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清廷對色楞格河流域的管理與商民活動 1755-1911
報告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時間: 2018 年 4 月 27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2018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王士銘報告,主題為「清廷對色楞格河流域的管理與商民活動 1755-1911」。報告人首先利用線上地圖 (Google Map) 向聽眾介紹喀爾喀蒙古,並說明此次探討的主要區域是位於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色楞格河流域,簡稱「後地」,係光緒三十年 (1904) 庫倫辦事大臣德麟奏摺所用之詞,實指「哲布尊丹巴的呼勒(寺院)後方的肥沃之地」。

  本研究主要關心清朝政府利用「票證制度」方式控扼後地經濟,且著重兩個問題:十八世紀以降,清廷開放內地貧民進入漠南地區謀生,為防止這些貧民潛入後地,乃制定部票管理辦法加以控管。其次,十九世紀中期俄國與清朝簽定通商條約,俄國人得進入後地貿易,以致內地商民、蒙古人與俄國商人在汲取後地資源上形成競爭及合作關係,著實考驗清廷的統治策略。與本研究相關的先行研究,其中較值得留意者,如趙雲田、呂文利的研究對報告人啟發較大。另外回顧準噶爾地區的研究,也能觀察部票制度在新疆地區的運作,以供參照。

  喀爾喀地區的開發,不僅於色楞格河一地,也包含科布多等地區,研究者也有相關成果。庫倫與買賣城的研究成果亦不在少數。最後,報告人所依據的材料,包括蒙藏文化中心的檔案及清朝官方檔案等。由於整個研究時間跨度長,自乾隆二十四年 (1759) 至宣統年間,因此留心於特定事件。

  清廷的部票管理制度具體運作時間,由乾隆二十四年至宣統三年 (1911),不過相關案例可回溯至康熙年間。其制度規範可從《大清會典事例》找到相關記載。這項制度細分為二個票證管理系統——理藩院及地方衙門,其目的是保護蒙古風俗和生計,以及防止商民與蒙古人往來甚密,勿得聯合對付清朝:乾隆二十四年,清廷規定內地商民前往喀爾喀各旗貿易,須在多倫諾爾、張家口、綏遠城申請理藩院部票;理藩院審核商民身分及出口理由之後,請上述三處衙門代發部票給商民。商民抵達目的地之後,須向當地衙門註記部票且領取該衙門票證,始能在該地貿易。以庫倫為例,清廷規定內地商民在庫倫商民事務衙門註記部票之後,領取該衙門發行小票前往部落貿易,須在三個月內返回庫倫買賣城。

  庫倫商民事務衙門除發行小票外,還有施行一種票證「地票」。它主要針對少數在後地種地的內地商民做出規範,勿得干擾蒙古游牧。領地票的商民得向蒙古部落地主合法租土地墾殖。這些商民來源有二:一是早年因清廷征伐準噶爾而來到後地屯墾者,二是乾隆以降部分通過審查的領部票的商民。由於清廷制度及後地氣候限制,據乾隆四十年 (1775) 紀錄,庫倫商民事務衙門只發行三百張地票,嘉慶八年 (1803) 發行六百二十一張。換句話說,清廷在後地施行的票證有三類:部票、小票、地票。報告人據此整理領票人身分,並繪製他們在後地的分布圖,發現其所在地位處水源地與交通要道,也是清朝政府設置台站的地點。

  恰克圖是清朝與俄羅斯貿易的重要據點,距離庫倫約莫八百里。乾隆年間,清廷共計三度關閉恰克圖市集,迫使俄羅斯在外交、軍事問題上讓步。由於市集關閉改變兩國貿易狀況,對領票前往恰克圖及後地各旗貿易的商民生計及人數會有影響。乾隆三十五年 (1770) 至四十三年 (1778) 關閉市集期間,庫倫商民事務衙門登記在案的商民人數由三百餘名減少到五十多名;且有遏止無票民人出入後地的作用。乾隆五十七年 (1792) 清廷與俄羅斯簽定《恰克圖市約》,雙方貿易進入穩定期,而後清廷沒有利用關閉市集作為制裁俄羅斯貿易的手段;且針對前往喀爾喀各旗的內地商民採取更加嚴格的審查機制,防止無票民人潛留蒙古部落。

  嘉慶八年清廷為防止無票民人潛留後地,對後地發布禁墾令,主要原因是許多內地商民違法居留後地,且申請部票程序出現紕漏。禁墾令發布之後,持有地票的商民日趨減少,即意味著合法墾殖活動在後地逐漸消逝。其重要影響之一是糧食供應日漸不足,糧食價格逐年攀高。為應付此等狀況,當地官員、庫倫商民與蒙古人之間發展出一些方法,默許無票民人潛留部落,且改由商民「指導」蒙古人種地,三方互取所需。

  光緒八年 (1882) 再遇變革,清廷解除後地禁墾令。此與清廷和歐美各國簽通商條約及遭遇新疆回變與內地災荒有關。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後地除原來的庫倫商民、蒙古人、俄國商人外,湧入了一批新的內地移民,導致後地的蒙古人產生生存危機感。與此同時,後地遭逢天災,加速改變了蒙古人生活方式,前述各方人等與都在爭奪土地資源。於此時期,土地不單純僅做為貿易、種地之用,也包括礦業開發,其中著名的案例是俄國商人柯樂德在庫倫開挖金礦。

  內地移民一波波進入後地,可根據他們從事的產業觀察出彼此間的差異性。山西、直隸移民主要從事商業、農業。其中又有先來後到之分,晉商長期以來是庫倫商業的主要群體,京商於咸豐年間立足庫倫;而後,天津、山東移民主要從事採金業,大多是採金工人。清廷開放內地移民墾植後地,最受衝擊是後地的蒙古人。由於游牧經濟特性,蒙古人常將牲畜作為與內地商民交易的物資。而牲畜須等待一段時日孳養育肥,因此內地商民允許蒙古人先行賖買茶磚、布匹、糧食等日用雜貨;待牲畜長成之後,商民們再行前往部落取牲畜。商民與蒙古人交易過程,商民往往決定了商品價格,蒙古人經常吃虧、欠債,以致雙方時常發生糾紛,形成清廷統治後地的隱憂。此等現象在光緒八年後越來越明顯,造成蒙古人傾向尋求俄國支持的局面。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就相關內容提出建議。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首先指出,本次報告還可加入的研究視角,像是新疆與蒙古之間的比較,可以參考米華健的著作,由此觀察蒙古的限制為何。另外,根據報告人的論述,從部票管理一環看來,清朝有效的管理此地;但是根據一些檔案,可以看到未納入部票管理的商民,其數量規模也不容忽視,當一起比較。最後,在史料運用上,可以更廣一些。例如晚清祥麟的日記內容,就與報告人論述認為清朝成功控管人口持不同意見。部票制度縱使要求繳回票證,但人是否離開當地並無法確認,因此可能還要採用碑刻資料加強論證。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則提問,報告中推論之一,提到地票數量與天災問題造成蒙古人糧食危機。但更早之前沒有漢人來,蒙古人也面對類似的天災問題,卻沒有發生糧食問題,這點要如何解釋?會不會是因為與漢人接觸,所以相關的觀念發生改變,天災只是一個輔因。報告人回應,報告中沒有仔細說明,但實際上嘉慶朝之後對於漢人的依存度變高。因糧食不足,糧價飆升之後,其他商品的價格也變高,轉嫁給蒙古的消費,因而作此立論。

  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許富翔副教授對報告人所呈現領票相關分類提出建議,認為小票既是所有人都得領取,則可將之剃除,專以另外的部票、地票來分別即可。另外也詢問報告人,庫倫當地保甲體制與內地是否有別?另外,由於研究時段跨度到晚清新政時期,當地的新政施行情況如何?報告人簡單回應,就目前所見,保甲制度差別不大;而新政時期,雖對於後地提出清理墾戶的建議措施,但都沒有施行成功。

  近史所訪問學人張世慧教授亦對報告的內容提出建議,認為還需要補充的部分有三:土地開墾量的變化、人口數量、糧食貿易流動的資料。如此一來,才能夠支持商民、地票減少以及天災問題,造成糧食問題的邏輯。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後研究人員蔡偉傑博士就後地一詞與報告人交流,認為後地本身指的範圍更大,可以再斟酌。而本次報告的內容,較之題目所指定的範圍還大,因此題目可以再修正。報告人向提問人致謝,並簡單回應張世慧教授的問題,糧食確實有從俄國賣入,嘗試解決糧食問題,但從所見材料,買進仍不夠食用,內地商民及蒙古人才希望清廷再次開放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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