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商號網絡工作坊」紀要

 
講題:
書名:
主講人:
發表人:
報告人:
主持人:
總結人:
召集人:
與談人:
主辦單位:
網址連結:
與會者:
時間: 2017 年 8 月 16 日(三)上午 10:00 至 8 月 17 日(四)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刊登日期: 2017/12/11
 

  近年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戮力於建構各類型資料庫,並加以整合,以利研究者使用。「近代商號資料庫」即是其中一項,該項資料庫由「城市史研究群」協力建置,共計四至五萬筆資料。2017 年八月中旬舉辦「城市與商號網絡工作坊」,與會學者或參與了此項資料庫建置,或就城市與商號網絡為題,提出新的研究報告,以下針對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報告與討論加以摘要。

第一天第一場

講 題:Eight thousand li under cloud and moon: Post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na proper and Mongolia between 1897 and 1918

    太谷曹家的商貿網路

    清代宮廷金銀飾件上的商號

發表人:蔡維屏教授(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歷史學系教授)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慧霞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

主持人兼評論人:謝國興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歷史學系蔡維屏教授報告晚清至民初蒙古新式郵路之研究,並指出這條郵路的開拓與清末新政有關。蔡教授主要說明,其他地區的新式郵政與舊式驛站之間並非承繼關係;然而蒙古地區的新式郵政體系卻仍依賴過往的台站體系,其中尚有幾處值得注意。首先,清政府防堵俄國勢力向蒙古擴張,由於 1870 年《天津條約》以來,俄國已在華發展郵務據點,故清政府希望能以自身建構的郵政體系,防堵俄國勢力。蔡教授並將此問題延續至民初外蒙獨立的郵權問題,當時俄國對外蒙獨立持保留態度,爾後於恰克圖會議期間,俄國妥協,外蒙獨立時所建立的郵權被否決,加上俄國放棄烏里雅蘇台到庫倫的郵權,兩段郵權都由中華郵政接手。另外,新式郵政也正好填補了商號式微之後的匯款業務,且與台站與民信局三方互補,使得文件可以送往各處,正好也能看出這條郵路的重要性。而新式郵政得以發展與海關保護有關,之後逐漸獨立,且其中雇用了較多華員。此外,郵政較之驛站人力花費比重較輕,也是其特別之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賴惠敏教授報告,主題是山西太谷曹家的商號網絡。賴教授指出,其研究重點史料乃是各類型的檔案,以及較為可信的碑刻,這與過往研究商號倚賴的回憶錄有所不同。賴教授進而發現,曹家的興起並非是明末清初之時,而應是於乾嘉道年間,以東北釀酒業起家。再者,檔案所見的曹家不僅經商,清季亦有參與地方的開礦活動。就曹家的經營方式與網絡,賴教授指出他們經營票號資本額較少、成立時間晚,但分布區域廣闊。而曹家衰敗的主因之一是投資俄國貿易,這點也與他們商號拓展有關係。賴教授進一步檢視曹家貿易的另一大據點東北地區,指出曹家的商貿網絡隨著鐵路、水路發展,拓展到俄國地區,並不保守。但也由於這樣,投資了俄國盧布,進而在後來盧布貶值的狀況下,損失巨大。賴教授總結,這種發展方式是當時不少商號的模式,研究者應看得更廣,並多鼓勵學者加入這一領域的研究。

  相較於本次會議多數運用的文字材料,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陳慧霞教授以在檔案上較少見的婦女簪飾物件為主軸,討論北京經營與宮廷首飾有關的商號。相對而言,物件本身有其限制,如商號戳記不清楚等情形;而且飾品的物件組合可以被抽換重置,增添判斷商號戳記與飾品相關性的困難度。陳教授欲討論民間飾品進入宮廷的管道、作品的差別與兩邊的互動,以及是否隨著時間有所變化。陳教授整理了乾隆到同治年間的金銀飾器,並以器物分析法,利用已知的特定物件樣式,將不太能確定時間的物件加以定年區間統計。進而得知隨著時間變動,宮廷中使用民間製作飾品的情況越來越多,並指出乾隆嘉慶年間與道光咸豐年間的飾品差異。陳教授總結,飾品製作的發展,最先是宮廷請工匠進宮內製作,並由宮廷監督,爾後轉變到在民間製作、採辦入宮中的情況,而後者的多元性較高。此外,亦不可排除過年期間透過同樂園買賣街購入,或者北京崇文門買入的狀況。

  第一場次發表結束後,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首先向蔡教授詢問蒙古人在新式郵政中的角色,以及新舊體系的效率比較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巫仁恕教授則進一步追問新舊體系之間的互動交織。蔡教授指出,就可見的資料來說,新式郵政的效率較佳,蒙古人仍扮演重要的運送角色,但承擔工作的形式可能有所變化。至於互動交織的議題,蔡教授回應,每個機構網絡確實有限,但也正好呈現彼此互補的情況。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教授針對賴惠敏教授的文章提問,山西商人是否能與俄國人直接溝通;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譚桂戀教授則提出,東北似乎多山東商人而少晉商,似乎與賴教授的文章有些不同。賴教授回應,從檔案材料所見東北商人群體,的確如譚教授所言,較少晉商,不過晉商素來有俄語訓練,再加上長期與俄羅斯貿易,晉商在恰克圖貿易沒落後,轉向由中東鐵路發展貿易亦理所當然。針對陳慧霞教授的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黃麗君博士詢問發往宮外採辦的相關狀況,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王一樵博士則詢問如何鑑定簪體、飾品戳記是否更換的問題。陳教授回應,採辦在乾隆朝也存在,只是當時是零件採辦入宮自行處理,爾後則改為在外採辦飾品。至於鑑定問題,則主要依據飾品風格,以及活計檔案的紀錄推敲。

第一天第二場

講 題:抗戰前上海書籍出版業投資人的社會網絡

    對於中國上海地區商號特點以及其變化的社會語言學考察

    城市商號研究的新工具:廣告資料庫的介紹與應用

    近代商號資料庫介紹

發表人:孫慧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姜勇仲教授(韓國成均館大學校現代中國硏究所責任硏究員)

    連玲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明宜、陳建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

主持人兼評論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教授首先說明,要在研究中找到商業網絡並不困難,但探討網絡的意義才是挑戰。孫教授透過各種梳理過濾,最終決定處理 1937 年之前的上海書籍出版業,而關鍵的檔案是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的「實業部商業司」檔案。過往研究出版業,多針對最初的創辦群體,由於人數較少,較易討論網絡關係;然而一旦公司化後,股東人數增多,研究者也就裹足不前。是以孫教授欲突破這點,遂大量利用股東名冊,藉由 GIS 資料與城市指南,再逐一將人名與各類資料庫相互比對,這些人際網絡彼此有所連結之處,乃是學校、籍貫、社團與政黨(國民黨 CC 派)。除此之外,報告人提出幾點觀察,首先,書店公司化之後,不僅只有大資本額的股東,也還有很多小資股東。其次,這些網絡的拓展,運用水運、鐵路運輸的交通線延展,而檢視股東名冊,往往能看到一些經銷書店的身影,因此股東網絡的本身,也可能轉化為行銷網絡。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現代中國硏究所責任硏究員姜勇仲教授首先指出,此研究重心擺在漢語史、社會語言學等面向,而該研究的發起者是朴鐘漢教授。所謂社會語言學,是從社會角度觀察語言變化,當中也涉及社會背景脈絡。本研究所檢視的標的物,為上海商店門外的店名看板。姜教授認為,不同時間的消費者有其差異性,因此使用語言也當有變異,而商號本身的特性,是要容易記憶且具吸引力的語言文字,是以容易檢證社會語言是否發生變異。姜教授及相關研究群體從 2005 年開始研究,並初步提出預測,又再次於 2015 年檢證變化。從量而言,所觀察的地區總量皆有減少,這與上海當地經濟變化、政府政策相關。最後,姜教授提出,1980 年的上海指南中,亦有詳細的商號位置與資料,係日後要進一步比對變化的根據。

  接著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連玲玲教授主講關於資料庫的介紹與反省。首先,連教授指出電子資料庫雖然方便,但是有時候因為建置可能忽略部分材料,導致檢索不到,因此紙本跟電子化仍有差距;例如近代報紙中的廣告,往往在檢索中遇到麻煩,研究者要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連教授就其參與者或利用者提出反省,提出最重要的一點,在於每一個資料庫本身的建置,都有它背後的研究目的或理論框架。連教授講解完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宜小姐與陳建安先生,簡單講述近代商號資料庫的資料來源與使用方式。關於近代商號資料庫,資料來源多半是城市指南,資料的截止時間為 1957 年,資料庫所包含的主要城市是上海、北京、漢口、蘇州等地。在使用上,使用者檢索關鍵字後,檔案館所設的檢索系統會有另外的相關連結,可供跨連結於同系統下的不同資料庫,進而找到社會網絡關係與其他研究訊息。譬如商號資料庫結合實業部商業司商號股東名冊,可瞭解商號分布及股東資本等。

  兩位教授報告完畢後,主持人巫仁恕教授首先提出心得與建議。巫教授認為孫教授的文章詳盡地分析了各種人際網絡在出版業發展史中的重要性,未來或許能思考與其他城市的比較,進一步呈現上海的特色。接著,巫教授補充姜教授未盡之處,並指出明清時代商號招牌與當代上海地區商業招牌可進行比較。另外,由於商號可能有連鎖店,因此須跨地域找尋第一家店,或能更清楚其網絡,以深入社會語言學分析。

  隨後與會者分別提問,針對孫教授的文章,問題多集中在股東的身分背景,是否交叉持股,或是否影響出版社的營運方向。而針對姜教授的提問,則是以中英文夾雜的招牌該如何應對分析為主。孫教授回應,交叉持股的狀況確實存在,但參與出版營運的部分,得進一步檢視股東是否實際參與經營。姜教授則指出,最初調查時,確實直接將漢語拼音的文字視為外語,爾後有所修正,但在文中因統計資料的年份,未加以呈現。至於資料庫使用反省與新資料庫的操作,在場與會者分別提出一些構想,如孫慧敏教授提問,是否未來有可能加入「以圖找圖」功能,使得研究者脫離手工業時代。陳建安先生回應,現階段要做圖像的定義或整理相對困難,但是否能由我們自己處理,或許值得考慮。參與建置資料庫學者也指出,此資料庫目前只是初步完成,未來必然還有進一步建置的空間。

第二天第一場

講 題:晚清條約體制下韓國山東幫與鹽運會社之爭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裡的兩位華人重要買辦初探

發表人:劉素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游博清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兼評論人:蔡維屏教授(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歷史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素芬教授探討的重點,係由 1882 年中朝兩方在既有的宗藩體系下,另外簽署了貿易條約,形成特殊型式,至 1895 年甲午戰爭後,宗藩體系解除,形塑中朝新的關係;此外,外部的日俄關係,也影響此地區的貿易狀況。其中較具爭議的即是運鹽問題,而這當中又牽扯到山東幫商人與固有江浙及廣東商幫之間的發展差異性。講者提到,中朝雖有條約體制,鹽利也十分可觀,一直有出口的聲浪,但政府仍禁止運鹽出口,因為這樣的方式有利清朝國內鹽稅收入;更重要的是,鹽稅是晚清新政的財政來源,是以不肯放手。但轉換到商幫角度,可知在貿易條約體系下,江浙與廣東商幫利用中朝貿易條約內容,各自發展事業。然而山東幫除了單純貿易外,更因山東地區經歷動亂,有部分人群移入朝鮮,因此其商幫還具有移民特色,且其人數最多。而透過檔案中的商號戳記互相比對,又可知山東幫商號較小,且與朝鮮在地社會已有結合,是以具有不同的特性,致使中、朝政府須考量的角度有所差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游博清教授首先介紹買辦與通事在商場上之作用,主要是打探商務消息和官方消息,而游教授所挑選的時段,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對華貿易的時期。這一時期廣州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口岸,堪稱貿易黃金期,也遠超其他國家對華貿易量。在上述背景下,游教授挑選了兩個例子探測相關問題。游教授指出,買辦與通事的角色很像夾心餅乾,介於公司與廣州官方之間,而兩方各認為他們有特定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該職業具有一定風險。游教授以兩個例子呈現其風險,也將其放置在更大的時代脈絡之下。例如透過口供看到,吳亞成因為沒有取得合法身分,而被清朝政府定罪流放。但更大的原因是在其活躍的年代廣州部分行商倒閉,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想要介入這套體系以減少損失,因而雇用吳氏照管行務,可是這樣的作法違背清廷的原則,是以吳氏遭罪下獄。買辦阿明的例子,則顯見買辦轉為行商的運作模式。游教授利用公司檔案、廣州當地報紙,架構出其事業發展狀況。從該例也能再次看到道光初年行商倒閉的情形多,是以需要扶持新行商。

  本場次報告完畢後,蔡維屏教授對二文稍加點評。肯定劉素芬教授系統化的研究,也好奇清朝面對巨額鹽利卻不同意出口的詳細狀況。而對游博清教授的報告則指出一點疑問,在買辦與通事的問題上,地方政府與官方政策似乎有些矛盾處,應再進一步思考。隨後,孫慧敏教授進一步提問,今日所見的口供是如何流入東印度公司?賴惠敏教授則指出,口供本來收錄於刑部等相關檔案,在臺灣或許能從軍機錄副奏摺中找到。游博清教授回應,可能因為相關檔案對於公司是有切身利益的,因而找到管道取得檔案保存,但實際取得過程未來值得再探討。姜勇仲教授向劉教授提問,山東商號在仁川應不少於漢城,資料可能是再被挑選後的結果。劉素芬教授回應,地方督撫兼任鹽政者,一般會基於地方利益禁止地方鹽出口貿易。另外,目前資料只能推敲漢城情況,仁川地區要再進一步確認。

第二天第二場

講 題:乾隆至嘉慶初年清朝在土謝圖汗部北境墾殖政策 (1755-1803)

    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圖通商案中的商號探析

發表人:王士銘先生(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康健教授(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兼評論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王士銘先生講述研究回顧,同時說明其研究地區特性,指出蒙古東西部雖皆有墾殖活動,但性質不同。西部地方的招墾是用來支持軍事控制政策,東半部則是在封禁隔離政策下有限度的招墾,並設置相關官僚以管理。乾隆二十九年 (1764) 起,開始編訂相關商民冊籍,發給貿易小票、合法土地使用地票。依據貿易對象及地點不同,商民分別前往恰克圖、喀爾喀各旗。往喀爾喀各旗者俗稱「跑外路」。其次,有些商民會申請在土謝圖汗部北境各旗墾殖。此次探討乾隆到嘉慶初年這段時間的狀況,王先生以制度與實際狀況的差異著眼,指出制度上固然有禁止進入該區者不得留住、娶妻、改名等命令,也訂定留居換照時間,但從實際的名冊登錄看來,卻有違背制度的狀況。制度上雖核定領票的人數額度,也經過一定的審查,然而更多的情況是,取得合法資格的人會掩護非法進入的人。隨後,又因恰克圖貿易一度遭禁,商品貿易受到衝擊,也間接使得無照的商民傾向躲避於有合法執照者底下或者由當地蒙古人掩護,因而使原來的封禁政策受到破壞,蒙漢之間的衝突也增加。

  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康健教授指出,過往討論西商,都以地域劃分,但康教授所見的官方檔案,相對於北商從張家口往庫倫走的人而言,是以往西從歸化城往新疆去的。過去也少有關注晚清西商假道貿易,是以康教授利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加以論述該問題起因於同治年間的回亂與其他動亂,使原來往新疆貿易的商人,無法依循故道,因此申請前往恰克圖貿易。同治六年 (1867) 經由綏遠城將軍代為呈奏,替程化鵬為首的西商提出假道恰克圖的建議,經戶部等機構調查後,隔年同意此法。透過奏摺可知,縱然西商與北商原來攜帶的貿易物不同,但西商仍侵擾到北商的利益,以致從同治七年 (1868) 到光緒初年 (1875) 間衝突不斷,主因在於西商會私賣不屬於他們能貿易的茶品,也因清各級政府多方苛扣稅務,致使逃漏稅問題產生。官方雖一直試圖解決,光緒八年 (1882) 之後,停止西商領票往恰克圖的規定,只是無論如何處理,西商仍有假道貿易的狀況發生,造成政府的困擾。

  賴惠敏教授分別評論二篇文章指出,王士銘先生的文章中談到「外路商民」,但檔案稱呼這批人為「行商」,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其次,王先生應更重視滿文材料,對研究會有所幫助。針對康健教授的文章,賴教授建議與會應提交較正式的論文,不能只交提要;其次,清朝對領取理藩院的院票,其制度應多加以分析。另外,賴教授也建議康健教授可以利用 GIS 系統標註貿易路線。蔡偉傑博士進一步指出,蒙古有些二手研究,以及蒙文檔案有涉及王先生所報告的議題。而孫慧敏教授則提到,蒙古王公與蒙古人民之間可能對商人進入蒙古有不同觀感,這點需要留意。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李今芸教授則對康健教授的文章提出建議,指出中亞地區與中國的茶葉貿易算是很長期的,但俄國介入之後,利潤減少,也可能讓西商轉換路線,因此可放置在更大的跨國商業脈絡發展下思考。對於與會學者的提問,王士銘先生感謝評論者與在座學友的研究資料訊息。康健教授總體回應道,目前對此課題的研究仍屬初步,希望未來能結合官方檔案與地方檔案,得出更完整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