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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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報告人: 楊自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佳銘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朱湘鈺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總結人:
召集人: 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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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3 年 4 月 19 日(五)下午 3:00 至 7:00
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
撰寫人: 楊自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佳銘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朱湘鈺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刊登日期: 2013/04/19
 
  本次「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於 2013 年 4 月 19 日假國立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舉行,發表人為楊自平教授、陳佳銘教授與朱湘鈺教授。

  楊自平教授在〈張惠言《易》學新探——治《易》理想與即象言禮析論〉一文中指出,張氏治《易》的理想在於探究聖人作《易》之旨,因虞氏《易》去古未遠,故以之作為探究聖人之旨的途徑。張氏的《易》學觀及治《易》實踐皆以「象」為核心,即象言理、即象言事、即象言禮。張氏對漢《易》的繼承與開展,既繼承荀、虞氏消息、卦變理論,以考察象的結構與變化,建立陰陽消息體系;亦融合虞氏釋象及鄭氏以禮治《易》的基礎,發展出「禮象」及對周代禮制意義的深刻說明。此外,張氏亦有功於宋《易》,既開展了宋義理派釋《易》所未重視的以禮治《易》的新方向,亦藉漢《易》補充了宋《易》釋象之不足。張氏並非自期成為虞氏《易》專家,而是希望回到《易》本身,探求聖人之旨,故開啟了漢《易》與宋《易》會通的可能,從《易》象與《易》辭,理出陰陽大義,推得性命之理與禮的精神義,實可作為我們治《易》之參考。

  與會者提出兩點疑問:一是張惠言重禮是否與乾嘉時期「以禮代理」的時代背景有關?二是張惠言即象言理的理,其義為何?報告人回應,張惠言重禮,與其治《易》關係較密切,當然時代因素亦會產生影響。張惠言藉虞氏《易》以治《易》,然虞翻重釋象,僅偶言禮,相較下,鄭玄談禮較多,故依鄭《易》以談禮。至於張惠言所談的「理」是指陰陽大義,原本鑑於已有學者對此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故未多予著墨,但為了更完整說明張氏《易》學特色,日後會再增補。

  陳佳銘教授的〈論朱子的心中之理〉一文,旨在對朱子「心具眾理」、「理在心內」等觀點提出解釋,說明為何朱子不屬「心即理」的陸、王系統,卻又常強調「理在心內」,並常說格物就是在明「心中本有之知」。本文所參照的觀點有:朱子弟子陳淳所說的「心」是「理與氣合」;前輩學者錢穆、唐君毅所說朱子的「格物」是「求諸外而明諸內」之說;以及楊祖漢教授近來的新觀點。綜合上述諸說,文中提出幾點結論:一是依著「理氣合」、「功能總體」來理解朱子的心,可說是介於「心即理」與牟先生「心具理」中間的一種理解,這很可能是朱子的原意。二是朱子的「格物」型態並不能以一般所理解的認知、認識視之,朱子不斷指出格物就是在使吾心本知的理彰明、擴充出來;且朱子肯定「本有之知」,甚至直接用「本心之知」一詞。因此,我們可以說,朱子的「格物」就是使吾人本有的良心作用能完全彰顯。當然,這並非「逆覺體證」,只是通過格物使吾人本知此性理的「本心之知」,能完全顯明。三是朱子心中的性理有「理在氣中發」的意涵,這就是朱子立說的道德動力所在。此性理之發雖非心能自發道德之理,但此性理時時可作用、警策、引導吾心去做道德實踐。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是朱子的心中性理仍是以存有論的型態來解釋道德,無法創造道德法則,否則他就不用作格物工夫了,故若以康德的分判為標準,仍屬他律道德。二是本文上半部以為朱子講心中性理,大多以存有論的方式論述,後半部才肯定朱子有對道德之理的本有之知,文中似有不一致之處。朱子講人人皆有理,應非是存有論的進路,而仍是從他對道德之理的尊敬,即義利之辨處肯定人人皆有理,並非是存有論的「只存有不活動」之「理」,這類似理性主義的「先天觀念」。三是本文對心的定位尚不明確,應予確定。四是朱子的心也許與象山言心的角度根本不同。也就是說,朱子不願將心簡單劃歸屬理或屬氣,很可能一講心,就是心、理不分的講。對於這些問題,報告者回應指出,本文只將朱子的心中之理規定於「本有之知」,也就是人人對道德法則有一種天生的理解,這就是朱子的良知、本心;但也承認牟先生所說朱子是以存有論的方式來建構其哲學思想。

  朱湘鈺教授〈王道《大學億》析論〉一文指出,隨著科舉制度日趨嚴密與道學自身的發展,儒家經典遂帶有「夫子自道」的個別性色彩。此特色到明代,如《大學》版本的擇取,甚至意味著理學家的思想立場與工夫進路,可謂達到高峰。明代採取《大學》古本,雖非陽明 (1472-1529) 首開其例,但配合良知之教的思想,的確成功地扭轉了朱學獨大的學風。值得注意的是,「古本」抑「改本」,看似對峙的兩造,卻隨著朱、王(陸)之辨的時代課題,出現「朱、王折衷」的《大學》經解。由此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共同的對話場域(經典)上,是無法劃清朱學與王學的界限的。職是之故,朱湘鈺教授從王順渠 (1487-1555)《大學億》著手。王順渠具多重身分:既是陽明、甘泉早期的門生,後轉向朱學陣營,最後為黃宗羲 (1610-1695) 收編於甘泉學案中。朱湘鈺教授透過探究此書的內容,除了呈現此時《大學》經典詮釋的多元面向外,也藉此闡述王順渠的思想特色。

  與會者針對此文提出幾點重要建議:王順渠中年之後主張三教融合,《大學億》的內涵是否三教融合的作品?還是以儒家為主?此當闡述清楚。其次,王順渠對《大學》的詮釋似乎大體上依照朱子所言,是否自成一套或可再論。另外,經典與本心的關係並不是對峙為二的論述,或可修正為「心即理」與「心具理」的比較。而王順渠的心性論頗與甘泉之心性論及工夫論相近,可再補充之。又:文中最後一節論道體的部分或可另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