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the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By James A. Millwa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召集人: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5 月 24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21 室
撰寫人: 張中復(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作者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教授目前任教於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並於 2010 年起,接任內陸歐亞大陸研究會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 CESS) 會長一職,專長領域為內陸歐亞大陸史與清代新疆史。本書係米華健第一部正式研究清代新疆史的專著,其有系統地從財政、關貿與族群等主題來觀察清代治理新疆的特點和得失,其視野在當前美國「新清史」的研究取向中相當特殊。除本書外,米華健亦關注新疆伊斯蘭教史與當代新疆的分離主義運動等議題。六年前,他出版通史式的專書《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新疆全史》(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本書與此部著作皆讓米華健成為當前美國研究清代中亞史與新疆史領域中的代表性人物。

  本書除導論與結論外,共有六章。在導論部份,作者提出傳統天朝概念下的邊界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關係,以及清帝國主義 (Qing imperialism) 中的邊疆治理觀。於第一章,米華健認為研究盛清時期新疆問題,不能忽視帝國天下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地理上的嘉峪關及其界域概念,此其關鍵者。這在實質上所代表的是兩種意義:朝廷結合內地與邊疆兩種特殊情境,是一種混合式統治策略的分隔點;另一種則是漢人士大夫心理上將傳統夷夏觀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擴展到境外,並產生「宇內一統」情懷的空間起點。就此,作者還特別提及劉統勳的諍言及其影響的著名例子。

  第二章至第四章,米華健發揮其研究地方史與制度史之專長,就乾隆收復新疆後,在當地推動的各種新興政策,包括財政措施、跨境的官方貿易與稅制等提出綜合性的研究觀點。例如:與哈薩克間的朝貢及貿易、商業資本與軍需來源、內地白銀供輸協餉與複雜的地方幣制及其改革等,都是清廷積極以內地財政為後盾,來有效推動治理邊疆的重要憑藉。因此,這也形成嘉峪關內外「商賈雲集」,以及中國重商主義在新疆出現的特殊現象。影響所及,亦開展出更多的邊關開禁、廣設驛站、回漢隔間制度等前所未見的新興體制。就此一脈絡,米華健在第五章中,特別提到各色商賈的角色與貿易規章的多樣性。其中,在新疆與北京等內地的中亞回商 (East Turkestani merchants)、漢人商人、回族商人(東干;Dungans merchants)等商賈,藉由朝貢、茶與大黃貿易、貢玉制與玉石貿易及買賣鴉片等管道,讓新疆成為清帝國中,貿易、財政與重商主義最為發達的邊疆地區。

  第六章至結論,米華健回歸新疆議題的核心本質,從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與社會發展的差異,以及中亞複雜的國際關係因素,討論清中葉後,道光朝爆發出張格爾事件,與日後的浩罕入侵等重大變化。這些動亂雖讓突厥斯坦因阿古柏政權的建立而出現短暫的統合,但最後還是引發清廷再度用兵,將新疆重行納入與內地同軌的行省制度中。

  整體而言,本書重要研究觀點、創見與限制分述如下:

  一、時代斷限方面:從乾隆二十四年 (1759) 至同治三年 (1864),在盛清時期開始將新疆納入版圖後,到阿古柏入侵建立伊斯蘭汗國 (Islamic Khanate) 之前。其中涉及「外患」者,多偏重乾隆朝的阿睦爾撒那的準部問題、大小和卓木事件與道光朝的張格爾事件,但並未繼續處理阿古柏以及之後左宗棠收復新疆等重要事件。可看出作者致力於研究兩個「外患」高峰之間,清代治理新疆的得失及其影響。

  二、在嘉峪關所代表的雙重邊界內涵方面:傳統的夷夏二元界限到清代國家內政化的「西域經略」形態,是本書主要的觀察視野之一。新疆議題在清代形塑「中國觀」與「天下觀」,提供蒙古、西藏與滿洲不同的類型與觀察意義。對於清廷官員與流放的士大夫而言,嘉峪關外是典型非華夏的「異類」世界,但政府主導的關內外商業貿易互動網絡、多樣性稅收與幣制、軍務協餉、城居隔離制度與道州縣體制等內地化措施,讓新疆成為中原內地的擴張性統治區域,同時顯現出傳統中國王朝「經略西域」的延續與典範。這從魏源的《聖武記》與徐松的《新疆賦》等文獻中皆可探知。

  三、米華健受到美國研究中國史傳統訓練的影響,特別從制度史與商業史的角度,強調新疆貿易稅收制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多樣性,其中包括清廷主導的關內外物資流動與藩屬國(如哈薩克)、邊境國(浩罕)的通貢貿易等。這類制度的研究,在以往美國學者中,較少有系統地受到關注。此外,作者也重視商業稅收與漢回(東干;Dungans)、漢、纏回(維吾爾、East Turkestani,亦包括浩罕)等三種商人所扮演的角色,以此來看新疆族群議題的特殊性,此亦為本書重要的研究發現。

  四、全書中,作者研究商業貿易為主導的社會文化與族群關係等議題時,經常會突顯漢回的特殊屬性,以避免陷入以往論及清代新疆族群問題時僅有漢(或滿)與回(應指纏回;East Turkestani)的二元論述架構。事實上,漢回商(東干商人)與漢商一樣,都是活躍在嘉峪關內外的重要商業人士,但其深具漢文化特徵的穆斯林族群屬性,反而使其在漢人社會與纏回(維吾爾、浩罕)社會中都得不到認同,成為兩種社會中的邊緣人。米華健處理新疆的漢回(東干)議題固然相當深入,但對於關內漢回(東干)的社會文化適應、漢人社會對於漢回與伊斯蘭的隔閡與誤解,以及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和四十九年 (1784) 甘肅漢回內部蘇非派之間「新舊教爭」所引發的民變(蘭州事件與石峰堡事件),及其影響之後清廷的伊斯蘭教政策等重要背景與史實都極少涉獵,因此全書難以讓讀者完整地瞭解漢回(東干)商賈在新疆-內地互動議題的特色與重要性。

  五、米華健不繼承 Joseph Fletcher 研究中,亞納合什版底耶 (Naqshbandiyya) 之蘇非主義教團與大小和卓木等重要歷史脈絡與影響(包括道光年間張格爾事變)的傳統筆法,來做為清代治理新疆與伊斯蘭「聖裔」所代表的外患現象之重要憑藉。畢竟要有系統地研究納合什版底耶等蘇非主義教團的傳教脈絡及其在中國的影響,是需要中亞學與伊斯蘭教研究的特殊訓練基礎,這方面米華健深知其成就無法超越 Joseph Fletcher,故其新疆研究的脈絡仍究以中國內政史的角度為依歸。其實,五十年前的日本學者佐口透,在其代表作《十八-十九東トルキスタン社會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年),已將納合什版底耶等蘇非神祕主義教團在新疆、甘寧青等地的傳教與涉入中國內政的部份提出相當完整的研究視野,但其影響除日本學界之外,所獲得的關注卻頗為有限。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