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勉先生演講「廈門網絡之後、廣州體系之外:潮州聯號會館組織在清代海洋貿易中的興起(1700-1800)」紀要

 
講題: 廈門網絡之後、廣州體系之外:潮州聯號會館組織在清代海洋貿易中的興起 (1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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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徐冠勉先生(荷蘭萊登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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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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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三)下午 12:00 至 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B202 會議室
撰寫人: 許明德(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羅珮瑄(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刊登日期: 2018/10/26
 
 

  本場演講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究計畫「亞太新視域——港口與華人網絡」系列演講之一,講者徐冠勉先生為荷蘭萊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領域為物質文化、海洋史、東南亞種植園史。其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碩士論文探討清代潮州沿海糖業網絡,於荷蘭萊登大學歷史系的碩士論文則是討論巴達維亞的糖業種植園社會,博士班則轉向味覺文化的議題,探討胡椒、燕窩、海蔘、丁香等異域品在中國國內的消費文化史。本次演講主題為其在香港中文大學時碩士論文的延伸。由於潮州沿海貿易在檔案史料上的缺乏,徐先生運用田野調查方法,深入潮州、湛江、海南、上海等地尋訪碑刻與地方文史材料,從而勾稽出十八世紀潮州貿易體系形成的歷史過程。

  徐先生首先回顧中國海洋貿易史的研究現狀。中國清代對外貿易史主要關注幾個特定的貿易體系,其中針對廣州貿易體系的研究已碩果累累,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的諸多論著可謂此領域之典範。針對廈門貿易體系,則有吳振強的經典分析;另外,劉序楓教授對乍浦也有相關研究。唯獨潮州作為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尚缺乏相應的討論。目前對潮州的研究成果多建基於 1990 年代潮州樟林港的調查,陳春聲、林遠輝等前輩學者已對此有過較詳細的探討,但在樟林之外,除了楊培娜對大城所城、焦鵬對乍浦的潮商、以及 Jennifer Cushman 對暹羅的潮商有過研究外,可以借鑒的並不多。可以說清代潮州貿易網絡的形成是目前明清海洋史研究較薄弱的環節之一。

  潮州貿易體系的研究相對較少,這或許與其史料方面的客觀限制有關。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潮州都不是一個官方認定的對外貿易口岸,不僅歐洲的殖民檔案裡沒有相關紀錄,中國也沒有留下多少地方檔案。因此,為了開展此項研究,徐先生決定到潮州進行田野調查,卻發現潮州並沒有保留太多關於海洋貿易的史料,然潮商的活動還是有跡可循。例如,在當地文史工作者的幫助下,徐先生在潮陽的赤產古廟前看到一塊碑刻,記錄了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左右,潮陽地方的商船曾與當地縣令協商,討論船員因故死亡該如何賠償。碑文載明他們的貿易地點在江、浙、閩等一帶。此外,根據乾隆《澄海縣志》記載,澄海人前往雷州、瓊州等地制糖,於三、四月份租船至蘇州、天津貿易,秋天再買布回到雷州、瓊州和潮州。徐先生因此決定先離開潮州,到沿海和潮州有關係的貿易口岸去尋找線索。

  徐先生發現潮州貿易體系最北可達渤海灣。在已出版的民國時期天津商會檔案裡,徐先生發現了一起訴訟,提及當時閩粵會館的內部糾紛。為了解決這項糾紛,各地商人把過去的碑刻都抄進檔案之中。這些資料顯示,泉州商人於乾隆四年 (1739) 在天津買地。到了乾隆十四年 (1749),建幫(福州、泉州)與粵幫(潮州)共同修建了一座閩粵會館。這些資料還提到潮幫的商號名為萬世盛,而建幫則是蘇萬利——也就是臺南府城從事北洋和江南糖業貿易的北郊的商號代表。從這份檔案摘抄的清代碑刻來看,當時潮州和福建商人在天津的貿易以糖為主。

  至於江南地區,徐先生在三座城市中找到了潮州商人活動的痕跡。首先是乍浦,道光《乍浦備志》有一條關於潮聖廟的記載,顯示該廟於乾隆二十年 (1755) 由潮州人所建,是廣東糖商主要的交易場所。而所謂廣東糖商,其實大部分是潮州人,他們長期在乍浦貿易、建立組織,與福建人交給當地商行來販賣的模式不同。《乍浦備志》還記錄了道光初年許多潮州人轉移到上海,上海的資料可從《上海碑刻集》中爬梳出來。這套碑刻集於 1980 年代由文史工作者整理而成,其中收錄了潮州會館的碑刻。上海的潮州會館創建於乾隆二十四年 (1759),登記的商號是萬世豐。這會館在嘉道年間非常興盛,主要買賣糖、菸和鴉片。碑刻集中還有另一塊碑文,記錄了嘉慶八年 (1803) 時腳伕的工錢。當時腳伕的工錢依據重量計算,而他們搬運的貨物中即包含潮州、閩南和臺灣的糖。無論乍浦或上海均為港口城市,當時真正的貿易重心其實在蘇州。蘇州的潮州會館是目前有據可查之最早成立的潮州會館,它於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建立,且很快地擴張起來。乾隆四十九年的一塊碑刻上記錄了他們的資產,也載有他們的商號萬世榮。另外,明清檔案裡有一份乾隆四十七年 (1782) 的奏摺,顯示饒平縣的船戶領了當地的船照,載著陸豐的一千多包紅糖,從塢坎港發貨,到蘇州去交卸。同時,塢坎的天后廟也保存了一塊乾隆四十二年 (1777) 的石碑,記錄從塢坎港到蘇州賣白糖的船捐,可見當地人也知道這些糖將要賣到蘇州去。這些僅是相關材料的一鱗半爪,尚有許多同類的例子。

  從北而南,徐先生重新將目光轉回潮州,並聚焦在潮汕平原的農業中心:揭陽。明末清初鄭芝龍時代,揭陽原是整個閩南地區的糧倉。但到了十八世紀,揭陽經歷了很大的變化。雍正《揭陽縣志》曾記錄一種雜稅。最初這項稅收是為了崇禎年間閩省鳥船進港買糴而設,但到了清初,由於清廷和鄭氏的戰爭,這項貿易無法繼續,這項因大米出口而設的雜稅不得不開始改折。到了雍正年間,其中一部分改成了糖寮的稅收。根據光緒年間的揭陽縣志,潮州由於甘蔗興起而產米不足,需要向外地買米。由此可見,經過十八世紀的變化,潮州從本來的產米之地,轉變成一個出產糖、進口米的地方。另一方面,徐先生還在上海圖書館發現揭陽著名糖商陳泰興的家譜。從乾隆年間開始,陳泰興的創始人陳秋啟以沿海的糖貿易發家,於揭陽城內建立祠堂。道光時,他以一萬兩白銀為兒子陳瑞芝捐得了廣西梧州知府,結果卻碰上太平軍在廣西起事。其孫也因此加入潮勇,到江南去對抗太平軍,最終成為上海吳淞總兵。其後人在上海編纂了這本族譜,最終被上海圖書館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陳家的字號「陳泰興」也出現在《廣東省碑刻集》所收的赤崁潮州會館的碑文之上,這條線索引導徐先生開始考察粵西南的情況。結果,他發現除了《廣東省碑刻集》所收乾隆四十八年 (1783) 的碑刻外,當地還保留了乾隆五十八年 (1793) 的另外一塊潮州會館的碑刻。該碑刻上也刻有陳泰興的名字,可見這兩者間的聯繫並非偶然。赤崁在十九世紀末成為了法國人的廣州灣租借地,從殖民地早期的材料來看,當時這個地區有三個重要聚落,分別為西營(法軍所在)、赤崁、麻章,而最重要的商業中心為赤崁。赤坎由五大會館控制,其中時代最早、勢力最強的即是潮州會館,其他還有如廣州會館、福建會館等。福建會館最初由漳浦人所建,後來就改為漳州會館,再變回福建會館,最後定為閩浙會館。當地還有一句俗語:「先有雙忠廟,後有赤崁埠」。在湛江市博物館中保留的雙忠廟匾額,上面即寫著「潮陽眾商船建」。潮州人在廣州灣的影響不僅限於赤坎埠,在主要由本地人聚集的麻章墟中也留下了不少潮州人活動的痕跡。當地的玄天上帝廟即有一乾隆年間的石碑,記錄了與赤崁埠的糖秤爭議,碑上也出現潮州會館的名字。在民國年間保留下來的檔案裡,可知其商號名為「萬世瑞」,這也說明了潮州會館與「萬世」之名的淵源。

  除了赤坎外,徐先生持續在粵西南發現其他十家有據可查的潮州會館。其中有趣的是海口港入海處白沙門的兩間天后廟,一間為漳泉人所建,一間為潮州與興化人所建。徐先生在後者發現一塊嘉慶年間的碑刻,描述整間廟宇建築皆是從澄海海運而來。萬寧的潮州會館也很有意思,《萬州縣志》中有一條關於天后宮的資料,提到在朝陽街上的天后宮即由潮州客商所建。徐先生走訪該處,發現當地直接把朝陽街寫成潮陽街。街上的潮州會館保存至今,其中一塊光緒年間的石碑,提及粵西南的五座潮州會館——海口潮州會館萬世隆、徐聞潮州會館萬世泰、水東潮州會館萬世豐、赤崁潮州會館萬世瑞、安鋪潮州會館萬世春——共同資助萬州潮州會館的重建。此外,新加坡最早的粵海清廟也為潮州萬世順所建;馬來西亞檳榔嶼對岸的威斯利省 (Wellesley) 也有潮州萬世安種糖。這些例子都說明了「萬世」系統已延伸到東南亞地區。

  潮州貿易體系何以會與東南亞有關呢?嘉慶年間的一道奏摺記錄了關鍵線索。根據這條材料,暹羅船來到東隴(樟林)港,在澄海換船照,成為中國船,繼而換裝糖貨北上江浙地區貿易。東隴港是小口,法律上並不允許接收外國船,但是當地政府卻直接換發大清船照,使潮州商人可以在內貿和外貿這兩個體系中間靈活運轉。在這個潮州貿易體系中,上下官民合作的例子還不僅於此:在海口,潮州商人通過在澄海換裝江南來的棉布,避免了跨省的關稅,造成粵海關不得不制訂專門的規定來禁止潮州人這類轉口行為。澄海成為了潮州商人在不同體制之間轉口套利的「免稅港」。由於這個「免稅港」的存在,潮州貿易網絡得以在和閩南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同時又避免了廣東體系的規定,不必到粵海關虎門總口去掛靠。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紛紛提問:上述所提到的換牌模式,究竟是不是制度的漏洞?除此以外,這換牌模式是否具有其他意義?為什麼潮州商人可以藉此享受優惠關稅,而廣州與福建商人卻無法建立這樣的模式?徐先生回應,換牌的做法具有潮州本地特色,其他地方很難複製,其中涉及的原因很多,包含廣州和廈門均有海關總口,關稅壓力較大。況且這種網絡的形成,並非光靠一個小口就能建立起來,而是仰賴整個潮州府的官民合作,以及整個潮州沿海聯號會館的配合。中研院臺史所鄭維中教授更推測這與潮州地方的自然地理形勢有關:由於水系的分隔,潮州和周邊內陸交通不暢,同時它處於閩粵兩省交界,必須依賴沿海船運,才會形成這種模式。

  最後,我們該如何理解潮州貿易網絡的特質呢?徐先生認為,這個貿易網絡的成功不能用「走私」來概括,儘管在十八世紀,朝廷從來沒有把潮州視為一個主要的通商口岸,但是朝廷卻也從來沒有禁止潮州商人的沿海貿易。相反的,潮州商人在沿海新建了一連串會館。他們追求的並非對抗國家,而是盡力把他們合法的一面高調地展示在國家面前,同時低調地和地方政府勾結。換言之,他們選擇性讓自己在國家面前變得可視化 (leg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