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威教授演講「從故宮的文物看明代宮廷的漢藏佛教交流」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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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佛教與文明的交會，除了在佛教起源地南亞與內亞交界留下許多輝煌遺產外，其實在東亞地區也不乏各式珍貴文物遺留至今。而近來學界有不少學者聚焦於亞洲文明與佛教交流的領域成果，輔大博物館學研究所亦不落人後，在今年 (2019) 四月邀請到敦煌研究院樊錦詩榮譽院長來臺談論敦煌文物保育，隨後意識到，亞洲佛教與文明交流實際上亦可成為博物館展示學的重要議題之一，故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合辦了系列講座。本次邀請的劉國威教授，為本系列講座的第五位講者，他從故宮明代佛教文物談起，帶領與會者進入亞洲佛教文明的神祕篇章。
劉教授曾就讀於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所（現更名為南亞研究學系），也是該所將研究領域拓展至藏學時，所招收的第一批學生。劉教授首先闡述自己從印藏研究擴展至漢藏研究的原因，乃是源於故宮任職之公務需要，經常舉辦相關展覽並撰寫學術論文等；且該領域於近十來年有不少新發展，故宮內部從事佛教文獻的研究人員較少，這才開啟劉教授漢藏研究之途。劉教授表示，談及漢藏佛教，一般人多聯想到元代蒙古人或清代滿人的藏傳佛教信仰；而談起明代的漢藏佛教關係，多侷限在敘述明成祖冊封藏傳僧人領袖為各式法王頭銜，據以推斷其有攏絡藏人的用意，但卻忽略了明朝某些皇帝本身對藏傳佛教有深刻信仰；譬如明成祖和其孫子宣宗，乃至英宗、憲宗、武宗等都與藏傳佛教頗有往來。明代宮廷與藏傳佛教密切交流的證據，很多都是公元2000 年以後，才被發掘的研究結果。
本次演講，劉教授首先討論臺北故宮所藏《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以下簡稱《真禪內印》）。他指出，《真禪內印》一方面體現「三教合流」的漢藏交流特色。內頁中不但畫有中國傳統文人大臣像，又可見孔子、老子與釋迦牟尼等儒、道、佛代表人像，羅列其中；另一方面，根據新發現的許多證據指出，該典籍也與雲南白族的阿吒力教信仰內涵有密切關聯。《真禪內印》的圖像風格明顯受到西藏佛教影響，其中一項明顯證據就是，其中梵文咒字使用的是西藏通行的「蘭察體」，而非阿吒力教傳統使用的城體梵字。
接著，劉教授指出，根據近年中國大陸學者閆雪的研究，發現此經中「烏賢大王」的「九頭、十八臂、三足踏三骷髏」的形象，與張勝溫《大理國梵像卷》中的造像極為相似，兩者僅手持物不同，其餘均極為類似；且該造像與大英博物館所藏一尊造像，以及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藏一尊同類造像頗近；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將此尊定為西藏大黑天造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大黑天護法造像從未有九頭、十八臂、三足者；因此，劉教授推測這些造像應都與大理白族阿吒力教有關。劉教授再進一步引述各項證據推測《真禪內印》極可能是元末明初時期，由阿吒力教高僧董賢傳入宮中，再由以書法聞名的大臣沈度奉旨抄寫，並由宮廷畫家商喜繪製。
此外，劉教授就臺北故宮院藏元明時期所造〈梵字準提菩薩咒鏡〉揭示漢藏交流反映在文物上的幾項特徵。一為將準提咒和「大輪一字咒」、「淨法界真言」、「文殊一字咒」、「六字大明咒」合誦，此傳統亦是遼代道㲀《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所首倡；二為鏡上鑄寫梵字並不標準，例如將「na」寫成「ga」、「ta」寫成「na」等，部分子音連音字體，初看亦難以辨識，並非尼泊爾或西藏傳習的蘭察體書法，反而具備漢地不懂梵字者，臨摹傳抄時的筆畫特徵；故才有不少誤寫或識別不清的問題出現。最後此鏡梵字排列形式獨特，「咒」字從外圈逆時針排列，未完盡咒語旋入內圈繼續，類似西藏佛教一些本尊長咒咒輪排列，以上三者顯現出元明期間漢藏佛教雜揉的軌跡。
最後，劉教授就漢藏交流的幾個時期歸結出五個階段。談及漢藏佛教交流，最早可追溯至唐代，然劉教授提醒當時漢藏交流不僅限佛教，且各路文獻中發現所謂佛教亦僅有禪宗一流。接著，北宋時期漢藏佛教交流多在青海地區，但並不直接接觸，主要是透過日漸興起的西夏；這部分文獻多典藏於今日俄國的學術單位，近年方有較多研究成果。元代則以薩迦派為主，是藏傳佛教與內地直接接觸較多的時期。而明代則是漢藏佛教交流最為複雜且起伏不定的時期；該朝多位皇帝與西藏僧人來往密切，但也有因親近道教而對佛教不甚親近者。最後，清代則是特意扶植格魯派，並旁及蒙古文化地區。而關於各朝體現的漢藏佛教文明，最早可見唐代南亞文化的貝葉文獻及藏文敦煌文獻。劉教授指出，敦煌藏文文獻的形制與印度貝葉文獻有多項相似處，不僅仿貝葉文獻之橫長形，又分別在卷軸與卷尾穿洞打圈，明顯模仿貝葉文獻。
至於漢藏佛教交流在明代最輝煌的原因，源於明代皇帝與藏地僧人頻繁來往，最具代表為永樂、宣德、正統與景泰幾位皇帝。其中又以永樂年間，與西藏帕竹政權往來密切，並在繼位後派遣使者至西藏，安撫以第悉扎巴堅贊為首的西藏各地勢力；甚至封札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成為明代藏區首位受封為王的首領。闡化王除了三年一貢外，又接獲永樂皇帝修復驛站等命令，此後烏斯藏區通往京城的道路一路暢通，使臣來往頻繁，成就明代期間漢藏佛教交流一項重要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