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清代北京糧食流通 黃衷與《海語》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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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堀地明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外語系) 謝忠志教授(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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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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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 年 9 月 23 日(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3:00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視聽教室(勤大樓四樓)
撰寫人: 林晉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刊登日期: 2017/9/23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第三次討論會,邀請堀地明教授與謝忠志教授演講,講題分別為「清代北京糧食流通」及「黃衷與《海語》的史料價值」。

  堀地明教授為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博士,現任北九州市立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堀地老師在博士研究期間,探討的是明清時期糧食暴動議題,於 2011 年出版成書,收錄晚明至清末一系列米糧研究論文。同時,也著有《明治日本と中国米:輸出解禁をめぐる日中交渉》,討論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從中國輸出米糧至日本的問題。近年則關注清代北京糧食問題,以及嘉慶六年 (1801) 北京的水災與救荒。

  堀地明教授說明,本次報告的課題主要從漕糧的商品化、市場流通,以及清政府的流通限制政策為主,探討關於北京的糧食流通。清代北京是漕運的終點,漕糧不僅是官員和八旗的俸祿米,也是荒政的賑米,一般使用於平糴、施粥等。當俸祿米變成商品米,便在京城內外廣泛流通,若與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糧食供給、流通及消費都有其特殊之處。

  堀地明教授首先聲明在清代史料中,一般用「京師」、「京城」來指稱「北京」,本次報告亦同。清代漕糧制度中,規定須徵收漕糧的省份有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八省,山東和河南繳納粟米(小米)、小麥及大豆,其餘則皆繳納稻米,占全漕糧的百分之九十。清初的漕糧定額為四百萬石,但實徵數量僅三百萬石左右,每年需使用的漕船達六千艘。而稻米又可分為粗米與細米,粗米可耐長期保存,細米則不適宜長期保存,須盡早食用,因此漕糧是繳納粗米以利保存。

  其次,堀地明教授透過宮中硃批奏摺中的記載:「竊查京城内外旗民驟處,萬姓爭趨其日用所需,最為切要者,誠莫於過米糧一項。米糧價平,諸物之價自減,米糧價長,諸物之價必昂,此固勢之所必至。」指出米糧的重要性,以及對物價動向的影響,並說明京師米糧來源為京師和通州的糧倉。根據乾隆五十二年 (1787) 的史料,得知清政府每月支付的八旗甲米為二十萬石,年間達兩百四十萬石,給王公、八旗官員及官員支付的年間俸米數量為三十萬石。而在《乾隆朝上諭檔》中,也顯示八旗兵丁可以出售多餘的甲米(俸祿米)的事實,故當俸祿米變成商品米,老百姓即可消費購買商品化的俸祿米。堀地明教授也提及「米局」是民間米商,在京師城外糧倉附近營業,收買旗人甲米,將收購的俸祿米運輸到旗人家房,而轉賣給京師內外的百姓。故旗人必須透過米局,否則不能出售俸祿米,也得不到貨幣。

  此外,清代仍有囤積糧食,伺機謀取暴利的問題,歷代王朝政府皆嚴禁「囤積居奇」,但在清代京師禁止囤積的政策特點,則是制定囤積米穀的限額,規定京師糧商只能儲備糧食五十石以內。乾隆二年 (1737) 限制的對象只是囤積俸祿米的糧商,至乾隆五十二年 (1787),限制的對象已擴大到全京師的糧商。嘉慶年間放寬對米糧存貯的限制,「俱准存貯一百六十石,以便流通」,清政府了解以銷售為目的的庫存十分重要,所以放寬囤積的限額。最後,堀地明教授介紹米穀出城的限制政策,像是官方禁止粗米出城,皆是為了嚴禁在京城外的「囤積居奇」。



 

  謝忠志教授師事吳智和先生,對於明代生活史、制度史有所探究,著有《明代的生活異端》與《明代兵備道制度——以文馭武的國策與文人知兵的實練》。演講開始,謝忠志教授首先說明《海語》是了解明代中期海洋社會的入門史籍,又被稱為《鐵橋海語》,共分四類:卷上〈風俗〉分暹羅、滿剌加二目,卷中〈物產〉有𤞀、象共二十九目;卷下則分為〈畏途〉、〈物怪〉兩部,〈畏途〉有五目,海上礁石潛伏、汐流難測,主要針對行船上的海況提點,〈物怪〉有八目,專門收錄海上的神怪、物異。黃衷 (1474-1553) 字子和,別號矩洲、鐵橋道人(病叟),廣東廣州南海人。生於憲宗成化十年 (1474),卒於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1553),享年八十歲。最高曾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著有《矩洲文集》、《矩洲詩集》、《矩洲奏議》、《世載》與《海語》等論著,其中以《海語》最膾炙人口。

  介紹完《海語》和黃衷的基本資料後,謝忠志教授分別討論黃衷生平事蹟的幾個議題與《海語》的撰寫及其特色。接著分析《本朝分省人物考》與《萬曆‧廣東通志》兩則史料,從中析論相關問題:一為朱應登與胡世寧之名於史料中抹除,二則是未記載黃衷曾參與營建顯陵、仁壽宮一事,三為黃衷仕宦末期因「病足」請求辭官的訛言,不僅未獲世宗答應,反而升遷至兵部右侍郎,因此遭刑科給事中魏良弼質疑其為沽名釣譽之士,認為黃衷以退為進,包藏禍心。但謝忠志教授則認為此傳言之事,並非直指黃衷,而是王藎,因兩人背景相同,且致仕時間相近,導致誤認。實際上黃衷畢生忠君愛民,為人剛正不阿,重視安民教化,以詩文聞名於當世。

  其次,關於《海語》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其言有二,一為荒誕不經,但內容中所述海中荒忽奇譎之情狀,仍有可觀之處;二則是雖見聞較近似,不失其真,可彌補正史的不足。如卷上〈風俗‧滿剌加〉提及滿剌加國在占城南方,原為暹羅屬國,永樂七年,鄭和詔敕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滿剌加國。卷中〈物產‧海驢〉描繪海驢多出自東海,形狀如驢,皮毛長兩寸,可製成衣服內襯使用。卷中〈物產‧伽南香〉指出伽南香的特色,如氣性溫,因木頭長期受蜜氣積累,故有結而堅潤的特質。關於此,以明末徐樹丕《識小錄》中的紀錄最為詳盡。

  總的來說,《海語》的價值在於可將其視為承先啟後的著作,在海洋及物產方面,內容皆頗有定見,值得加以歸納並作為參考。若能透過與其他海洋史籍相比較,或可有所斬獲。同時,也應持續探究黃衷治學、居官之道,如其對佛學、理學、教育均有涉獵,可進一步討論其仕宦平步青雲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