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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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蔡家和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蔡龍九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劉德明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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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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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4 年 2 月 21 日(五)下午 3:00 至 7:00
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
撰寫人: 蔡家和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陳繪宇(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刊登日期: 2014/02/21
 

  蔡家和教授〈王船山對《論語.禮之用章》的詮釋〉一文,以〈禮之用章〉作為主軸,討論船山與朱子對此章的不同詮釋。作者認為,船山解《論語》〈禮之用章〉,乃因不同意朱子的詮釋而起,其主旨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 朱子以「體用觀」詮釋此章,把「和」字訓為「從容不迫」,船山則認為本章談的是聖人制禮作樂,而不是「體用論」的心性之說;朱子更把此章的「用」字詮釋為「體用」之「用」,船山也不以為然。

  (2) 朱子認為「和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船山謂若如此,則先王之制禮作樂並不為貴,而是聚焦於行禮之人要能做到從容不迫才是可貴。據此,船山認為程、朱的解法是有缺失的。

  (3) 作者總結船山對「禮之用,和為貴」的詮釋,此「用」字是禮之「行於天下」,「和」是指「和順於人心之要求」,故為貴。作者詳細分析並論述船山如何反對朱子,以闡發船山的思想。

  與會學者提出:(1) 朱子的方法學較少預設體系,船山則預設體系,如假定「兩端一致」等。作者回應,船山採取一種「兩端一致」、「性日生日成」的體系,朱子則是理氣論,因此兩人在詮釋經典時都有預設理論。(2)「體用論」此一概念,在先秦雖無對應字義,但並不表示沒有此一義理與概念;若如此,則朱子以「體用觀」詮釋〈禮之用章〉,是否仍舊可行?作者認為,先秦有「體」字,有「用」字,但不見得二字連用,其字義也不盡然完全同於後世的理解。楊儒賓教授有〈從體用論到相偶論〉一文,表示朱子的「體用論」是特殊的構想,為其學派的特色。先秦是否真的有此觀念?目前仍是存疑的。

  蔡龍九教授〈孟子「道德自然生成」的涵義方向與延伸談論〉一文,主要討論孟子「從心論性」的思想,若由心理層面切入觀察,「道德」是否有著「自然生成」的可能?論文欲凸顯「自然生成」,在方法上排除「心的決定」或「思考」,甚至是「動機考量之前」,認為道德是一種「自然反應」。在這樣的論述中,「道德」乃自然生成,且配合孟子的說法來看,這是一種「自發」且根源在「己身」的德性。另一方面,在不排除「心」這一思考層面下所決定的「道德」,僅強調我們認同的「道德」是自然生成時,是否有助於理解孟子「性善」說?最後,論文中強調孟子在觀察、談論「道德」時,實際上重視人的「心理層面」與自覺,因此使用「道德心理」的觀察作為切入點,來考察與論述孟子的「性善」說,暫時不使用「盡心知性則知天」一類涉及形上學的觀點來談論「道德的生成」。

  會中諸多學者提出許多寶貴意見:(1) 傳統儒家中,「道德」的內涵並非在道德心理上來論說,而是肯定一種普遍必然的內在之理,再輔以觀察經驗加以論述。(2) 對於某些情境下的「反應」,或是受到「刺激」所生成的「道德」,是孟子所強調的面向嗎?此種內涵能等同於孟子的「心性」之論嗎?孟子的心性是合一的,只從「道德心」的生成來談論,似是不妥。(3) 文章中對「自然」的定義不夠清楚,也過於簡單。並且用「道德自然生成」,容易讓人誤解為「道德的結果是自然生成」。(4) 即便暫時排除較難論說清楚的形上學內涵來論說「性善」,但此種方法真的適切嗎?是否違反了孟子的原義呢?

  劉德明教授〈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一文,主要討論洪棄生對《春秋》中所載「歸生弒君」、「趙盾弒君」二事所作的評價。洪棄生為晚清臺灣鹿港重要的儒者,討論《春秋》的作品雖不多,但顯然深受宋儒的影響。此文即是關於洪棄生的《春秋》學論述。作者指出,洪棄生論《春秋》,大約有以下幾點觀察的方向:

  (1) 洪棄生論《春秋》的文章數量並不多,雖有一個固定的論題焦點,但還談不上對《春秋》學有整體的架構性看法。

  (2) 關於公子歸生是否弒君的問題,洪棄生之說直承歐陽修,且結合了相關史實,發揮「君親無將」的看法,其說遂與啖助等人不同。洪棄生之說與趙鵬飛、熊過等人相似,之所以如此,或許因啖助、歐陽修等人皆推尊經文、懷疑三傳之說。由此可見經典詮釋自有其內在發展的理路,雖有時、地的不同,但順著經典所議論的問題而發,自然會有相類的結論。

  (3) 洪棄生思想與宋儒的關係:關於《春秋》書弒的原則,洪棄生的看法直接來自歐陽修,若進一步觀察洪棄生文集的諸多文章,可以看出在歷代儒者中,他最熟悉的是宋、明儒者,尤其是宋儒。

  (4) 洪棄生的文化立場:洪棄生經歷了由清朝至日據的時代變革,在文化立場上十分堅持傳統漢人的學問。

  對此,與會學者提出:司馬昭遣成濟、成倅兄弟殺害曹髦,之後又將罪名推給成氏兄弟,洪棄生認為此事與趙盾弒君相類,兩者皆可謂弒君犯上。但作者質疑,評論一事,究竟要以首、從來判定?抑或是發人所未發?從《春秋》記公子歸生弒君一事,即可見儒者看法的分歧,而洪棄生的理由則十分簡截,不論在事實或判斷上,完全以《春秋》的記述為準,所以不妨說他迴避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