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教授演講「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紀要

 
講題: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
書名:
主講人: 李治安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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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洪金富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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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6 年 4 月 19 日(二)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繼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刊登日期: 2016/04/19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治安教授專長為元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代表著作有《元代行省制度》、《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傳》,今年 4 月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來臺訪問。4 月 19 日於史語所進行一場學術演講,講題為「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

  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都必須面對中國發展過程中複雜的區域因素。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歷史的發展有明顯的往南趨勢,且南方的經濟與文化在歷史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中國歷史的分裂時期,經常也可以簡單區分為南、北兩大政權,其政治發展也隨之不同。北宋以後,北方是遼、金政權,南方則是延續北宋政權的南宋,後由元、明完成南北的統一。統一後的帝國,則開始面臨如何調適南、北,使其符合統一帝國的統治。李治安教授的演講即是在解釋此一歷史變化的趨勢,演講中主要以三條脈絡展現這一現象。

  首先,李教授以宋、元、明的延續與斷裂作為總綱。他認為宋代的發展基礎,是延續唐宋變革以來的傳統,而元代的制度則是結合蒙古草原的舊制以及原來金朝中原統治區的漢法而出現的新制度。他舉出代表元代特色的戶計制度以及驅奴私屬的現象,這些都帶有蒙古草原民族至上以及從屬奴僕的色彩。與「農民脫離貴族與國家束縛」以及「官私賤民依附關係的蛻變」等代表唐宋變革的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李教授認為,唐宋變革如果屬於一種社會進步的趨勢,那麼由元朝所創造出來的「北制」,無疑是相對退步的,許多現象都退到唐宋變革以前的情況。因此當北制推往南方時,也就出現制度互相磨合的互動過程。李教授稱此為制度「博弈與整合」的發展。

  其次,由於南北區域不同,造成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差異,因此當北制往南推動的過程中,也同樣吸收南方的因素。他指出元朝平宋戰爭主要以招降為主,因此在南方許多制度是被繼承下來的。例如南方農業與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北制因南方的情況而進行調整,甚至讓以陸地為主的國策轉向海洋,大力發展海運、海外貿易與軍事行動。

  此外,儒戶的制度以及學術發展也同樣有此趨勢。儒戶與傳統士大夫的概念不同,是指經由考試合格後,接受大汗保護及恩典的讀書人,除了承襲學術之外,更有與君王之間的主從關係,是一套標準的「北制」。然而,南方的儒學傳統卻持續與「北制」博弈。由於南方多承襲北宋以來理學菁英的傳統,北人多往南方學習,南方儒士藉北游的機會,擔任蒙古貴族家庭教師,謀求利祿之時又傳播文化。李教授認為元仁宗恢復科舉,應該就是南方因素衝破蒙古舊俗束縛的一種表現。

  李教授接著討論蒙元之後的時空,仍以制度調適與變革的角度來看明代的變化。他認為明朝建立後,雖然大言擺脫元朝的舊制,但實際上受元朝制度影響之處甚多;且朱元璋政權一直與江南士人合作與對抗,因此在明朝的制度發展過程中有更多的南北因素產生影響。李教授順著鄭克晟先生《明代政爭探源》的研究理路,進一步探索南北制度博弈的關係。他認為明代在建文朝時本來是要轉向南方的制度,但因為靖難的關係,以至於南方的因素被大大壓抑。遷都北京以後,使得北制的因素相對明顯。例如明代軍官役使「伴當」、內朝官與宦官沿用怯薛家臣制,以及君主獨裁與臣僚奴化等都是源自於北制的影響。

  然而自明中葉以後,南北因素進一步整合,或者說南方因素對於北制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中軍戶制度的崩潰轉向募兵的職業兵制,即意味著明代軍制逐漸脫離北制的影響;再者匠籍的運作逐漸廢弛,轉以民營手工業為主,大抵上順應了宋代以來手工業的發展趨勢。明萬曆時期推行全國的一條鞭法,在李教授看來為南方因素壓倒北制的最終表現。他認為一條鞭法的起源就是南方,而且推行到北方以後受到的阻力甚大。這是因為一條鞭法主要是符合江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關係而產生的制度,在北方自耕農占多數的情況下,勞動力並不值錢,積累白銀有相當的困難,因此北方並不希望此制度推行。

  最後,李教授也思考在明中葉以後南北碰撞的過程中,是否出現新的歷史脈絡可以理解當時的變化。他提出三項大的變化:一、長期海外貿易帶來大量白銀流入,取代元明的貨幣結構;二、為防禦蒙古而出現的九邊體系,造成官府採購對於市場的刺激;三、伴隨漕運聯繫南北的經濟,並且創造運河沿岸城市的繁榮。這些都是南北博弈與整合後的新結果。

  李教授的演講從宋元明三朝的變化來討論南北制度互相融合的情形,至少在三方面有助於我們思考歷史發展的多元面貌。其一、面對幅員廣闊、族群複雜以及多重因素互相交流的歷史過程,過去已有「唐宋變革」、「宋元明過渡」等解釋歷史變化的典範,以南北因素考察制度變革,無疑提供另一種解釋歷史轉變的可能性。其二、帝國的擴張與統一過程中,制度除了有全國劃一的視角外,更有到達執行地以後與當地情況相互影響的因素存在。如何考慮地方情況對於制度的反饋與影響,成為更精微理解制度的關鍵問題。其三、以單獨區域理解帝國的轉變,並不能解釋帝國本身多重的變化以及統治的複雜因素。同時考量長期的時間脈絡與更寬廣的空間因素,將能呈現更多的歷史面貌,並在朝代興替的理解之外,尋求更具貫通的視角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