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吳滔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客座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教授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長期從事明清江南研究，近年研究主題涉及漕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於 2017 年邀請吳滔教授演講，講題為「明代嘉定官布考」。本次講題係其 2014 年與日本一橋大學佐藤仁史教授合著《嘉定縣事—— 14 至 20 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的延伸，相關論文則發表在第五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上的〈從折布到折漕：明清時期嘉定縣的漕糧改折及其後果〉。

　　首先，吳教授就題目中之「嘉定」以及「官布」稍事梳理。透過地圖，可以發現分自崑山縣的嘉定縣，位在所謂的「岡身」地區，地勢較他處高，這個地理上的特點對「官布」的產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至於「官布」，吳教授引唐時升《三易集》中〈征布本末序〉：「所謂官布者，即民間市賣之布」一言，提到一疋市場上買的不值二錢銀子的布，卻能當作一石稅糧來繳納，且收儲時是歸宮中內府甲字庫。但這樣的布，在宮中的用途也只做拂拭盤盂等雜用。內府的甲字庫掌收的布疋的包含了：闊白三梭布、苧布、綿布且闊白三梭布更是御用。顯然與只作雜用的「官布」大不相同。那到底什麼是「官布」？背後又有哪些制度呢？吳教授以此角度切入正題。

　　明初並無「官布」名號，與之類似的「棉布」則係明代實物財政的一環，為了因應皇帝賞用的需求而出現，原先僅松江府一府承擔。惟自永樂北遷後，洪武時期所立下的要求乃對百姓造成重大負擔，「漕運轉輸，始倍於耗」，百姓不堪如此壓力，便只好逃亡，也致使社會難以維持。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遂自宣德、正統年間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稅賦改革，也成為日後一條鞭法的先聲。周忱任應天巡撫時，開始推行以他物折米的輕齎折納，以松江府為例，即透過四石漕米折一兩銀的金花銀（十九萬兩，折米七十六萬石）以及以布一疋折銀一兩（二十萬疋，折米二十萬石）的方式，讓民間原先的負擔減輕許多（總折米九十六萬石）。用來折糧的布，係所謂的「闊白棉布」。嘉定縣本身的說法，是在周忱時改革，將稅糧以米一石折布一疋的方式改折，嘉定縣原有十九萬石的稅糧至此改以十九萬疋布代替。但稅賦改革的實施並非僅於嘉定一縣。

　　基本上，改革係以有產布者折官布，無產布者折金花銀的方式進行，嘉定縣的特殊性在於其地全屬高鄉，故為全折官布而無金花銀之派。但這些能抵一兩銀的官布卻又與宮中所用的鋪宮細布及賞軍花布不同，品質較為低劣。原因在於洪武時期，雖對上交布疋有重量與長寬的要求，但至周忱改革時，基於布愈重品質愈低的原因，改為不要求重量，只求長寬合式。如此一來，不僅減輕了民眾的負擔，各地也因此開始要求改派官布。與嘉定縣說法不同之處，在於這十九萬折換官布的額並非是只有嘉定縣所獨享，也包括居高地者（如：崑山縣的岡身地帶），或以府為單位減免（如：常州府之宜興縣）。即便是蘇州府，亦按屬縣的性質分派。吳縣、長洲、吳江、常熟專派金花銀，嘉定一縣因其出產而專派官布，崑山兼派金花銀和官布。官布的改折也造就為了因應貢賦需求以紡織、棉業為核心的市鎮興起。更具體地說，改折官布的受益者除了學界常認為官田、極貧下戶外，岡身地帶的人們也普遍享有這樣的優待。正因改派「官布」直接減輕地方賦役的負擔，關於官布來源及衍化的故事才不斷湧現，其背後蘊藏著錯綜複雜的地方利益之爭。

　　官布利益進一步擴大的緣由，則是在官布的考成上。基於減輕民眾負擔只問長闊不問重量的結果，使得布本身的性質與宮中實際所需有所落差，故不被納入考核官員時的紀錄，地方官因此不用為其負責。導致有派無征，折上加折。對地方更加有利的結果，也使得官布之額成為用來減輕地方負擔的方式。但隨著金花銀的推行，有司也開始著手改革官布舊例。先是降低改折的比例，從折米一石往下調至八斗、六斗，到了萬曆年間則總算將其納入官員考核，期間又與金花銀合一，結束了長期以來的優待。「官布」從輸內承運庫到折銀改輸戶部的太倉庫，本色與折色俱折銀的結果，也使得過往的分別不再具有實際的意義，僅止於會計項目上的不同。回到最初的問題，什麼是「官布」？從洪武即開始折布的松江府記載中可以看到，周忱改革時，該府有闊白三梭布（折米二石五斗）與闊白棉布（折米一石）兩項不同的折米率。《明會典》也往往將闊白三梭布與闊白布分舉，可知實際上兩項的差別，前者是高等級的細布，由官營手工業製造，後者相對低廉，可以在民間市場購買。

　　由於有上述分別，松江府基本上不見有「官布」的名號。然而，從折米的比例上來看，則闊白布或可說類同於「官布」。因此，狹義地說，所謂的「官布」專指嘉定、崑山、宜興等縣的供布，廣義一點或可把松江府部分棉布也納入，則闊白布亦可說是官布，而闊白三梭布則很難算作官布。吳滔教授還將闊白三梭布比喻作「白糧」，專門針對闊白三梭布的「布解」，和從來沒有實行兌運的民運白糧一樣，皆為有明一朝的「重役」。

　　透過「官布」的演變，吳滔教授提出幾項觀察：一、注意到「府」一級行政區的重要性。二、稅賦形式導致的區域落差。三、江南市鎮興起的機制：因應貢賦需求的各式市場。四、財政體制中從徵收、輸送到收儲三個環節。五、從棉布的視角探討明代財政史中內承運庫與太倉庫間的關係。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熱烈提問。提問包含材料中《折漕彙編》文本的形成、如何從嘉定一縣的特殊性連結到府級政區的重要性、從棉與布中間的交易機制到江南市與鎮等不同階級的聚落與貢賦之間的關係等不同面向。在文本方面，吳教授指出《折漕彙編》其實是相當晚期（光緒年間）的文本，主要是因應太平天國後江南一帶減免漕額時，嘉定縣因過去已然普遍改折原因導致在減免時並無受惠，縣內人士為此蒐集資料，期望能得到優惠而撰成。但後來卻仍然沒有得到優惠，究其原因，在於嘉定縣過於特殊，並漸由戶部雲南司改屬江南司奏考之故。至於縣如何連結到府，以及如何看待「府」一級的重要性的疑問，吳教授以負責交納闊白三梭布及闊白棉布的松江府與蘇、常二府做出比較，指出在實際改革時多以「府」而非省做為財政的單位，以此作為回應「府」的重要性。至於市場與市鎮，吳教授先指出，即便嘉定棉產量並非特別高，但由於可以就地使用，故可形成棉布市場，進一步指出洪武體制對於市場的挑戰及因應。尤其永樂北遷後，為了在不打破洪武體制下解決地方社會問題的折征，使得社會必須透過分工來滿足貢賦的機制。這也造就了中國市場並非如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基於貨幣財政而產生，而是因應實物財政交換的需求而興起的特殊性。實物財政較貨幣財政更有可能刺激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