年於北京琉璃廠的書店得到八十餘包抄本。此外,俗文學研究還有兩處重要的材料源頭。一部份來自清車王府藏曲本,另一便是昇平署曲本;此二批曲本都在 1924 至 1925 年間流散。陸博士提醒,根據學者黃仕忠研究,車王府的曲本中有許多本子已被洗去書坊印記,但其實來自百本張或其他的北京書坊。從民國期間的蒐集就可以看到,清代北京書坊、抄坊的曲本數量其實相當大。據此可以思考的問題是,清代北京書坊的生產規模究竟有多大。

  儘管如此,陸博士認為清代曾經存在抄本書籍的市場。在現存的抄本本子上有各式各樣的章記、戳記,上面有可辨識的書坊名字。例如百本張戳記上面寫著:「由乾隆年間至今,少價不賣,別還價。」其他諸如別埜堂等北京抄坊,也都有各自標榜的詞語。因此,從這些章記可以推測,當時書坊間應該存有競爭意識,或者說有一市場存在,使這些書坊互相競爭。


 

  百本張是清代北京重要的抄書坊。現今仍留有許多百本張的曲本,但文獻中也有百本張的相關記載。在《綠棠吟館子弟書百種總目》的序中提到,庚子年兵燹,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後使得廠肆相繼歇業,而「百本張亦杳如黃鶴」。陸博士指出,相較於以往學者論述抄書業沒落與石印技術發達有關,這條材料則提到明確的年代與事件,對當時的目擊者而言,抄書業的沒落是與北京城的命運相聯繫。而在子弟書中有一則〈逛護國寺〉的故事,描述一位老爺在逛廟會時來到百本張買書。陸博士表示,這雖然是則文學故事,但可說明顧客可以來「定抄」某些書籍,且廟市也是城內居住者的重要交易場所。《都門紀略》有關百本張的記載,雖然僅提到「所賣者皆是細小之物」而並未提及抄本,然就其相關描述仍可看出販賣品皆較為精巧,或許當時的曲本也是類似小收藏品之物。而在《清稗類鈔》中也記載百本張,描述其能「將各曲本互異之處折衷改正」。

  子弟書的銷售目錄,是研究中重要的材料。陸博士認為,目錄可能有內部、外部之分,區別在於有些目錄有價目,有些則無。標價的目錄應該是提供給顧客,因此也是販賣品。一份目錄可能有二十至三十頁,各列有二、三百種曲目。此外,目錄上也有抄坊戳記,可以分辨屬於哪個抄坊的商品。在傅斯年圖書館,就藏有三十餘種抄坊目錄。目錄中的曲目底下,標記有價錢與長度。一本長的曲目價錢約介於三百至五百文錢,而兩本長的曲目則介於幾百文到兩千文錢。這說明除了曲目的長度,決定價錢高低應當還有其他因素。

  關於現存的子弟書總體情況,可以黃仕忠近年所編《新編子弟書目錄》為參考。該書針對中國、日本和臺灣等地圖書館所藏的子弟書,進行整合編目。但陸博士同時指出,此目錄中雖對抄本、刻本做得較為全面,但唯獨缺少石印本。而在刻本中約有一百八十餘種有書坊名字,且大部分來自於商業性質的書坊。至於抄本,則有七百五十餘種有抄坊戳記。陸博士提醒,事實上抄本應該有更多,因為有相當多包括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子弟書,因缺少書衣而看不出戳記。此外,陸博士認為比現存書本數目更具意義的,應該是現存篇目。目前可見有五百八十七種不同篇目,大部分是抄本形式,部分是木刻本及石印本。儘管現存抄本並不意謂著當時沒有被刻印,但仍然顯示抄本確實是當時子弟書最重要的傳播媒介。因此,為數不多的抄坊,實際上生產許多不同的子弟書。反過來可以思考的是,刻書坊主要的經濟來源或許並非子弟書,而可能是四書五經,即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所謂的核心文本。

  最後,陸博士表示目前數據是以子弟書為對象統計,但必須留意子弟書是否具有代表性,因為這只是百本張多種商品之一;但仍可據此思考晚清北京抄書業的規模問題。此外,北京的獨特地域性也應留意。由於北京城豐富的娛樂、戲劇文化,相互促進了消費文化,對商業抄書影響有多大則待研究。至於抄坊的經營模式,由於無須存版使得產品多樣化,同時具有當地市場,又可聘當地抄手。因此,在書價和成本平衡上,可能使得北京抄書業具有某種優勢,至少在子弟書方面可以引領市場,並遠遠超過刻書坊的生產。

  演講結束後,李仁淵教授首先提問,某些子弟書同時有刻本、抄本及石印本等流通形式,三者之間的價格關係如何,讀者會如何選擇?陸博士回應,比較抄本、刻本等之間的價格,必須有具體時期和價錢的抄本、刻本,目前尚未見有合適的材料可以提供這些訊息。不過,陸博士推測,抄本的價格可能高於刻本,至少目錄所見的百本張抄本價格不算便宜。

  若然,則問題便在於為何顧客願意購買價格較高的抄本曲本,而非後來價格轉趨便宜的刻本、石印本。李仁淵教授認為,或許當時曲本市場上的主要流通形式便是抄本,而刻本、石印本只揀選較為流行的特定曲目印刷出版。史語所王鴻泰教授則認為,另有可能是循環的複雜過程。根據前述《清稗類鈔》記載,百本張厲害之處似乎在於整合市場上不同抄本、刻本形式的曲本,甚至可能揉雜口說的版本作為補充,以利於市場競爭。因此,價格遂不成為阻礙顧客購買的主要因素。史語所張谷銘教授表示,如果印刷數量大的話,刻本可能較抄本便宜。然而,當刻本購買不到時,顧客便可能轉向抄書方式,因此,抄書及抄手可能也有一定市場。史語所王汎森院士則認為,抄本與刻本可能還是並存在同一市場上,惟抄本顯然便於購買取得。不過,抄本與刻本之間的關係可能更為複雜,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