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東亞與歐洲藝術交流工作坊」成果發表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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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王正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多方觀照: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在視覺、物質文化上的交會互動」研究團隊
網址連結: http://exchange.mh.sinica.edu.tw/?p=12018
與會者:
時間: 2013 年 12 月 16 日(一)至 17 日(二)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撰寫人: 黃書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刊登日期: 2013/12/16~17
 

  Interactions in Art: East Asia and Europe, 1600-1800 工作坊,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多方觀照:近代早期歐洲與東亞在視覺、物質文化上的交會互動」研究計畫主辦,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贊助。本工作坊於 2013 年 12 月 16-17 日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舉辦,除原有的團隊成員外,亦邀請多位亞洲、歐美學者共同參與、討論。

  此次工作坊,首先邀請任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的 Richard Vinograd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 “Early Modern Enterprises of Interaction: Motivations, Mechanisms, and Mediations” ,旨在探討企業體 (enterprise) 在近代早期的全球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如今有關晚明及清代藝術製作、收藏的相關研究,多從贊助者——藝術家關係切入,聚焦於宮廷或士紳文人圈。此種切入角度,雖利於跨區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卻也使當時的跨國企業體在近代早期東西藝術交流中的重要性不易凸顯。Vinograd 教授以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耶穌會為例,指出跨國企業體的交流動機,實為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複雜因素所構成,並試圖分析這些跨國企業體的架構與策略,尋找這些組織的共通特色。同時,也試圖檢視與企業體合作的對象,進一步探討此類企業體與國家或宮廷的互動關係。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藝術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Rui Oliveira Lopes 博士發表 “The Reproducibility of 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rtistic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601-1666)” 一文,延續同一主題,討論十七世紀以耶穌會士為媒介傳至中國的歐洲宗教版畫,以及其後以傳教為目的,在中國當地製作的宗教版畫。除了明萬曆本《程氏墨苑》中數張仿刻自西方天主教銅版畫的木版畫外,Lopes 也舉了於晚明刊刻、以耶穌會士 Jerónimo Nadal 出版之《福音故事圖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為主要藍本的《誦念珠規程》、《天主降生出像經解》、《進呈書像》等含有版畫插圖的基督教書籍為例,分析當時中國工匠和畫家「轉譯」這些宗教圖像的過程,及其自主性的存在與否。

  接著焦點轉回宮廷藝術。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施靜菲副教授以 “The ‘Immortal’s Works’ and the ‘Cabinet of Curiosity’ in the Qing Court from 1662 to 1795” 為題,探討清宮藝術中「仙工」概念之形成,以及「多寶格」之製作背後蘊含的複雜文化意涵。此外,透過陳設檔等清宮檔案,施教授得以探究帝王以何種心態收藏「多寶格」,並重新思考這些物件的觀賞對象,考慮將後宮女性納入討論範疇的可能性。此外,也探討帝王作為一位創作者、設計者,以及收藏家的種種面向,與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的「藝術收藏室」(Kunstkammer) 傳統進行比較。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的張省卿副教授發表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Landscape Gardens in 18th-Century Germany: Wörlitz (1764-1813) and the Chinese Garden at Oranienbaum (1793-1797)” 一文,以德國沃里茲園林群 (Wörlitz Garten) 及其下的歐拉尼恩包姆中國園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 為例,探討十八世紀日耳曼地區園林的中國元素。沃里茲園林群位於德紹 (Dessau),為十八世紀安哈特─德紹公國 (Anhalt-Dessau) 君主 Prince Leopold III Friedrich Franz 下令建造。張教授認為,歐拉尼恩包姆中國園林的設計,參考了當時傳入的蘇州園林版畫;文中,除分析這些二維平面的園林圖像如何轉化、融入實際的園林設計,亦討論安哈特─德紹親王如何透過中國元素的吸收,彰顯自身的開明形象與啟蒙政策,而安哈特─德紹公國也因此成為當時德意志境內大小公國間的典範。

  同樣以歐洲宮廷為研究對象,國立東華大學族群與文化學系的李昭瑩副教授發表 “Henri Bertin’s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ifacts: China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文,旨在藉由十八世紀法國內政部長貝爾丹 (Henri-Leonard-Jean-Baptiste Bertin, 1719-1792) 與北京傳教士之間的書信往來紀錄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深入探討十八世紀中法兩國交流的狀況。透過這些書信,李教授得以追溯當時法國宮廷所收藏的中國工藝品、自然標本,再以這些收藏品為媒介,進一步推論法國宮廷如何理解中國,並逐漸發展出漢學此一學科的過程。

  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Anna Grasskamp 博士發表 “Object in (Con)Text: The Places of Chinese Collectibles in Early Kunstkammer Inventories” 一文,針對十六、十七世紀歐洲 Kunstkammer 的收藏清冊、財產清冊、船運貨物清冊、商人書信等文獻資料,提出新的解讀方式。財產清冊或收藏者留下的手冊筆記等文本,本身也可視為藏品的一種。透過文字,我們得以重建當時藝術收藏的建築空間、排列設計;與此同時,文字作為資訊載體,也產生一種異質空間,存在於不同的用字遣詞及組合排列之間。Grasskamp 援引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異托邦 (heterotopia) 理論,試圖從一個與傳統詮釋方式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重新理解近代早期歐洲各地的 Kunstkammer 收藏。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李毓中助理教授則發表 “ ‘Taybin’ in the Boxer Codex: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Manuscript” 一文,延續其先前對博克舍手抄本 (Boxer Codex) 的研究,進一步探討手稿中提到的「大明」(Taybin) 部分。博克舍手抄本於十六世紀晚期寫成,附有插圖,為十六世紀西班牙佔領馬尼拉為殖民地後,對東亞地區進行長時間探索的成果。李教授此次著重於手稿中三段與明朝有關的記載,分別為 1575 年代表菲律賓總督出使大明的奧古斯丁修會會士拉達 (Martin de Rada) 前往福建的過程,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所蒐集中國宗教與珍禽異獸(《山海經》)的文本。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 Kristina Kleutghen 助理教授發表 “Chinese ‘Occidenterie’: the Diversity of ‘Western’ Objec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一文,試圖界定十八世紀的「西洋風」(Occidenterie) 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並著重中國境內各地生產製作的西洋風物品,而非侷限於耶穌會或宮廷影響下製作的藝術作品。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會根據不同目的與消費群眾,製造出各式各樣帶有西方異國元素的物品,這些所謂的西洋元素多元且複雜。這類中國工藝品被賦予「西洋風」這一形容詞,Kleutghen 教授認為,藉由此形容詞的分類在現階段將有助於帶有西方元素工藝品的初步研究,在將藝術史知識普及至大眾時,也會有所幫助。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的余珮瑾副處長發表的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the Ceramics Collection in the Qing Court (1736-1795): from the Viewpoint of Painted Enamels and Yangcai Painted Enamels” 一文,聚焦於乾隆朝宮廷的陶瓷收藏。乾隆皇帝將書畫、墨寶、器物等收藏,視為其文化大業的重要一環。1738 年至 1743 年之間,乾隆皇帝特別下令挑選了一批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經過編目分等後,收藏於乾清宮。藉由陳設檔等清宮檔案與實際物件的對照,余副處長嘗試檢視並推論乾隆皇帝組織這批陶瓷收藏的企圖。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的王正華教授發表 “Beijing and the Imperial Drama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一文,以清徐揚《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及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為中心,討論該兩件作品如何捨去中國傳統的圖像描繪方式,改而清楚刻劃出北京城的具體空間。北京城的空間經過透明化後,轉化成為帝王展演的政治舞台,承載皇帝所欲傳達的政治訊息。中國視覺文化傳統未曾有過上述特色,推測應是挪用自歐洲圖畫。進一步研究顯示,有兩組歐洲版畫 (Cabinet du Roi collection) 極有可能是圖像來源;其中,有些應是透過耶穌會或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十五的宮廷傳入清宮。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Burglind Jungmann 教授發表 “Cultural Translations: The Confrontation of Joseon Painters with European Concepts of Illusionism” 一文,旨在探討朝鮮畫家對於西法之運用。雖然遲至十九世紀才與歐洲有直接且穩定的交流,但朝鮮王朝 (1392-1910) 早在十七世紀便已透過拜訪中國的外交使節,而與歐洲傳來的知識、技術有了間接接觸。至十八世紀,朝鮮正祖李祘 (1752-1800) 更鼓勵宮廷畫家學習單點透視、明暗法等西方繪畫技巧,宮廷中的裝飾藝術也因此受到西方影響,如靜物屏風畫便帶有明顯的尼德蘭繪畫元素。不過,這些作品並非純粹模仿自西方,而是經過朝鮮宮廷畫家視覺、文化轉譯後的產物。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研究員的賴毓芝教授發表 “Truth Contested: Imperial Politics, Image Discourse, and European Botanical Studies at the Qianlong Court” 一文,以北京故宮所藏的兩套《瑞樹圖冊》,以及臺北故宮所藏、王幼學所作的《瑞樹圖軸》為中心,一方面討論其生產過程與畫家等問題,另一方面將其放在清代考據學的學術風氣中來觀看,討論「文獻的真實」(truth of philology) 與「現實的真實」(truth of reality) 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針對兩者的衝突,擁有最高解釋權的乾隆皇帝於一系列《瑞樹圖》的製作中,藉由中國傳統技法及西洋水彩畫法的選擇及運用,巧妙建構出圖像的二元性,並以此中介兩種不同的「真實」,使其自身成為統合與溝通兩者的能動者 (agent)。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巫佩蓉助理教授的文章 “New and Old Elements in Edo-Period Portraits: A Study on the Portraits of Baisaō by Itō Jakuchū” ,以伊藤若沖 (Itō Jakuchū, 1716-1800) 繪製的一系列賣茶翁 (Baisaō) 肖像畫為中心,探討日本江戶時代肖像畫中的新舊繪畫元素。觀察伊藤若沖的賣茶翁肖像畫,可發現臉部描繪格外寫實,與日本同時期的肖像畫相比顯得十分獨特。巫教授認為如此強調個人五官特色的寫實畫法,應是受到西方視覺圖像的影響;然現存的江戶時代西方風格肖像畫均晚於伊藤若沖的賣茶翁肖像畫,且尚無文獻證明伊藤若沖採用西法作畫,故此假設目前仍待確認。巫教授提出幾個伊藤若沖可能參考的圖像來源,一為《可鹿涅乙吉》(Koruneichi),此書取材自荷蘭人 Joh. Lodew Gottfrieds 匯編的 Historische Kronyck,是多位江戶畫家學習西方繪畫技巧的參考材料,另一個則可能是透過文人藏家木村蒹葭堂 (Kimura Kenkadō) 而接觸到歐洲版畫。

  綜合觀之,本次工作坊以近代早期歐亞交流為中心主題,與會論文不拘泥於研究題材、區域與類型取向,並針對藝術作品的收藏與展示,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同時,藉由共同討論的切磋,學者也注意到此時期各地的藝文交流具備了某種程度上的共性,期盼未來有共同合作的機會,以跨國的研究模式進行,梳理這些觀察到的現象,進一步架構出更完善、深入的近代早期藝術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