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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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楊正顯(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黃聖修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主持人:
總結人: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與談人: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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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6 年 6 月 18 日(六)下午 2:00 至 7: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會議室
撰寫人: 吳冠倫(科技部計畫專任研究助理、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
刊登日期: 2016/06/18
 

  2016 年第三次「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討論會於 6 月 18 日(週六)下午二時,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楊正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黃聖修報告論文,共 11 人出席。

  楊正顯博士發表的論文是〈金針度人:陽明年譜史之研究〉,文章摘要如下:

  本文透過清理明中葉《陽明年譜》編撰之後,隨著環境與學術氛圍等因素而產生種種不同程度改寫的年譜。首先談「年譜」的意義。朱子《伊川先生年譜》定下理學家年譜體例,成為傳道方式之一。初刻本《陽明年譜》編者亦遵此體例,但突出事功的描述,並定下從事功默證陽明良知學的年譜主軸。但往後因從祀之故,初刻本年譜經過刪改,以致主軸隱諱不明。次談萬曆後直至晚明三本「點評」類年譜。因現實環境使然,改譜者透過「點評」方式,將個人的關懷投射至年譜之中。再談有清一朝的改譜。清初康熙年間出版的陽明著作中,編者一反晚明的作法,不更動年譜主文,而是要讀者自己去體會,但對文集的體例則有改動。清末民初的改譜,則因為因應當時民變四起,國家社會動盪不安,欲強調陽明的事功,提倡實學,但也導致以偏概全,甚至刪掉陽明思想的重要部分。各種的改譜實際都是由客觀環境所引發的,不管透過體例、內容側重、評點等手法,特意顯揚陽明之「用」,但對陽明之「道」則因學術氛圍而有不同的看法。

  與會成員認為論文既以〈金針度人:陽明年譜史之研究〉為題,就有必要說明「金針度人」的意涵,及考慮此題目是否能貫串全文,否則應思考更改題目。此文既以各種版本的陽明年譜為研究對象,與會者建議問題意識不妨扣緊年譜作為一種特殊文類來發問,也應避免類似「提要」的書寫方式。其他討論問題包括:陽明年譜的影響為何?論文中提及「有用的道學」,何為「有用」?道學的意涵為何?另外也建議作者增添更多分析論述,使全文的論點更加突出,或者考慮分數篇論文來處理此課題。

  黃聖修博士發表的論文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儒林傳》存三十二卷本考述〉,文章摘要如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數量豐富的清國史館列傳稿,本文所討論的《儒林傳》存三十二卷本,為相對完整的三種《儒林傳》稿之一。過去因研究方向的差異,以及史料不足,對於傳稿並未有深入的了解。本文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透過相關傳稿與史料的比對,指出《儒林傳》存三十二卷本,是以繆荃孫光緒十四年 (1888) 繳交的傳稿為底本,在葉昌熾與惲毓鼎等史館人員修改下,增補部分人物,以及調整傳目後而成,以作為光緒三十一年 (1905) 再次續修《儒林傳》底本之用。檢視該史稿,不僅可以看出光緒朝國史館的運作,與盛清時期的不同,以及外部學術政治環境,對史稿纂修的影響;更得以一窺國史館在纂修過程中,對於體例擬定、新學術應對等問題,所面臨的困境與回應。全文除前言結論之外,主要分三個部分,首先討論光緒朝前期的《儒林傳》纂修,其次考證《儒林傳》存三十二卷本的成書過程與樣貌,最後則以此傳稿為核心,論述嘉慶至光緒朝前期,《儒林傳》纂修的學術特性與變化。

  與會成員建議作者思考,版本考究固然有意義,但是否每發現一個新版本都需要寫一篇專文討論?或者需要更大的問題意識?本文的重點似乎在謬荃孫如何理解《儒林傳》,建議作者應在前言更清楚說明全文的問題意識與論旨。文章第三節應是全文的重點,建議以更多篇幅詳細論述。其他討論問題包括:《儒林傳》存三十二卷是否能代表官方的學術與時代性?黃體芳在光緒九年 (1883) 諮送國史館的名冊中,有不少人是剛過世沒多久,即被上報儒林者,其中緣故為何?嘉慶至光緒前期在《儒林傳》的纂修上,為何看不到清代官方的論述?作者認為此乃因當時官方控制力較薄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