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二次讀書會紀要

　　Elisabeth Kaske（白莎）教授任教於美國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主要研究晚清地方財政與捐納制度，於今年訪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今日讀書會特別邀請她演講「Taxing for Revolution? Sichuan’s “Contribution” Land Tax, Elite Power, and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State（苛捐、紳糧與革命：從四川的「捐輸」田賦附加談到晚清保路運動）」。

　　太平天國動亂導致民生凋敝，清廷財政困窘，不得不向百姓抽稅，要求紳民捐納，戰亂結束之後，捐納制度也因此有所轉變。本次演講便從 1911 年的四川保路運動出發，當時，保路同志會提出罷稅罷捐口號，號召四川人拒繳田賦、津貼與捐輸，希望清廷收回廢除鐵路租股（一種以開發鐵路為由的田賦附加稅）的成命。以往的學者多認為「捐輸」是一種田賦附加稅，而四川因賦稅過重，人民才利用保路運動抗議清廷的壓迫，但這些研究並沒有解釋田賦附加稅究竟讓人民增加了多少負擔，以及四川士紳們為什麼在要求廢除捐輸的同時，也要求恢復租股？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檢視四川特有的田賦附加稅「捐輸」的歷史，並從《軍機處錄副奏摺》、《清代四川財政史料》、《巴縣檔案》與地方志中找尋線索，分析四川紳糧與政府（中央、地方）的關係。

　　晚清四川的捐輸發展呈現三個階段：同治朝，主要是個人議敘與加廣學額、中額；光緒朝前期（1900 年前），則以局紳經營與紳糧墊借為主，停止加廣學額，限制議敘；光緒朝後期（1900 年後），由於政府財政困難，徒增地方負擔，遂限制局紳經營及紳糧墊借。

　　第一個時期，清廷在正稅之外，為鼓勵士紳捐輸，會給予各種報酬，如匾額、牌坊、封典等議敘虛銜，可謂變相的賣官鬻爵；或加廣學額、中額，激勵士紳參與科舉考試。理論上，所謂「捐輸」者，應為朝廷聽任紳民自由認捐，再給予相應獎勵，然而四川的「按糧捐輸」，是一面利用強制手段催徵，以之為田賦的附加稅，一面又運用議敘、加廣學額等鼓勵的手段，因此，捐輸並非簡單的附加稅。此時，四川各縣紳民對捐輸雖然評價不一，但對於議敘、廣學額等措施的重視是頗為一致的。

　　第二個時期，四川各縣出現各種津捐局、津貼局或捐輸局。由於津捐局的經費來源主要為紳民認捐，因此這些機關會定期組織紳糧會議，分攤捐輸金額與利息；並監督戶防、書吏及糧差，避免舞弊情事。久之，津捐局亦成為地方政府的債主，在預先上解捐輸款項後，隔年不但連本加利從花戶徵收回來，還能額外收入各種雜費，協助其辦理地方事務。例如：巴縣的津捐局一面監督書吏、糧差徵收田賦和津貼、捐輸；一面以利息雜費等收入籌辦育嬰堂、慈幼堂、救生公所、養疴公所等慈善事業。於是，士紳維護地方社會秩序的角色益形重要，籌辦津捐局為他們帶來榮譽、收入，與發言權。

　　到了第三個時期，清廷為應付甲午戰爭與庚子變亂的軍需及賠款，除了在原有糧稅的基礎上增加新的稅收，又考慮向國內發行公債，但一切改革方案往往遭遇傳統財政制度的阻礙。例如：1898 年開辦的昭信股票，本為代替獎勵捐輸而設，後來仍舊淪為捐輸的一種，並未償還其本利。這段時期，四川的地方紳民普遍不信任清廷，尤其昭信股票的籌辦過程不清不楚，這筆經費亦未如實地應用在開辦新政與戰爭賠款上，而是被官員們中飽私囊的情況非常嚴重。再者，庚子後，地方紳民籌辦津捐局的美意又全被清廷破壞，不只經費遭到任意挪用，形同詐取錢財，給予的回饋也很少。更重要的是，在清廷廢除科舉制度之後，由於捐輸所給予的種種獎勵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至此地方精英與政府缺乏聯繫管道，彼此歧見遂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保路運動的爆發。

　　1904 年，四川省向地方紳民募資，治辦川漢鐵路。原本紳民對租股十分關心，想以租股為捐輸的基底，恢復被掠奪的地方利益。但是，省辦機構卻想藉此機會控制地方稅，加上清廷又在 1911 年宣布鐵路國有化，所有向民間募集而來的資金不退現款，改以股票償還。凡此種種，導致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的對立加劇，遂演變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