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安教授演講「『房稿』與晚明科舉時文風潮:一種出版習慣的歷史」紀要

 
講題: 「房稿」與晚明科舉時文風潮:一種出版習慣的歷史
書名:
主講人: 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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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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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22 年 10 月 18 日(二)下午 1:30 至 3: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撰寫人: 林小涵(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項下科技部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刊登日期: 2022/10/18
 

  徐兆安教授,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及近代思想史、制度史,著有學位論文 The Fifth Great Chinese Invention: Examination and State Power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Taiwan、《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並於海內外期刊、研討會發表〈古老的社會幽靈:陶希聖與王亞南的社會科學官僚論〉、〈以考試清算學校:1920與1930年代中國的教育破產論與會考實驗〉、“The longer abolitio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1900s–1910s)”、〈革命只是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摸索〉等多篇學術論文。
 

前言


  徐教授首先說明,完整結集的房稿雖已散失,但晚明士人文集收錄不少相關序文,提供遠超於近人研究中所見零散卻關鍵的資訊。這些資料有助於重構房稿興起、轉型的歷史,作者、編刊、評選者之間的關係,刊行時間、數量,及其影響力等問題,具有三項學術意義:一、掌握並補足對晚明時文風潮之研究;二、示範如何在文本佚失的狀況下,進行書籍史研究;三、藉此提出理解晚明思想文化的新進路。
 

房稿性質與進士時文流通量的暴增

 

  對於房稿的記述,晚明至清初士人多根據沈德符 (1578-1642) 《萬曆野獲編》及復社成員楊彝 (1583-1661) 的說法。徐教授舉較少受關注的黎景義 (1604-?)〈歷科制義選序〉為例,並由楊彝與黎景義的敘述,分析程墨、房稿主要以來源區別,「程」文為主考官(總裁)擬為標準(程式)的範文,「墨」卷是中舉士子於考場作答的文章;房稿之所以為「稿」,因其為新科進士「所藏」的平日習作。徐教授蒐集到數量眾多的房稿序文來印證此解讀。上述資料修正了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將房稿、墨卷、朱卷視為同一物的見解,以及周啟榮 (Kai-wing Chow) 以內容為五經文或四書文區分「房稿」與「墨卷」的看法。

  萬曆初年,身兼時文名家、考官,極可能也是房稿發起人的馮夢禎 (1548-1605),估計明初迄於當時的四書文墨卷,僅有約莫一千八百篇在流通,《書經》則有一千二百篇,可見進士考試答題刊行的比例並不高。徐教授據陶望齡 (1562-1609)、張鼐 (1572-1630) 所作的房稿序文中「文四百有三篇」、「積成六百餘首」,及選家羅萬藻 (?-1647)「自張通十八房,得文不下萬記」等記載,認為萬曆至崇禎約七十年的時間,房稿的增長幅度十分驚人,也因此改變了時文評選的時間感。

房稿起源與進士對「名外之名」的追求
 

  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進士房稿〉條記載,與其父沈自邠 (1554-1589) 同於萬曆五年 (1577) 中進士的馮夢禎,當年已搜羅同年進士的文章約二百餘篇,刊為選集《藝海玄珠》。馮夢禎在萬曆十一年 (1583) 擔任房考時,又選刊所取進士的文章為《一房得士錄》。雖然馮夢禎兩部房選的序文今已失傳,然而徐教授由萬曆初年科場的事態,推論其刊刻房稿之舉,很可能是為了回應當時輔臣張居正 (1525-1582)、呂調陽 (1516-1580)、張四維 (1526-1585)、申時行 (1535-1614) 子弟參與會試的風波。馮夢禎兩度選刊房稿,最初應是從政治考量出發的自保措施,卻因此造成進士文章流通量暴增,甚至改變進士與考官的自我定位。
 

文章之權在下亦在上:房選選家與考官進士的人際網絡
 

  徐教授指出,在「房選」出現初期,即顯示進士與選家的密切關係,甚至可說是交織在兩者間的人際網絡,促使「房選」出現。沈德符、楊彝關於選家興起的記述,雖然各有不盡準確之處,卻都指向文壇宗主王世貞 (1529-1590) 之子王士驌 (1566-1601) 為開「房選」此一新評選風氣的先驅。沈德符指稱,王士驌於萬曆二十六年 (1598) 選成的房稿名為《閱藝隨錄》,此書在沈氏追記時雖已不傳,但由王氏為《閱藝隨錄》續集所作序文,可見正集、續集皆博採時下流行文章,加上王士驌與友人的精選作品而成。徐教授考察王士驌《中弇山人稿》,認為沈德符極可能誤記王士驌房選書名,據王氏文集,王士驌在萬曆二十六年刊行的房選,應名為《戊戌十八房選稿》,分作上、下集。對比於沈德符,楊彝的敘述,甚至無法將各種時文類型一一對位,多有難通之處。

  錢謙益 (1582-1664) 在討論晚明時文選家風尚時,提及王世貞另一子王士駿 (1569-1597) 曾同樣評選時文。徐教授認為科名不高的王氏兄弟,越級評選進士的文章,可能與兩人在父親王世貞交遊圈中被眾多名流推奬有關。例如,馮夢禎曾嘉許王士驌、王士駿的舉業文章「妙有才情,所謂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以縱橫天下」;又如時文名家黃汝亨 (1558-1626)、輔臣王錫爵 (1534-1610) 之子王衡 (1561-1609),都曾為王士駿的時文選集作序。王世貞人際網絡中眾多一流人物的推許,有效地推動功名較低的王士驌、王士駿兄弟評選時文的名聲。
 

房稿未盡,社稿踵興:崇禎時文領域的變與不變
 

  無論崇禎時期或清初文士,皆有社稿地位逐漸超越房稿的記述。徐教授藉由辨析社稿代房稿而興,以及相關選家凌駕進士的兩種說法,重構崇禎朝時文領域生態,與張溥 (1602-1641) 對復社的定位。

  任源祥 (1618-1674)、杜登春 (1629-1705)《社事紀略》皆可見「從萬曆房稿到崇禎社稿」的看法,卻難以解釋包括復社領袖在內的崇禎朝選家們不斷出版房選的情況。張溥在崇禎元年 (1628) 的房選序文中,開始將房選、社稿並提,直到他為社稿《天下善》所作的序中,才清楚地論及房稿(「集房書之文進退之」)、社稿(「集同人之文而進退之」)的特質,並指出兩者本質並無區別,僅有難易之差,社稿能補充房稿、房選,利於評價一科進士整體的文章優劣。顯示此時選家領袖張溥的時文評選觀,並未脫離萬曆時期湯賓尹 (1568-?)、姚希孟 (1579-1636) 等考官建立的傳統。

  雖然如此,由張溥領導的復社卻低估了房稿傳統中,房師與門人關係的核心位置,以及在出版房選時,由於暗藏社中成員文稿的情形,淆亂了社稿與房稿的界線。徐教授認為,在崇禎初年迅速興起、茁壯的復社,既沿襲原有的時文風潮,也無法超越時文潮流中固有的規則。崇禎朝復社成員各種軼出時文慣例的嘗試,在建立新的選文權威之前,先損耗了自身的信用基礎。

結論

  房稿在萬曆到崇禎朝的七十餘年間,引起了政治、社會不同層面的連鎖反應,卻在進入清代後迅速瓦解、消散,其緣由主要有三點:一、房選出版節奏快,於每科會試過後刊行,待三年後新一科進士誕生後,舊稿便已過時。二、清代科舉政策改變,使房稿失去制度基礎,不再被重視。三、明清易代之際,房稿與其喧囂、好事、好名的文化背景,被文士視為明朝覆亡之兆,或是導致學絕道喪、國家傾覆的禍根。徐教授透過考證房稿的具體特質與時人賦予的意義,補充晚明時文研究中長期失落的重要環節,同時提出理解晚明思想文化史的新視角。

  演講後的綜合討論中,主持人劉瓊云教授及楊玉成教授、林桂如教授、王鴻泰教授等諸位與會學者,熱烈地就房稿的重要性與合理性、其物質性與出版步驟,以及細部的選文來源、評選法、流通方式等問題,與徐教授進行對話。徐教授對上述問題,逐一進行回應,演講於熱烈討論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