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第十五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讀書會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李佩蓁以「民夷相安？——福、廈條約口岸的華商動向與經營策 (1842-1862)」為主題，報告起自五口通商後，迄天津、北京條約開放第二波通商口岸為止，廈門和福州二個通商口岸的華商活動。此課題主要探究三個面向：官商心態、海關稅收及華商在不同通商口岸的流動。首先，雖然福建的地方大員，如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等，抱持「民夷相安」的心態，亟盼商民不與洋人交易、往來或接受基督教信仰，但面對商業利益時，官、紳、商的態度實出現顯著差距。例如，劉韻珂在福州開埠時，邀集士紳，要求所有居民舖戶不可向洋商買貨，以迫使洋商放棄福州口岸。然三個月後，卻有華商向洋人通報此一官方密令，在洋人抗議之後，官紳等遂無法再禁止商人往來。由此可見華商積極與洋商交易、合作的態度。

　　其次，雖然由福州將軍每年提出的「閩海關徵收全年稅銀數目摺」可看出從道光二十四年 (1846) 之後，閩海關常稅就一直低於定額 186,549.547 兩，以致福州將軍年年都須賠還。而福州將軍對於稅收不足的解釋，不外乎戰禍、內亂導致地方不靖，行商倒罷，無力復業等，呈現出福建沿海貿易一片蕭條的景況。但戶部官員卻認為除了管關將軍「總理不善，用度太煩」之外，胥役家丁人數過多，且商人勾串家丁少報關稅，加上走私偷漏等因素，才是造成稅收短絀的主因。比較兩種不同觀點，提醒我們一方面對於福州將軍說詞應重新審視；另一方面也應考慮常稅的數額是否確實能反映實際貿易的狀況，尤其當時確實存在大量走私的問題。劉韻珂就指出，「廈門汊港紛歧，島嶼錯襍，貨船到彼最易走私」。如道光二十五年 (1847)，有同安縣何厝鄉民開設私行，製造船隻，企圖引導洋商在廈門口外卸貨走私。道光二十六年 (1848)，福州口岸也發生類似的走私情況，有閩縣商民以小剝船向停泊在閩江口羅星塔洋面的英國船包攬載貨、販售鴉片，且「獲利甚厚」。直到咸豐二年 (1852)，兩批爭相向英船包攬貨物的華商在江面上互起衝突，甚至牽扯到洋人槍傷華民，演變成涉外事件，這些狀況才為中央所知。

　　最後，尚可注意已與洋商交易經驗豐富的華商，利用通商口岸開放的時間差，向新開放口岸流動、活動的情形。如廣東商人最熟悉對外貿易事宜，在五口通商後，便有大批廣東商人被聘為洋行買辦；胡波《香山買辦與近代中國》一書便是討論一群來自廣東香山縣的買辦商人。福建剛開港時，也曾有一廣東人陳恭倫假冒英國通事來到福州招搖撞騙。又如英商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的船長率洛文 (Thomas Sullivan) 曾聘用一名熟悉臺灣沿海情況的泉州人張烏豆出海，到臺灣各口走私鴉片、樟腦；張烏豆後來定居臺灣打狗，繼而成為英商怡記洋行 (Elles & Co.) 的買辦。

　　報告結束後，與會老師們分別提供建議。近史所賴惠敏老師建議再多查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以更完整建立此時期的關稅收入數據。福建最重要的是茶葉貿易，研究者可從檔案中了解茶葉貿易的路線與稽稅關卡的位置。而閩浙總督王懿德在咸豐三年 (1853) 提出的茶稅章程，對福建茶葉貿易亦有相當影響。

　　臺史所林文凱老師認為，使用清代檔案的關稅資料來看地方貿易，確實會對地方貿易的實際狀況產生落差，若參照同一時期英國領事對於廈門口岸的觀察記錄，可發現當時由於走私貿易盛行，連英國領事都不相信關稅收入僅止於此。因此，閩海關稅收的變化與其說是反映貿易實況，毋寧說是反映中央對地方控制效力的盛衰。原先中央三年評估一次海關稅額，以便確切掌握地方海關的狀況；清中葉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衰退，海關稅收短報、假造的情形於是日益嚴重。

　　人社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劉序楓老師提醒，日本學者村上衛〈閩粵沿海民與清朝：以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貿易為中心〉一文就發現福建商人在鴉片戰爭前，已經與外商互動頻繁；另外其他與廈門貿易相關的研究，都應納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