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Bickers教授演講「"Better Looking than He Really Is": Being British in Colonial Hong Kong, and Beyond」紀要

 
講題: 「"Better Looking than He Really Is": Being British in Colonial Hong Kong, and Beyond
主講人: Robert Bickers 教授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Bristol)
主持人: 連玲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與談人: 張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1 月 16 日(二)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張家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Robert Bickers教授演講「"Better Looking than He Really Is": Being British in Colonial Hong Kong, and Beyond」紀要
 

  本場演講是 Robert Bickers (畢可思)教授來訪的第二場演講。連玲玲教授於引介中強調 Bickers 教授除了學術成就,更於公共服務上建置了兩個很重要的資料庫,一為「China Families」資料庫,於多種文檔中整理出近代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的紀錄,且提供人名檢索;另一個則是「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資料庫,此資料庫網羅許多近代中國的歷史照片,是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

  Robert Bickers 教授回顧他從第二本書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起轉向微觀史方法 (microhistory),即以深入個人生命史折射其社會與時代脈絡。本次演講其實是尚在進展中的研究,亦採用微觀史方法,未來成果可能會以電影或線上多媒體平臺呈現。

  Bickers 教授敘述此研究始於 1998 年英國報紙 Guardian 對有關東倫敦 Holly Streets Estate 一個藝術計畫的報導。Holly Streets Estate 是始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二戰後擴建,於 1970 年代完成的公共住宅,也是僅存少數高樓 (Tower Block) 型態的公共住宅。它在九零年代迅速沒落,成為暴力與毒品等犯罪淵藪。當局於是與當地居民協商,希望改建為傳統的兩層樓式住宅。攝影師 Tom Hunter 以此開展了一個藝術計畫,內容包括許多當地居民的照片和一系列速寫,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公共住宅政策。

  在這些居民照片中,包括了一位名為 Charles Archer 的老年男性,他是位神秘人物,有著即使在多元文化背景的東倫敦都顯得格格不入的奇特口音。他自稱生於香港,是個孤兒,做過很多工作,二戰時為日軍所俘,在上海浦東的戰俘營待了一陣子。而在戰爭後,他又被共產黨政權視為間諜而關入監獄,直到 1956 年才被釋放,回到英國後定居於 Holly Street。以上自敘有些是真的,有些被刻意模糊,也有些根本是謊言。

  Bickers 教授表示,除了 Tom Hunter 外,還有幾位藝術家如 Peter Marlow 及 Catherine Yass 都曾以這位老人為題材,除了他自願受訪,也因為他是很好的拍攝對象。然而雖然當時 Bickers 教授就對 Charles Archer 感到興趣,但受限於資料不足,於是將此人列檔,束之高閣。直到十七年 (2015) 後,一位研究中國租界之英國法制的退休律師聯絡他,提及有位 1941 年 12 月被上海最高法院判刑的英國人 Charles Percival Archer。於是 Robert Bickers 教授開始追查,結果發現他不僅是租界時期最後一位,也是後租界期第一位被中國最高法院判刑的英國公民。

  Charles Percival Archer 出生於香港,是個孤兒,在馬尼拉上了幾年學,能說數國語言,曾加入警察部隊,但很快便離職了。事實上,他走時捎帶了同僚的財產,而這也正是他 1941 年被判刑的理由。在 BBC 關於 Catherine Yass 作品的紀錄片中,Charles Archer 第三次敘述其生命史,但並未提到他當時之所以去上海,是因為他才在香港剛蹲完十二個月的刑期,甚至其在香港已被法庭宣判有罪多達十一次。他說想回英國所以在上海加入警察部門,實際上是為了逃避在香港法庭受審。

  Bickers 教授展示了一些照片,指出這位在很多細節上撒謊的獨居老人,其照片中自我呈現的形象卻是很瀟灑的,合身的西裝、熨燙筆挺的褲子、規整的領帶和領帶夾等等,可以看出他意圖展現的得體形象。Bickers 教授說明一張在電梯中拍攝的照片,其實象徵著 Archer 重新取回空間權的宣言——因為他之前曾不止一次在電梯中遇襲,並遭到毆打。

  Charles Archer 也用照片來敘述他的人生。Bickers 教授指出他客廳擺飾著三張照片。第一張是擺出健身姿勢、呈現男性氣概的年輕人。第二張是一位俄國女子 Natalia,即他的第二任妻子——儘管事實上 Archer 並未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而是拋棄了她。Archer 與 Natalia 是在日本占領期的浦東戰俘營認識,她是因亡夫背景而被俘,兩人不久後就結了婚。至於最後一張看起來帥氣卻帶著邪性的照片,所對應的是他身為惡棍與黑巿商人的過往。

  1947 年一位駐南京的美國海軍下士 Thomas Malloy 到上海,找上了認識數年的 Archer 說要買金條,於是 Archer 聯絡了當地黑巿掮客余盛孝。在 8 月 1 日晚上,Archer 借了一輛車與 Malloy 去接余盛孝,車子開到郊外後停下,隨即余盛孝遭槍擊且被拋出車外。當地農夫發現他時他尚未斷氣,並交代了 Archer 的中文名字「却利」。警察很快地逮捕了 Malloy 和 Archer,兩人互相指控是對方射殺了余盛孝。最後 Malloy 被送上美國軍事法庭,被判謀殺罪,遣返美國服了很長的刑期;而 Archer 在他妻子 Natalia 的奔走求援之下,雖然免於被控謀殺,依然被判了重刑。

  此一事件在當時的上海是熱門話題,中英文各大報都有報導。英國報紙對他的報導用字帶有種族歧視,輕蔑地指出他在法庭上嗚咽啜泣 (whimpering),暗示他既不英國,也不男人。1949 年上海落入共產黨人手中時,他是提籃橋監獄裡唯一一位英國犯人。當時獄中也有其他國籍的政府官吏和商人,在政權交接時由各國政府設法救援出獄,但 Archer 因為是刑事犯,並未得到救助。1956 年,Archer 被評為有悔改之心而獲得釋放。他去了英國大使館,得到一張往廣州的火車票,其後過境到香港,搭上往英國的船。這位英國公民在四十五歲終於第一次踏上英國本土。

  Bickers 教授自嘲他化身跟蹤狂,一路追溯 Archer 的家族史。Archer 被一位生於巴貝多 (Barbados) 的同名非裔英國人收養,這位養父於 1925 年左右去世,而可能也是非裔的母親去了北京,在風月場所工作,1958 年左右死於貧困。Bickers 教授又由 1960 年代的美國雜誌上一篇題為「香港的神秘女人」的文章,找到了 Archer 的姊妹 Ethel 及 Dolly。她們身為美國籍的非裔女性,一輩子住在香港北角的難民安置營裡。Dolly 在酒吧工作,是個吧女,也可能是妓女,亦曾在德國家庭幫傭。在日本占領期,這對姊妹為了從日軍手中獲得食物,穿著紗麗假扮成印度人。可能為了取得美國籍,Ethel 曾嫁給一個年紀大她許多,在輪船上工作的美國廚師,後來她在 1950 年代於香港去世。Bickers 教授訪問了 Ethel 住在布里斯托的女兒 Rita,她說只要提到 Charles 舅舅,她母親和阿姨就會改說葡萄牙文。

  Bickers 教授繼續挖掘,靠著 Google 和各種報刊資料庫,他在溫哥華澳門之家的新聞報中,找到了 Archer 拋棄的第一任妻子 Valentina,她有十八個兄弟姊妹,屬於香港葡萄牙人,與澳門人又是不同的群體。Valentina 和 Archer 在香港認識、結婚,育有一女 Grace。Grace 在 1950 年代是香港夜總會中的一位歌手,那時約莫十七歲。2018 年,Bickers 教授赴溫哥華拜訪 Grace,她依然熱愛歌唱,且聲音非常好。她談起日本占領香港時,有日本兵到她家,扯她阿姨上樓要強暴她,但她母親及時說她阿姨是為日本公司工作,軍官才制止兵士。但第二天軍官又來了,說是要道歉,帶她騎馬在周圍繞了一圈,Grace 至今仍記得他制服上的汗臭味。Archer 被釋放後到香港時曾經來見他的第一任妻子,這也是 Grace 人生中唯一與他相處的四小時。她回想 Archer 站在門口說要帶她去英國的情景,並表示那時自己很怕他,但也為他感到難過。Bickers 教授指出 Archer 當時除了船票外一無所有,很可能把美麗的十七歲女兒視為可運用的資產。

  在BBC 的紀錄片中將 Archer 和他的烏克蘭女友 Lily 稱為老東區人,Bickers 教授指出事實顯然並非如此,但的確可以說他們是這個極其複雜多元社區的一部分。Lily 曾邀請 Catherine Yass 去拍他們的婚禮,但他們最終並未結婚。2002 年 Archer 去世,幾年後 Lily 也離世了。

  Bickers 教授再度將討論焦點轉回 Archer 攝於客廳的照片。Archer 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張伊莉莎白女王大婚的照片,藉著這張為人熟知的照片,他彷彿想展現自己是一位忠於英國的、可敬的英國人。反諷的是,1947 年 11 月 21 日的《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上,Archer 被判終生刑期的新聞,恰恰與上海巿英國及大英國協臣民歡慶英國女王大婚的消息在同一版。伊莉莎白女王大婚的佳期,也正是他入獄的那一天。

  Bickers 教授由 Holly Streets Estate 的一篇相關報導開始,一頭栽進以 Charles Archer 為中心的整個人際網絡中。這些人活在那個時代幾乎被遺忘的社會陰暗面中,作為不平等條約時代下的貧困英國公民,他們既不在英國出生,也幾乎沒有真正盎格魯撒克遜血脈的父母。這群人是多元中的多元,他們涵蓋的地域包括巴貝多、美國(喬治亞州)、香港、馬尼拉、澳門、上海、哈爾濱、北京等;而其自我認同與公民身分則包括了美國人、中國人、澳門∕葡萄牙人、俄羅斯人、英國人,或者還有印度人。這是混亂時世中一群邊緣人的流動,他們經歷侵略、占領,於亂世中掙扎求生。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張寧教授感慨地談到作為一位歷史學者,長年以來書寫對象由教授到審查人都是同行,以致從未去思考要如何寫一個吸引人的「故事」。而等到升等、續聘都完成時,卻已經失去寫故事的能力。Bickers 教授是第一位研究上海外國人的學者,他把這族群分為兩類,一是被西方大商行派駐上海,待幾年就走的職員,另一則是到上海白手起家,且以上海為家的中下層外國人。他於寫作 Empire Makes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一書時就轉向微觀史方法,聚焦於中下層人士的流散 (diaspora)。這些人身分複雜,但都利用自己的英國人身分──哪怕他們從未去過英國──在波瀾起伏的時代、地區生存,因此他們的生活都相當具有戲劇性。Bickers 教授在研究傳教士時主要使用資料庫,較根基於歷史事實;現在他的材料又多了報刊、日記、照片、電影等,但依然被承認為學院派而不是小說家,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與會學者針對研究對象與目的提出了一些疑問,如 Bickers 教授似乎較聚焦於社會下層,其內在動機為何?Bickers 教授想在這些小人物的微觀歷史中尋找什麼?希望人們如何去看待此一題材?此外,在那個國籍可操作的時代,國家或認同對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是否存在?在此微觀史中香港作為殖民地的影響?

  Bickers 教授直言作為一位學者以及人道主義者,他希望能喚起人們的共感 (empathy),也因此驅使他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呈現這些小人物。他追溯在他成為歷史學者前,早從青少年時期開始讀一些人的日記時,他學會了要尊重在書上讀到的這些人的人生,要時刻記得這些都是實在的人,他們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代生存。如果只把 Archer 當成一個時代的註腳,似乎是一種遺憾。Archer 也許當了二十年地下社會的惡棍,但他經歷了一切後重建他自己,努力成為可敬的人或試圖呈現可敬的形象。

  至於國籍與殖民地的問題,Bickers 教授指出,殖民地是香港的屬性,不僅是英國,還有日本占領期。Archer 在他的惡棍生涯中使用了正規或不正規的殖民者權力,因為他除了英國公民身分外一無所有,最終也是仰仗此一身分讓香港當局或出於救難或出於慈善,資助他返回英國。甚至之後他女兒之所以能離開香港,先後居住於紐西蘭、英國及加拿大,也是因為具有英國公民身分。Bickers 教授認為中國國族論述將香港的葡萄牙人、南亞人等的歷史都一筆抹消,它決定香港人是什麼以及怎麼想。但在雨傘革命後,香港已經建立一種多元在地的身分認同,它與中國的任一城巿都很不相同。Charles Archer 和他周遭的這群人沒展示什麼中國性或中國文化,但他們確確實實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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