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范毅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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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人: 陳盈明(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刊登日期: 2013/02/15
 

  范毅軍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經濟史,著有專書《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明清太湖以東地區為例,1551-186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5),及期刊論文多篇。近年來,范教授積極投入地理資訊系統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的研究及推廣工作,在其帶領下,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已完成多項大型跨領域整合計畫,包括: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 (CCT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臺灣歷史文化地圖 (THCTS,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等多項計畫及資料庫的建置。

 

從海關年報到對內研究

  1970 年代劉翠溶教授、王業鍵教授等經濟史研究學者自海外歸國任教。劉翠溶教授在臺灣大學開設中國經濟史的課程,當時就讀於師大碩士班的范教授前往旁聽,奠下日後對經濟史研究的興趣,尤其是中國近代通商口岸開放前後的社會經濟發展。近代中國海關的建設,倚仗洋人為多,特別是第二任海關監督赫德 (Rober Hart, 1835-1911)。受過西方統計等社會經濟訓練的各地洋人海關監督每年在編貿易統計報告時,都要對海關腹地範圍內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做報告。從洋人的角度觀看,能窺見諸多中國人因習以為常而忽略的事物,這就是海關檔案資料的特性。

  討論近代通商口岸開放的研究慣常把重點置於對外貿易,范教授較關注的卻是通商口岸開放對國內的影響,例如他曾對全國所有海關通商口岸紀錄的米糧流通數字進行過統計。海關的資料不只包括國外貿易,也包含國內埠際之間的貿易、流通,以及國外轉口等環節。統計結果發現,國內的米糧貿易受到東南亞、泰國、越南、西貢這些進口米的影響。另外一篇探討蕪湖米糧貿易的文章提到,[1]安徽蕪湖是中國十分重要的米糧出口地,所產米糧出口到長江三角洲、長江下游,甚至到廣東。隨著洋米輸入,蕪湖米在廣東的市場完全被泰國來的洋米所抵制;在泰國、西貢等地發展米糧業的華僑(如潮州人)把這些洋米銷售回中國。中國的蔗糖產業也面臨類似的外來競爭,傳統的農業、手工業在通商口岸開放以後,都逐步被取代、抵制。

  范教授長時間投入海關資料研究,基本上遍覽了海關年報、貿易報告。他認為近代中國若沒有通商口岸開放、帝國主義進入,那中國就是在傳統裡循環而已,既不會有民主科學,也不會有資本主義等現代發展;其研究自始至今都不離對內研究的關懷與連貫性。研究所時期,他常到中研院近史所翻讀、查閱所內蒐藏的中國海關微卷資料,這些微卷包括:海關年報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 & Returns of Trade)、海關十年報告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及其他海關的出版品等,共有一百卷。這套海關年報是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最重要的資料。[2]

  對內研究的取向自范教授的碩士論文階段已見端倪;碩士論文選題之初,范教授原本打算利用所有廣東海關資料來觀察整個珠江三角洲開港後的社會經濟變化,然發現廣東海關資料數量過於龐大,且廣東海關腹地遼闊,牽涉層面過於廣泛,非短時間能夠完成,便決定將研究焦點轉向汕頭。汕頭相對於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等地區,腹地較小亦較為封閉,是一個可「控制」的範圍。當時很流行區域研究 (regional study),此研究就是以海關資料做區域研究。當時在汕頭港的國內對外貿易中,最重要的是佔貿易比例非常高的甘蔗,但後來蔗糖的輸出,完全被荷蘭人在爪哇生產的糖所取代,中國傳統的蔗糖業在通商口岸開放以後,就完全沒有生存餘地。

  范教授取得碩士學位後,先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了一段時日,之後便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史丹佛大學求學擁有優渥的學習條件與環境。范教授獲得全額獎學金,而當時仍隸屬於胡佛圖書館 (Hoover Library) 的東亞圖書館 (East Asian Collection) 所藏的豐富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資料,特別是關於滿鐵的資料(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對滿州的相關調查資料)為教授的資料收集帶來很大幫助。范毅軍教授的研究歷程以海關年報作為出發點,多年來逐漸發展出一種向中國內部探究的研究取向,尋找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侷限性的癥結所在一直是他的關懷。撰寫博士論文時,范教授進一步探討明清時期的常關貿易。回歸明清的範疇是為了瞭解何以傳統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到通商口岸開放以後即無法繼續生存。這是從傳統的縱深度、長時間的發展過程,觀察中國的產業,探討它的性質與產生變化的原因。其博士論文中的統計所示,自明代早期到乾隆末期的常關稅收數字成長了七倍,因而常有人以為,范教授是支持傳統中國蓬勃發展說的。其實,他要證明的卻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其非常大的侷限性」。

  在史丹佛,范教授與馬若孟教授 (Ramon H. Myers)、康無為教授 (Harold Kahn)(其直接指導教授)、范力沛教授 (Lyman Van Slyke)、施堅雅教授 (William Skinner) 等多位知名學者,同時也是優秀且友善的師長學習交流。史丹佛學術風氣自由,鼓勵所欲言、盡情討論,例如他雖不同意於施堅雅教授提出將中國分為九大區的說法,但這並不妨礙施堅雅教授閱讀其整本博士論文,並與之討論種種學術觀點。范教授愉快地說:「這種學術上非常開放的討論,讓我可以證明我就是有我的看法。這很好,也是讓人很享受的地方。」

  回國後,范教授於 1993 年首次拜會了何炳棣院士。許多人懼怕何院士的脾氣,但當時年輕的他卻一點也不覺得如此,現在回想起來仍是一樣。在那次見面中,竟意外地發現,他們在關於中國近代面臨的重要轉折點上,有著極為類似的看法,也都認為,如果沒有帝國主義進來的話,中國開不出民主、科學,也開不出資本主義。有些人覺得何先生是民族主義感非常強烈的歷史學家,事實上,在對中國無限的情懷之外,何院士毫不保留的批判中國傳統黑暗、落後的一面,以身作則示範了史學最重視的客觀性。范教授得益於院士在明清社會經濟研究上的深厚素養,也與之成為忘年之交。

  范教授懇切地分享自己的體悟,他說:「讀史料時最忌諱沒有問題意識,不思考就會死在史料中。除了名師的指點能解決閱讀、理解史料上的瓶頸外,許多由研究累積而成的經驗也是理解史料的關鍵,年歲多了後再來閱讀同一批材料,更能意識到更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好比這些年每每閱讀《明實錄》,就有較年輕時更多的思考創意。」

 

 

明清市鎮研究缺乏厚實的基礎

  市鎮研究在 1950 年代開始發展,對岸的傅衣凌教授等曾進行研究,至 1980年代起蔚為風氣,至為興盛。范教授說他做研究向來不隨波逐流,會做市鎮研究,是因為自己九零年代完成的博士論文在國內貿易流通的相關章節中,曾論證過江南是國內最大的繁華富庶所在地,因此在博士論文後就緊接著展開對江南的研究。

  江南長江三角地區貨物流通,南來北往,東西交匯;貨物在此北上大運河,或南下到福建、廣東。相對於中國其他多數窮困、封閉的地區,長江三角是非典型的 (atypical) 地區。范教授原計畫將蘇南與浙北作綜觀研究,但在蘇南部分就花費了近十年時間,欲提出的問題亦在此得到解答,因此未再延展至浙北。

  范教授表示,在自己從事的市鎮研究中,城市化 (urbanization) 的進程是論述的重點之一。西方近代城市的發展源自中古市鎮,中國亦然。例如,蘇南為一重要區域,但若從人口或其他資料去分析,證據都顯得薄弱,不足以反映其發展的過程、環節。但如觀察市鎮,有一個鎮就是一個鎮,確實存在。以〈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為例:此文主要處理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與太倉二府一州地區。文章後附的兩份表格,一份是此地市鎮首次見於地方志年代的統計表,另一份是市鎮的等級分類表。范教授表示:「鎮,當然要進一步分大小,我以最粗略的方式,依人數將市鎮分為三級,如果是縣城也會特別標記。」兩份表格皆以時間為框架,從明中葉 1550 年以後到 1980 年代,分作六個時期,而從明中葉開始,主要是因為 1550 年以後的明清地方志較以往來得豐富,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范教授說,表格中每一個市鎮的分級,都是自我辯證後的成果。有些市鎮在材料中缺乏記載,因此必須主觀的用很多旁證、情況證據去訂為一級、二級或三級。他表示:「對我而言,每訂一個符號都是一個自我辯證的過程。到最後如果決定了,那就暫且如此罷,目前這個階段,只能就蒐得的資料與各種情況證據做出研判,接受這樣的結果,如果未來有人可以修正,是件好事。我用的材料都相當基本,如前面提到的〈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用的材料就是各大圖書館都有的地方志,沒有什麼特別的秘笈、孤本。我只是誠實地面對材料。」

  基於市鎮研究的成果,范教授提出自己對明清經濟史的看法:「我認為市鎮就是關在鳥籠裡面,發展到某個程度就停在那個地方,倘若中國未經過通商口岸開放、外來衝擊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仍舊會在傳統的框架中循環。」[3]

  另一方面,范教授也表達了對學科基礎的重視。他表示,花了將近十年做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社會經濟上的議題,出版了一本專書,其實是在累積一些能量,為市鎮的研究奠下基礎。在長期研究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背景下,范教授深感在此領域中,許多基礎工作並沒有做好。這些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斷打基礎,但做這些工作是沒有 credit 的,許多人敬而遠之。范教授形容這是「很笨卻又很基礎的工作」,但不完成,目前中國史研究的一些困境無法克服。當需要用到的相關基礎尚未呈顯時,范教授只好自己著手去做。

  范教授進一步說明,在不穩的基礎上立論,會引導出不可靠的結論。例如中國大陸 50 年代以來流行的資本主義萌芽論,是對岸在社會經濟方面的一個基本見解,這種論點認為,即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最後也會自行發展出像西方資本社會的型態。這樣的見解也影響到西方、日本的學者,雖然他們不直接引用資本主義萌芽論,但在面對中國傳統的發展,包括市場經濟等,都會抱持比較正面、樂觀的看法。一些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的著作問題在於,他們所使用的材料是零散、破碎、不完整的。用 GIS 建立的時空平台有個特性,可以清楚看出使用的材料是出現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如果將資本主義萌芽論著作中所使用的材料放到這個時空架構平台上,就會發現,他們是用極為零散、破碎的內容去導出天大的結論,這在方法論上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近年來,對岸許多學者已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缺點做了不少反省。

  市鎮,當然也涉及城鄉的問題。在江南的研究中,范教授發現很多市鎮是城鄉不分的,一些江南大鎮就界乎鎮鄉之間,很多農民住在鎮裡面,甚至連蘇州城都有很多人在裡面種田。此外,士農工商身分的界定其實也是模糊的。范教授表示,西方自中古城市以來,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所言的許多內容在西方是成立的,但西方有無產階級,中國沒有無產階級;西方農民可以脫離農村進到城市裡面,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說的分工問題在西方說得通,但用它來觀察中國,則完全失效。

  因此范教授認為,在何謂城、鄉、鎮,還有市鎮的空間結構、等級結構、市鎮功能等關係尚未釐清之前,去討論城市生活與市民文化等議題,實在言之過早。以馬克思的上、下層結構來說,我們的下層結構其實尚未確定。城鄉之間的空間是連續性的,沒有很明顯的差異,中國俗話說「發生再大的災難,家裡面多添一雙筷子就好了」,反正農村就是最大的收容所,還有一個收容你的地方,反觀西方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若沒有工作,大概就什麼都沒有了。費孝通講的「離土不離鄉,離鄉不背井」,這句話正好反映出這種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

 

投入地理資訊系統推廣的契機

  范教授投入推廣開發 GIS 的應用很大原因是源自本身經歷過的艱辛研究經驗。例如,在九零年代為了江南市鎮的研究,他花了近三年的時間在手工繪製地圖及市鎮資料整理上。繪製地圖的過程最辛苦,蘇南的 931 個市鎮及複雜的水系都是以筆一一標示、描繪於 1:50000 的大比例尺地圖上;這樣製圖不只一張,為了觀察市鎮的分期變化,總共對六個分期做了六個圖層。在沒有 GIS 技術可以應用的時代,想要以圖像化的方式了解不同時空下的市鎮變化,就是如此的艱辛,這是促使他日後投入推廣 GIS 的契機。

  今天在范教授與研究人員的努力下,GIS 中心已完成了多項計畫及資料庫的建置 ,例如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基礎的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 (CCT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對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可為寶藏。今日欲觀察市鎮、會館等各種研究目標在不同時間、空間上的具體位置,只要將相關資料輸入,就能得到,遠較過去以人工處理龐大資料來得省時省力。運用此系統,更可檢視研究所引用的史料是否在時間、空間上零散、破碎而不具有代表性(如前提及資本主義萌芽論所引用材料的毛病)。

  談到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發展,他自豪的表示:「我們這邊有全世界研究中國大陸跟臺灣最好的一個 GIS 中心,我們在資料、技術各個方面,都是 No. 1,甚至與哈佛大學的地理分析中心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比較,我們除了『哈佛大學』這塊招牌以外,其他部分都不輸他們。」

  范教授強調,他與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者都是保持合作、開放態度的,然而這種根植於我方紮實背景的合作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肯定,而是希望各國有興趣的學者都能參與,彼此交流討論,激盪出新鮮的見解。目前中心面臨的狀況是,來中心認真談 GIS 應用的以外國學者為主,國內學者反而較少,這點是比較可惜的,畢竟我們擁有最好的 GIS 中心。在研究人員方面,現在有不少歷史學、人類學的博士後正參與中心的研究,GIS 中心很歡迎,也很需要有熱情的年輕人來參與研究。

 

 

歷史學者的定位問題

  談到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基礎不穩的問題,范教授有其看法:「科學與歷史學很大的不同在於,科學是可以累積的,每個重要的發現,後人就在先前的發現上繼續堆疊上去。反觀歷史學,充斥著個人英雄主義,每個人一篇文章就在一個山頭上面,誰跟誰不搭調,就不來往,這絕不是科學,更無助於一門學科厚度的積累。」這種情形與歷史學者對自己的定位有很大的關係。

  范教授舉纂修《明實錄》的傳統史官為例子。實錄是修給皇帝看的,而史官敢以直書的原則、風格,在皇帝前敘述其父親的政績,這是傳統史家的風骨。

  范教授表示,自己沒事的時候,都會翻看《王毓銓史論集》、《張政烺先生學行錄》、周清澍《學史與史學── 雜談和回憶》等書。他建議我們向三零年代這些優秀的老史語所前輩學習治學精神,不應被現在所見的人事物限制住自己的視野。范教授舉了王毓銓先生的文章〈研究歷史應該實事求是〉為例子:原來今日我們對中國與西方應在兩個不同框架下研究的想法,王毓銓先生早有先見之明。而像張政烺、翁獨健、邵循正這幾位老先生,不論在行事、學術、語文上樹立的典範,都值得我們不時回顧,用以反省自身定位的依歸。

  歷史研究本來該如何炳棣院士所說:「扎硬寨,打死仗」,但整個中國史的研究自上個世紀新史學開始,已是在一個非常初步的基礎上開展,且又不得不去跟一些已經很花俏的世界打交道。所以回到歷史學家的定位問題,我們是將自己定位在職業還是志業的位置上?如果是志業,那就得仔細想想到底要做什麼事情了。以中國史研究基礎的積累來說,這是要花很長的時間,需要很多的人,一點一滴打底的,中國這樣的文明、歷史真像一個無底洞,必須一直投入基礎研究,去打造研究中國史的基礎。一個經過良好訓練的歷史學家可以在這當中扮演一個相當特殊的角色,這種工作就像燈蛾撲火一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做完,但我們不能沒有這個堅實的基礎。

  范教授指出,這種紮實的研究,日本人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做得頗為出色。有些人說日本人只重史料,只懂得堆砌一大堆史料,其實不然。他們研究中國史也反映出他們的民族性,他們是全體一起關懷一個大題目,每個人都做螺絲釘。看他們的研究,不能只看一個人的研究;川勝守、森正夫等都是一群人共同探究問題。像研究賦役、明代一條鞭等,日本人做得非常紮實、完善。我們可以不同意日本學者的觀點,但是對於他們用功的程度、收集資料的勤快謹慎,是應該好好學習的。

 

對院內明清研究發展的建議

  范教授瞭解院內學者普遍繁忙,促成學者間合作的目標可能陳義過高,因此建議我們不妨先做些服務性工作,以嘉惠有志從事明清研究的國內外學人。

  第一階段可以做書評服務,例如京都大學的《東洋學文獻類目》,收集整理各國東洋史、中國史的研究,已經做了很久,是純粹服務性質的,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現在資訊流通快速且繁雜,難免錯過一些精彩文章。大家會去翻閱《歷史研究》、《史語所集刊》,但其他較為冷門的期刊,如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of History,也偶有一兩篇明清經濟史的文章。如果能定期整理一些重要期刊的篇目,以電子郵件或電子報形式傳遞給大家,是很實用的。

  再來,可以對有志從事明清研究的國內外學子提供服務,比如說大陸或國外的學生可能想來臺灣拜訪某些學者,我們可以從中引介,甚至協助尋找住宿、圖書館等;而對於那些想找臺灣某本專書或論文的國外學生,我們也可以幫忙複印資料,寄給他們。這些服務對海外想找門路、資源的學子而言是相當有助益的。

  最後,范教授認為,如果我們能促成研究生的討論會,並邀請一些著名學者參與評議,也很有意義。

[1]I-chun Fan, “The Rice Trade of Modern China—A Case Study of Anhwei and Its Entrepot Wuhu, 1877-1937,”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0), pp. 205-257.
[2]這套海關資料現已由近史所檔案館整編纂定成冊上架,歸屬外交部門檔案分類之下。
[3]對明清江南市鎮蓬勃發展的說法持保留與存疑看法,相關論點可參見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3分(2002年),頁443-552;范毅軍:《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明清太湖以東地區為例,1551-186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