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Samuel Wells Williams 與Stephen Reynolds:中西相遇的兩個個案研究
報告人: 藍培 (Evan Lampe) 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Philosophy, and Global Studies, St. Thomas University, U.S.A.)
召集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10 月 31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李佩蓁(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藍培教授甫於 2013 年出版專著 Work, Class, and Power in the Borderlands of the Early American Pacific: The Labors of Empire,此次應邀蒞臨讀書會,以 Samuel Wells Williams(衛三畏,1812-1884) 與Stephen Reynolds (1782-1857) 這兩個人物為例,來剖析十九世紀早期中美文化交流。

  Stephen Reynolds 是一個水手出身的檀香山重要商人;衛三畏本來是傳教士,後來成為著名的美國外交官及美國第一代漢學家。藍培教授認為,這兩個人物提供截然不同的經歷與觀點,可以理解早期美國和東亞在商業、外交、及社會文化的相遇。回到歷史脈絡下重新檢視他們的個人經歷,可以使我們了解當時複雜的歷史和地理如何形塑美國早期在太平洋的活動。

  Stephen Reynolds 可說是美國革命之子,就像這個新的共和國裡許多其他新英格蘭青年一樣,他發現在海上的生活能滿足他個人對於冒險的渴望,同時還能提供他一份工作。當時麻塞諸塞州已經處於土地匱乏的狀況,年輕人必須向外謀生。他最受人矚目的經驗是作為商船船員,於 1810 年展開一趟為期三年的太平洋海獺毛皮貿易。他在美國西北沿岸收集海獺毛皮,與沿岸的印第安人交易,在商船上經歷一日又一日的嚴酷生活。此行也讓他成為第一代體驗早期廣州市鎮和檀香山城市興起的美國人之一。

  這次冒險後,他返回太平洋,在十年內由起初在檀香山從事小本經營的商人,最終成為一位美國商業資本主義在檀香山崛起的代表性人物。雖然他不曾再度前往中國,但還是在檀香山和中國之間的貿易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在夏威夷與當地婦女結婚,反抗夏威夷那些目中無人的傳教士,成為檀香山社交網絡中最受歡迎和穩固的成員之一。

  衛三畏相較之下是一個更為人所知的人物。他出身紐約上流階層,受到第二次大覺醒復興運動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的宗教感召,於 1833 年作為第一代新教傳教士之一,從美國來到廣州,開始在中國工作。衛三畏比他這世代的任何一個人,更有企圖讓美國人認識中國。他通過出版傳教士期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漢語字典《英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國人文史地著作《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商業指南《在華商務指南》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等等出版品,來達成其目的。

  在他抵達廣州的十年間,英國通過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衛三畏此時成為外交官,在條約港為美國商業和政治利益服務。在 1854 年,他在美國海軍司令培里 (Matthew Perry, 1794-1858) 前往日本迫使其開放貿易的行動中擔任翻譯,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從 1830 年代到 1870 年代,他參與中國通商口岸的社交活動,從事有關於制度發展、休閒活動,甚至大眾科普推廣的工作。他在生涯後期,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位漢語教授。在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之前,他是美國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直到進入二十世紀,當美國人想要了解中國,還是會查閱衛三畏所著的《中國總論》,這是第一部由美國人所撰寫,完整考察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的著作。

  兩人都留下豐富的文獻材料,這些個人資料也是歷史材料。Reynolds 不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不過他每天都會設法寫上幾行生活記錄。十九世紀初太平洋的水手和商人的日常生活原來是一塊未知的領域,但 Reynolds 的日記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補白的作用。他經常隨手寫下筆記,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面對日常煩惱和挫折時,如何即時反應。這些未加修飾的記錄是他個人所記,而非為任何人而寫。衛三畏則更加意識到自己所扮演的公眾角色,他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件(庋藏於耶魯大學),下筆頗為謹慎,有意識地建構其作為傳教士、外交官和學者的形象。在他主要著作中提出的許多構想,其實一開始都先出現在他給家人或朋友的信件中。

  這兩個案例展現了水手日誌、書信和其他較被史學家忽略的相關史料,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中西相遇提出新的問題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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