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教授演講「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竊盜案件的分析」紀要

 
講題: 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竊盜案件的分析
主講人: 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 張哲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與談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3 月 19 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賴庭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巫仁恕教授演講「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竊盜案件的分析」紀要
 

  巫仁恕教授長期關注明清城市社會史的相關議題,本次演講介紹巴縣檔案保存豐富的清中葉法律卷宗史料,其中有不少關於竊盜犯罪的稀見資料:「失單」、「勘單」。竊盜是人類社會最悠久的犯罪型態,城市化與犯罪率之間存有一定關聯性,歐美歷史學界對於兩者間的關係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中國史學界在這一部分研究仍屬有限,羅威廉 (William Rowe) 針對十九世紀漢口所做的城市社會史研究,即是少數的代表作。巫教授試著透過巴縣檔案探討城市化與犯罪率關係,以及透過歷史學、社會學等研究方法,探析中國近代以來城市的犯罪空間分布、犯罪型態、預防犯罪機制等議題。

  巫教授首先說明研究對象選擇以重慶城為主,是因為考量在行政區劃上,重慶城與巴縣同屬重慶府,巴縣又為重慶附郭,該城同時是重慶府城也是巴縣縣城;在史料的運用上,巴縣的檔案正好能充分解釋重慶的情況。然而過去對此地的研究多集中在重慶開埠以及抗日戰爭兩個時期,關於清代城市社會史的研究相對不多。根據王笛的統計,嘉慶十七年 (1812) 至宣統二年 (1910) 間,四川省人口的年增長率約 7.8%,而重慶府的人口占四川省的比重相當高。太平天國之亂期間,亦有為數眾多的移民移入四川,據外國傳教士估計重慶城在十九世紀的人口達到四十至五十萬。而重慶城的犯罪統計中,不少罪犯是由外來縣市移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是否也表示犯罪率亦隨之上升?從十八世紀至十九期間重慶竊案的統計顯示,數據方面呈現正相關。

  犯罪與城市空間的關係,是社會學關注的議題,巫教授以此研究觀點審視重慶:重慶城共有二十九個坊,有商業區、行政區、住宅區、宗教區等不同功能區塊,從空間分布來看,竊案多發生在商業區、行政衙署所在的區域。原先帶有軍事性質的校場,十九世紀後多劃為商業用地,成為店鋪商家的所在地,也成為竊案經常發生之地點。又以竊案發生的場所來統計,住宅、店鋪、客店、衙門、寺廟是五個主要發生竊案的場所,其中更以住宅、店鋪、客店占絕大部分,這也反映城內商業化的程度。

  犯罪學者分析,房屋形式與住宅竊案有著極高的關聯,巴縣檔案顯示重慶城的住宅多以篾壁、板壁、土牆、磚牆為主,竊賊多以破壞門扇、牆壁等形式入侵住宅。除了房屋建材以外,房屋的住宅結構或格局亦有一定影響,從捕差留下的勘單可以看出,竊賊多從靠近巷口的廚房門扇進入室內,便可直通主臥,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住宅都是同樣的格局,但被害者的住宅可能都存在類似的缺陷。

犯罪的標的物亦值得探討。巫教授指出,從價值 (value)、可移動性 (inertia)、可見性 (visibility)、可接近性 (access) 等要素來做分析,重慶犯罪檔案顯示,吸引竊賊的標的物以衣物、金屬器、飾品為主,如棉綢、洋布等高級材質的衣物,或是金飾銀飾、骨董玉器等兼具價值與可移動性的物品,竊賊不僅方便搬運也容易脫手。此外,商業區店鋪的商品因公開展示,故具備可見性與可接近性,也容易成為竊賊下手行竊的目標。再者,來到重慶經商的外地商人多雇用勞工搬運貨物,但這些搬運工時常因覬覦貨品價值,將之盜竊販賣。

  官府意識到城市化與商業化帶來的犯罪問題,為了遏止犯罪,於是在城中設置柵欄,一到晚上便將柵門關上,並配合坊捕與更夫的巡邏以防止盜賊。但根據統計,同治朝重慶城市竊案共 1064 件中,僅有 204 件得以確實捕獲竊賊,估計破案率尚不及兩成,多數的案件石沉大海,這類治安機制是否能遏止犯罪?值得深究。

  柵欄最常見的問題是鬆懈與失修,柵夫時有偷懶怠忽職守的情形。除了柵欄設置之外,坊捕的設置是清代城市維持治安的主要機制之一,坊捕的主要工作是查緝報竊的案件,官府會依照被竊贓物的價格以及破案的日期給予坊捕報酬,但因有許多案件無法順利將嫌犯緝捕歸案,在這種氛圍之下,坊捕往往會成為竊案的替罪羊。陳宏謀就曾提及坊捕因薪俸低而與竊賊勾結的現象,巫教授進一步指出,坊捕確有與竊賊勾結之事例,但並不能將其視為普遍現象。

  巫教授總結,犯罪率與城市化是現代犯罪學的重要議題,從歷史學角度也說明了犯罪與城市化關係密切,透過巴縣檔案得以一窺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面向。十九世紀的同治朝,重慶的城市化程度約為 19-20%,達到了一個高峰,而竊盜發生的比例也從十八世紀的 19% 上升至 33%,由此顯見城市化的發展確實提高犯罪的發生率。從檔案亦能看出重慶與巴縣在城市化後產生的城鄉差距,使得同樣的竊盜行為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型態。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賴惠敏教授提出同治朝的城市竊案來到高峰,背後是否跟社會動亂的背景有關?十九世紀以降,重慶的城市人口密度達到一個不可思議的高峰(每平方公里 25,297 人),城市面積、人口密度的數字需要再三商榷;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北京風俗圖》)一書,為清代室內家具的圖錄,或可從這方面著手理解清代住宅空間分布。此外,賴教授以其對內蒙古張家口的研究經驗,指出官府以舖戶冊管理商販與僱工,除了方便管理,更兼具防止竊盜作用。賴教授好奇重慶店鋪商品竊案之多,搬運工人間是否也有幫派組織或管理的機制?貨物有沒有辦理保險,好讓失竊商人獲得補償?最後賴教授進一步肯定巫教授對於長江上游的城市社會史研究的貢獻,補足了歐美學界多著重長江中下游城市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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