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第十九次讀書會紀要

 
報告人: 林子雅(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李孟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召集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2 年 12 月 28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第十九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讀書會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林子雅、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李孟衡分享近期研究成果。

  林子雅以〈試析清代 (1723-1850) 稅關稅收史料與城市經濟關係——以滸墅關為中心〉為題,指出滸墅關稅收多寡與蘇州府經濟地位起落有著連帶關係。清廷在京杭大運河沿線設立稅關,徵收關稅以充實國庫。其中滸墅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稅關機構,位在江蘇省長洲縣,蘇州府西北方三十里處,是聯結長江水域與大運河的交通要衝。又,江南水運網絡發達,蘇州府、滸墅關位置相近,唇齒相依,逐漸形成重要的經濟廊帶,例如:江南生產的棉布、湖廣產出的米糧均經蘇州、滸墅關等處運往北方各地販賣;東北出產的豆貨亦南運至滸墅關、蘇州一帶販運。

  根據《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內閣大庫檔案》等史料統計分析,滸墅關稅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雍正二年至乾隆十三年 (1724-1748),稅收起飛時期,其時清人入主中原,平定戰亂之後,致力恢復全國社會經濟,特別是江南地區。雍乾之際,蘇州一帶已人口稠密、工商業繁盛,經滸墅關流通的商品種類繁多,尤以糧食、紡織品、木材及各類雜貨為大宗。第二期是乾隆十四年至嘉慶四年 (1749-1799),稅收穩定時期;乾隆十四年 (1749) 上諭:「嗣後正額有缺者,仍照定例處分。其各關贏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該部按所定分數議處。永著為例。」又,乾隆四十二年 (1777) 新例:「嗣後各關徵收盈餘數目,較上屆短少者,俱著與再上兩年復行比較。如能較前無缺,即可覈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責令管關之員賠補。」於此階段,滸墅關稅收逐步定額化,大致上每年都是足額徵收,甚至有些年份是溢額的。第三期是嘉慶五年至道光三十年 (1800-1850),稅收減少時期。由於江南地區常年水災、河道淺阻、缺乏雨水等因素,遂使滸墅關稅收下滑,連帶影響蘇州地區景氣不佳,百業蕭條。至太平天國破壞蘇州時,大批人才、資金遂匯流上海,最終改變了江南地區的商業網絡。

  李孟衡在〈朝貢體制與東亞政治文化——以十七世紀前期之中韓關係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在十七世紀東亞世界的國際秩序中,明朝建立的封貢體制舉足輕重。在此基礎上,明朝與朝鮮、越南、琉球、女真等「番邦」屬國構成不同層次的外交關係。此外,這些「番邦」屬國內的政治派系鬥爭也會牽動本國處理與明朝外交的態度。誠如《明實錄》、《朝鮮實錄》等史料指出,朝鮮王朝的王位繼承鬥爭有賴爭取得明朝冊封而取得合法地位,例如光海君 (1608-1623) 的繼統問題。首先,光海君既非嫡子,亦非長子,繼承其父朝鮮宣祖李昖,明朝於「禮法」上對此頗不認同;又適逢明神宗欲立三子為皇儲,而非立長,明廷官員遂與皇帝想法分歧;是故,明廷為冊立光海君為朝鮮國王一事,數度猶疑,致使朝鮮政局不穩,光海君心生恐懼,擔心地位不保,誅殺永昌大君、臨海君、綾昌君等王室成員,遂引發「西人派」政變,光海君倒臺,另立綾陽君李倧為王,是謂「仁祖反正」。

  朝鮮仁祖李倧繼位之後,一方面爭取明朝的冊封與支持(例如狀告明廷光海君私通女真),一方面打擊國內的反叛勢力。光海君致書明廷說明,通虜的目的是用計確保朝鮮的安危,而非背離。隨著女真勢力崛起,明廷東北邊防壓力日增,不得不考慮支持仁祖李倧,藉朝鮮之力牽制女真;明廷曾一度支持光海君,至今則稱其廢母殺弟,且有通虜之嫌,以此扼殺光海君在朝鮮的政治勢力。明廷非常實際且彈性地處理朝鮮新君的冊封,從中獲得最大利益。觀察明廷與朝鮮靈活運用植基於「禮法」上建立的「封貢體系」,能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東亞國際秩序」的多元性、雙向性。

  林子雅、李孟衡的報告引起與會老師、同學熱切的討論,並紛紛提供修改建議。首先,滸墅關稅收,不應只有米糧一項,應統計其他出口商品,如棉布、茶葉、絲斤等數據;又,商品銷售路線,涉及商品好惡、市場消長等因素,亦會影響稅關收入多寡,必須詳加調查相關清代檔案,以佐證滸墅關與蘇州府之間的連動關係。其次,東亞國際秩序,單從朝鮮一國討論略顯不足,必須比較當代琉球、越南等藩屬國的政治情勢與明廷的外交互動,強化論述。又,明廷處理「東亞國際秩序」對清朝而言,是否有延續性或獨特性?或可從清代檔案中找尋線索,比較兩朝在處理外交事務上的差異性,內容會更加完滿、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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