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四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y Waley-Cohen, Joanna, New York: I.B. Tauris, 2006.v
時間: 2013 年 4 月 19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21 室
撰寫人: 陳東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四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作者衛周安 (Joanna Waley-Cohen) 是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長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中國與西方比較史,以及帝制晚期中國文化史。本書為新清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品之一,與作者有關新清史研究領域的評論作品,同為國際學界所看重。

  本書除序言與結論外,共分五章。本書一方面受到其他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啟發,另一方面也擴展了新清史研究的討論範圍。書中主要考察十七、十八世紀,清朝的「軍事文化」與「文化的軍事化」。作者所謂的「文化」,指的是廣泛的文化環境,包括思考方式與理解模式,以及美術、建築、寫作文本、宗教與儀式等層面。本書不僅關切清帝國的軍事文化,亦包含戰爭與軍事相關的文化,更以「文化的軍事化」一詞,指出軍事與戰爭主題廣泛滲透清帝國文化生活的現象。作者認為清帝國前中期的軍事成就與文化軍事化之所以受到忽視,肇因於晚清以來面對西方帝國衝擊時的潰敗印象,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長期影響。

  於第一章〈軍事文化與清帝國〉,作者指出清帝國最顯著的特徵有二:一是軍事武功的成就,即從建國開始陸續經由長期的征戰,將帝國版圖擴張到遠遠超過前代;二是帝國積極推動文化的軍事化,廣泛重視並顯揚武德與武功的文化價值。本書認為軍事武力與文化的軍事化,兩者之於清朝皇帝同等重要,且相互為用。作者認為清朝皇帝改變過去漢人王朝文重於武的立國精神,轉而重視軍事事務與武功價值,並追求兩者平衡。這種轉變除與漢人王朝的歷史教訓(如明王朝的敗亡)有關外,也與其對於中亞傳統的繼承與認識有關。然而對於武功的重視,並非否定文明與文化(文德)的重要性,而是藉此使得兩者之間的分界與對立得以相互滲透、影響與促進。

  作者將清帝國的文化軍事化計畫,依照帝國建構歷程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 1636-1681 年,即從皇太極到三藩之亂平定為止的帝國初步建構階段,此期間帝國的擴展是願望,還不是必然可能的事業,主要關注的是軍事成就與直接的相關計畫(如對滿州之道、藏傳佛教與八旗制度等的提倡與建構)。第二時期為 1681-1760 年,除 1683 年對臺灣明鄭政權的征服外,主要是平定西北準噶爾之亂,並將西域納入清帝國控制的帝國擴張主義階段。而 1749 年可以說是逐漸過渡到第三時期的開始,該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後,乾隆皇帝開始有意識地推動新的文化計畫。第三時期為 1760-1799 年,即乾隆中期到其過世為止,是帝國停止擴張並追求鞏固統治的階段。乾隆皇帝透過乾隆朝重大軍事武功的表彰活動,[1] 全力推動文化軍事化計畫,藉以表徵與建構普遍主義的皇權統治。

  第二章為〈紀念戰爭〉,作者處理乾隆皇帝對其在位期間所推動的勝利戰爭(即「十全武功」)所展開的紀念活動:包括戰事紀念物、碑刻、紀錄文本(如方略)、圖畫、軍禮儀式等相互交織的文化軍事化活動。這些活動包含兩個意識形態目標,即表彰滿州統治正當性與滿清的普遍主義統治。

  本章指出乾隆皇帝如何透過紀念活動,表徵清帝國對於漢人王朝與中亞可汗傳統歷史遺產的雙重繼承,同時彰顯乾隆皇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普遍統治成就。作者認為,這些活動意圖創造不同帝國屬民對於滿清皇帝統治的認同與忠誠感,並塑造清代特有的「民族」意識形態。此外,某些戰事地點的戰爭紀念活動也有威嚇邊疆地區的作用。

  於第三章〈宗教、戰爭與帝國建構〉,作者討論 1771-1776 年間清帝國在四川的大小金川戰役,剖析十八世紀宗教、戰爭與帝國建構間的內在關聯。作者先簡要說明藏傳佛教在蒙古與西藏的傳佈過程,並指出清朝如何繼承中亞的宗教傳統,發展與藏傳佛教間的政教結盟與統合關係,藉以確立對於蒙古與西藏的控制權,並穩固對整個中亞的統治。其次,作者指出大小金川戰役期間,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藏傳佛教的黃教活佛(第三世章嘉呼圖克圖),來否定與壓制大小金川苯教喇嘛(支持本地叛亂土司)的宗教權威;但在叛亂鎮壓後,並未將大小金川歸於黃教喇嘛統管,而是由當地的苯教與紅教勢力繼續統管。這些作為,正顯示清朝皇帝雖利用藏傳宗教黃教來協助軍事勝利,但也刻意限制黃教勢力的擴張,以免危及西北邊區的統治穩定。

  第四章為〈軍禮與清帝國〉,作者討論清朝前中期幾種軍禮的進行方式與歷史意涵:包括「大閱」(Grand Inspections)、「命將」(Dispatching Generals Embarking on Campaign)、「郊勞」(Welcoming a Victorious Army upon Return)、「獻俘、受俘」(The Presentation and Reception of Captives)、木蘭秋獼 (The Autumn Hunts at Mulan) 等儀式。

  作者強調這些軍禮一方面承繼自漢人的經典傳統,另一方面則參照融合中亞地區的傳統。在這些儀式中,清朝皇帝均位居樞紐地位,其服飾象徵涵納兩種文化傳統,並體現文德與武功之間的平衡與混合,更表徵出皇帝對於所有屬民的普遍統治意涵。其次,作者討論這些軍禮儀式的傳播方式與可能影響,指出儘管儀式的直接參與都是有限度的,但透過許多文本與圖畫的廣泛傳播,這種軍禮儀式的傳播範圍是頗大的,且在某個程度上達成意識形態普遍建構的效果。

  第五章為〈帝國空間的變遷〉,主要討論帝國的文化軍事化機制與相關帝國空間的演變。在軍事化機制方面,作者探討了在行政領域內文、武關係的轉變,藉由軍機處、八旗制度、後勤相關的行政職位與活動,以及政治晉升中武功重要性的提升,說明清朝如何建構其特有的文武雙全觀念。在帝國空間的討論上,作者分析清朝皇帝夏宮承德的廣泛地景——包括承德的宮殿、寺廟、各地山水地景的模仿修築與種種裝飾和儀式活動,指出這些空間地景深刻的文化軍事化意涵。

  結論部分,作者除總結以上論述,並進一步建議考察清代軍事文化與其後二十世紀中國軍事文化間的歷史關聯。

[1]乾隆朝主要戰事即乾隆自述的「十全武功」,包括 1755 年平定準噶爾、1757 年再平準噶爾、1757 年平定回部、1762 年平緬甸、1747 年與 1776 年兩平大小金川、1787 平臺灣林爽文、1789 年平安南、1791 年平廓爾喀,以及 1792 年再平廓爾喀等十次重要軍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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