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第五次討論會紀要

　　2014 年第五次「近世儒學工作坊」討論會於 10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研討室舉行。本次會議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助理教授張藝曦、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吳銘輝報告論文，共 10 人出席。

　　首先由吳銘輝提出論文〈顧憲成和高攀龍對「無善無惡」及「致良知」意見的異同〉，文章摘要如下：

　　陽明學提出良知說，要人即知即行，並肯認良知本有；晚年又揭四句教說法，旨在總結其學問工夫之宗旨。陽明卒後，部分王門後學只認陽明之「無善無惡」及「良知本有」，遂使陽明之學成為空談心性之學，對社會風氣有不好的影響。有識之士面對此弊，或以辨正學術的方法進行檢討，東林學者可說是其中代表。

　　顧憲成 (1550-1612) 批評無善無惡最力，從各種角度論述其非，並且認為無善無惡說泯滅了為善去惡的根據，造成世道人心的淪喪；而高攀龍 (1562-1626) 雖以為無善無惡說使人過分重視內在修養，而忽略日用人倫之實踐，但其態度不如顧憲成嚴厲。至於良知說，顧憲成站在肯定的立場，稱讚「致」良知在本體中有工夫；而高攀龍以《大學》為根據，以為致良知說錯解《大學》次第，忽略格物工夫。顧憲成肯定本體工夫兼具的良知說，主張流弊之來源是無善無惡說；而高攀龍對良知說頗有意見，以為空談良知而無格物工夫，才是流弊的來源。

　　觀察顧、高二人對王學的批評，我們可看出東林學者工夫與本體並重，以避免因重「悟」而產生流弊的共同趨向；但兩人之著重點又有不同：顧憲成對「無善無惡」說進行了嚴厲批評，表現出更為積極救世的精神；高攀龍則對「致良知」說有所不滿，則似有回歸檢討學術理論本身的意味。

　　吳銘輝旨在討論顧憲成和高攀龍對「無善無惡」及「致良知」意見的異同。在文章呈現上，與會成員建議可以製表比較，或是以案例來分析二者的說法；亦可羅列與顧憲成、高攀龍相關的學者對於「無善無惡」、「致良知」的論述，觀察其間的關連；且「無善無惡」論的相關史料與現代學者研究成果不少，可以多方參考，避免因資料不足影響結論；並建議於文章起始處先介紹當時批評陽明之學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對「無善無惡」、「致良知」的批評與檢討。

　　與會成員提問，晚明到清初批判陽明之學的人很多，主要是「思想」上的評論，顧憲成與高攀龍是否將當時的現實問題過度歸咎於性無善無惡之說上？並建議除了「拯救世道」這樣較虛無的理由，或可多談談顧與高批判「無善無惡」的其他動機。此外，與會學者指出，明末清初很多學者談過「無善無惡」，如孫奇逢；清初基督教談「性」、「仁」，與理學家也有不同之處，亦可詳讀。若能在取材與命題上多方探討，或許可以另闢蹊徑。

　　張藝曦教授的論文是〈從「一目十行俱下」看中國近代士人的博覽強記之風〉，論文摘要如下：

　　在日常生活中，形容一個人讀書速度快及記憶力好，常以「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形容，具備類似能力的人，往往被視為天才或有特殊才能。史籍對這類才能的記載，固然有其偶然性；但當相關記載越來越多，而且有人專門討論時，便形成一種文化現象。即使是天才，往往須在社會重視相關才能時，其天賦才會凸顯；相反的，若是所處群體並不重視，天賦常被埋沒，例如在士人圈中忽略具備演戲才能的人。也因此，從文化現象或許多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標切入，思考一目十行過目不忘，有其歷史的趣味及意義。

　　本文討論宋以前的相關記載，主要把重點放在少數精英士人的特殊才能。宋以後，越來越多士人以此為追逐的目標，隨著明中期以後書籍刊刻的大量繁增，博覽強記變得越來越困難，因而對士人產生莫大的壓力。理學家對此雖不以為然，明中晚期流行的心學運動甚至把聞見之知視為第二義，仍無法阻止此趨勢的發展。也因此，我們看到明末文人社集常以博學博覽為士人讀書的基本要件。

　　文中提出「十行俱下」與「過目成誦」二詞連用在宋代以後更常見，與會成員好奇原因何在，若是與科舉有關，為何非始於唐？張教授認為，因宋代答卷強調用典，要記誦的不只「經」，還有其中典故及其出處。與會成員在資料庫中檢索，指出的確有不少「一目十行俱下」的資料，請教張教授是以「天賦」還是「技藝」的角度作探討？張教授答覆，此文是以技藝來解釋，認為技藝可以透過學習或某種方式來加強；並以文化現象為視角，探討在以博聞與強記為尚的文化脈絡下，時人對此過度追求，致使理學家提出反省。與會學者指出文章前後文有些斷裂的感覺，因前文引用案例，讓人覺得是對天賦的描述；此外，作為文化現象，建議增加案例，提出更細膩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