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從盧布崩跌看清末華民的外幣操作與應對
報告人: 曾美芳教授(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
時間: 2018 年 7 月 27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中西檔案讀書會」2018 年度第五次讀書會,由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曾美芳教授分享近期閱讀俄國盧布貶值檔案之心得,謹將內容摘要如下。

  曾教授指出,我們目前對於貨幣的認識,多從現今所使用的貨幣出發。因此有必要回到歷史脈絡之中去看盧布問題的前因,以及問題發生後的相關因應。曾教授指出,盧布最初是從既有的銀錠切塊下來,係小額貨幣。到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改革後,盧布才穩定下來。再至 1768 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即凱薩琳大帝)時期,因戰爭軍需導致國庫短缺白銀,另外發行紙幣;較之今日的紙幣,這種紙幣的面積更大,且更正確地說,這一紙幣是一種由政府保證可以兌換等價物品的票券,使用與流通概念與今日相當不同。隨著紙幣出現,也就有通貨膨脹問題,因此也有相應的金融改革。1915 年以前,紙幣盧布都可以兌換;但這之後因為金銀幣不足兌換,紙幣正式轉為貨幣。1917 年十月革命後,新政府宣布舊盧布無用,要發行新盧布。但此事拖延了數年才發行,也宣布新舊兩者可依循比例兌換,但兌換比值很低。這一過程正是華商所面對的衝擊,中國到 1930 至 1940 年代才出現紙幣問題,因此在當時華商對此事認識不足。

  盧布之所以能大量流通於中俄之間,實與東清鐵路(中清鐵路)相關,該鐵路建築完後,以盧布繳稅、支付薪資,也使得盧布在特定區域成為主流貨幣(鐵路線上的稅捐、運費、與俄交易費用)。華商最初有所掙扎,但後來發現並無不妥,加之盧布的兌換還屬穩定,遂逐步接受使用。根據當時報紙所見,盧布的名稱各有差異,這是因為不同時期發行了不同盧布,名稱多樣,如克倫斯基票、克倫斯基小票、羌帖等,致使同一區域內不只一種盧布通行,這些盧布之間可相互兌換,但各自比例不同,如紙盧布的幣值低於金銀盧布。也因為這樣的比例差異,讓華民投機行為成為可能。引發曾教授探究華民態度的起始點是牛子厚的事例,牛氏父子祖產甚鉅,但這兩代經濟投資失敗,反而中落。惟因支持京劇,培養梅蘭芳而在歷史留下大名。牛氏父子其中一項投資就是羌帖,因為漲跌很快,覺得有利益可圖,他們開設許多銀行,不論盧布如何貶值,仍大量收購,始終未思考盧布的實況,導致大量損失。

  曾教授接著以相關案例說明面對盧布貶值的一些對策。首先提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外蒙古在十一月由哲布尊丹巴在庫倫登基建立大蒙古國,通告庫倫辦事大臣限期離境,隨後華商華民被限制活動。透過檔案可知,因外蒙古獨立的狀況下,原屬於華商、華民的財產動彈不得,甚至連自身活動都受一定限制,商業利益有所損失,故有部分求償資料。第二組案例是 1917 年俄國革命之後的問題。面對謝米諾夫(白俄勢力)在各地搶奪物資的情形,華商遭搶奪後無法要回,進而向中華民國政府登記,希望透過國家要回損失。後續嘗試不同方法,例如利用當時中俄談判,先由華商向華商總會登記,不直接與謝米諾夫方面談判,想從庚子賠款下手,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去跟俄國談判,再由庚子賠款中扣除。但這一嘗試從檔案資料來看並未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華商向外交部登記,登記時便不用盧布之幣值,損失數值換算成現大洋價,此為換算基準。但後續盧布持續崩跌,所以看到數字可知盧布數值一路飆升。十月革命之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庫倫與烏里雅蘇臺兩地。這部分檔案討論的重點與謝米諾夫案不同,因為這兩地是赤軍(紅軍)政府勢力開始變大之後,占領區資產歸政府;其次是很多「利權」喪失後需重新再協商,商民損失亦巨大。

  另外有幾個案例也值得注意,例如貿易損失中的商人,其籍貫有不少山東人。再者像毛口崴的華商損失,檔案羅列以商號為主。此外,曾教授指出,雙城子華商損失有一較為特殊的情況,由於該區域不大,卻爆出大量的商民損失,目前雖已經統計,但還無法梳理清晰,留待日後持續分析。最後一個案例是駐海參崴領事的報告資料,這一部分裡個人損失高於商號,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談的個人,更可能是所謂的個體戶,或許其自保應對能力不足,導致損失高於大型商號。損失通報比例最大的是被扣押的物產,另外有充軍、拒付等通報因由。透過這些案例,曾教授初步推論,華商與華民的通報數字,雖是為了嘗試拿回損失,但或許他們當時已預料這些財物拿不回來。從前述談判嘗試用庚子賠款抵扣,縱使未成功,但就後來的檔案來看,彙報的目標是為了用商民債權,換取東清鐵路的利權。

  最後曾教授總結,首先盧布議題必須回歸到盧布性質。曾教授用「紙幣坐化」一詞,點出當時華商未思考到的盧布崩盤問題。第二,盧布是中俄貿易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兩個面向:中清鐵路沿線上的運用,更延伸為投機商品。再來,面對盧布議題,商民與中華民政府處理到最後,想透過外交談判解決金融問題,但策略有所變動。初期想要用庚子賠款的款項扣除來拿回損失,但未成功;後來利用集中債權,以拿回中清鐵路利權的籌碼。曾教授認為,從探討過程中,在盧布已失去流通信用的情況下,能看出商民與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反用這個議題來與俄國交涉,以謀求自身所需。不過曾教授亦說明,本次報告之中,雖想談華商對盧布的認識與操作,但目前呈現還不清晰,日後會再深入研究。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提出問題建議。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首先提問,東北地區的商人其貿易的實際狀況如何?曾教授表示,最初她也十分好奇此問題,但這批檔案主要性質是向中華民國政府彙報的資訊,內容多為商民損失什麼、被搶什麼,因此是單面向的內容,沒有呈現太多實際商貿經營的實況。同時曾教授也提出其閱讀心得,即這批材料會令讀者覺得商民是被動面對,不清楚如何應對盧布貶值的危機。樹德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李華彥教授則進一步請教,華民實際上是向誰通報?流程大略如何?曾教授回應,由華民直接向中華民國各地的領事或領事館通報;亦可見華民向華商總會通報,再由華商總會向北洋政府彙報。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蔡偉傑先生則就其所悉給予曾教授建議,首先從文章報告的角度來看,謝米諾夫案有比較多材料,可與中華民國政府贖回中清鐵路的事件聯繫。但其餘案件、案例脈絡尚不清楚,日後可以再進一步探討。此外華商真的開始面臨艱鉅的情況,是在蒙古二次獨立之後,因此 1924 年之前,彙報雖稱損失巨大,但真實情況為何,亦值得注意。另外也可以進一步觀察北滿地區的相關研究,對此議題也會有所助益。

  中興大學歷史系游博清教授則詢問,袁世凱執政與後續的北洋政府是否有了解俄國情況的顧問群,以提供相關決策建議?曾教授指出目前已知的檔案無法回答此問題,日後會嘗試梳理。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李佩蓁女士詢問研究斷限預設與報告中牛子厚的故事,曾教授指出,牛子厚的故事並非在檔案中即有,而是很多資料談到人們炒作盧布,但並未看到直接操作的史料;至於研究斷限的設定,係根據現有的檔案整理而來。

  關於檔案本身的狀況,曾參與整理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碩士衛姿伃指出,目前利用的檔案係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設定相關研究課題與範圍,地域範圍涵蓋中國境內新疆、蒙古、東北地區,以及俄國中東鐵路沿線的城市。有興趣的學者可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檢索系統中找到更多線索,這些檔案都已經數位化,方便後續研究開展;再者,也可以參考民國時期期刊(特別是已數位化的部分),與近史所檔案相互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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