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賴毓芝教授共同組織的「《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8 月 22 至 23 日於近史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舉行，邀請海內、外學者共同參與及發表。會議首日邀請近史所副所長巫仁恕教授開場致詞，此次研討會共分為一場主題演講與七個發表場次，共計十七位發表者。
 

8 月 22 日
主題演講

主講人：陳芳妹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　題：皇朝禮器圖式的歷史脈絡——乾隆帝的制禮作樂

　　陳芳妹教授以臺南孔廟一組乾隆年間的祭器作為此議題的開端，說明這組祭器是如何透過儀式與儀物等象徵意義演繹來自中央的規範，讓沒有機會面見帝王的地方子民能夠接收到對應的信息。而《皇朝禮器圖式》一書中所記的「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是創新或是傳承？當乾隆皇帝在置辦祭器相關制度時，皇帝曾去過山東曲阜孔廟，廟裡有一套雍正八年 (1730) 製造並贈送的祭器，與之相關的贊文與實物也顯示乾隆皇帝是仔細考證過祭器的來歷與根源問題。

　　接著，陳教授以同樣製作於乾隆十三年 (1748) 的《孝賢皇后親蠶圖》卷作為研究材料之一。藏於國立臺北故宮的《孝賢皇后親蠶圖》共有四卷，圖卷中描繪的是皇后主持先蠶禮的相關流程，同樣是描繪典禮圖卷的還有《祭先農壇圖》卷，主題則是皇帝主持先農禮時的相關圖示，並對天壇、先農壇、先蠶壇的祭典祭儀來解析這些典禮所使用到的器用與《皇朝禮器圖式》的關係。

第一場
禮與瓷器

主持人兼討論人：余佩瑾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發表人：施靜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論　題：乾隆朝瓷質禮器的新意
發表人：Dr. Iain Clark 教授 (Independent Researcher in Chinese Ceramics, Sydney)
論　題：A Question of Colour: the Attribution of Huang chao li qi tu shi Ceramic Ritual Vessels

　　施靜菲教授以乾隆朝的瓷質禮器為主角，首先爬梳禮器自宋代以來的傳統，為了補充或是部分取代青銅器而有改用瓷器的質地。在禮器的器形上則可分成《三禮圖》、《宣和博古圖》兩大系統，而在明初時出現了第三個系統，即明初禮制改革的時候，明太祖將青銅器性質的祭器改為當代使用的瓷碗盤，接著下令以瓷器取代青銅器。施教授以《皇朝禮器圖式》及相關對應的實物，釐清乾隆朝禮制轉變中瓷質祭器所扮演的角色與顯示的新意，也注意到乾隆朝以降出現的各種顏色繽紛的瓷質祭器。

　　接著，Dr. Iain Clark 教授以《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瓷器顏色作為論述主軸，羅列了各式色彩特殊的瓷質祭器與實物對照，並著重討論「月白色」瓷器的特色與定義。

　　本場主持人兼討論人余佩瑾教授也以臺北故宮定義為月白瓷器的藏品給予回應，並為後續帶來精彩討論。
 

第二場
禮與金屬器

主持人兼討論人：許雅惠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清代的金屬祭器
發表人：余慧君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論　題：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的樂器研究
發表人：吳曉筠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論　題：乾隆皇帝對皇朝祭器周代意象的經營

　　賴惠敏教授首先整理了現存《皇朝禮器圖式》的收藏數量與情況，接著爬梳清代祭器改革時的制度，依照帝王、后妃與不同位階身分來製作相對應的祭器；有別於漢人傳統，滿洲人喜歡用金屬的質地來製作器物，因此透過清代製作的「金屬祭器」與《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儀式說明乾隆皇帝所要彰顯的滿洲本位。賴教授也注意到製作時的相關技術，如是先有銅器的祭器再製作其他質材的祭器；或是在焊接技術上雖承襲自明代《天工開物》的技術，但也有嘗試利用不同材料來增進清代焊接的工藝。

　　余慧君教授關注的是《皇朝禮器圖式》中收錄的樂器，共有兩卷，其中細項可再分成中和韶樂、燕響樂隊等，而成書較晚的《皇朝禮器圖式》對這些樂器的規範與《律呂正義後篇》的內容幾乎可以對照，最大的不同點是《皇朝禮器圖式》是將樂器當作「禮器」來看待，而《律呂正義後篇》是記錄樂器種類與音律的專門用書。余教授注意到兩者在燕響樂隊的部分都涵蓋了燕響番部合樂、燕響瓦爾咯部舞樂、燕響回部樂等部樂，這些部樂的加入是因為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在西域俘獲回部樂器八種，因而新增這些部樂，一方面也顯示了乾隆皇帝所展現的政治收編與擴張的目的。

　　吳曉筠教授則是透過史料與現存的實物，試圖解析乾隆皇帝追尋的「古」、「周制」是何種模樣。周代作為政治及禮儀的理想是許多統治者追求的典範，乾隆皇帝亦是；經過史料與實物比對，乾隆皇帝製作的祭器與曲阜孔廟、宋代《釋奠儀圖》的脈絡較為接近。

　　主持人兼討論人許雅惠教授提到，這些祭器、樂器與前代是否有傳承或是聯繫，或是可能受到其他區域如江南、西藏的影響，都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乾隆朝編纂的《皇朝禮器圖式》亦是此次研討會的重點，而這部書在漢傳統、甚至是不同文化之間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都是可以嘗試思考的問題。
 

第三場
禮與科技

主持人兼討論人：周維強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發表人：劉明倩教授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論　題：《皇朝禮器圖式》的〈儀器〉部分
發表人：郭福祥教授（北京故宮博物院）
論　題：《皇朝禮器圖式》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

　　劉明倩教授首先詳細介紹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V&A) 所藏《皇朝禮器圖式》的彩繪冊頁藏品。接著討論《皇朝禮器圖式》關於儀器的內容，書中儀器篇載有五十件儀器物，幸運的是約有四十件有實物存世且皆藏於北京故宮，劉教授以這批存世作品為主，透過銘文與史料互相印證，仔細地說明這批儀器的製作背景、年代與名稱由來。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儀器多半與西洋科學有關，且大部分知識來源是透過傳教士。劉教授也以目前僅存木架子的七呎反射望遠鏡來說明清宮對科學技術的掌握，這件七呎反射望遠鏡已下落不明，但是在嘉慶初年的清宮造辦處檔案紀錄顯示曾經製作了尺寸接近的望眼鏡，即現藏於北京故宮的木製六棱型天文望遠鏡，而這件六棱型天文望遠鏡可能暗示了當時的嘉慶或是之後的清代皇帝曾經使用過。

　　郭福祥教授也是以這批西洋科學儀器為主，重新爬梳整理了相關的研究與史料，強調西洋儀器在清宮的重要性，彌補了目前學界相對缺乏的乾隆時期宮廷科技史，而乾隆皇帝將儀器、鹵簿一同編入《皇朝禮器圖式》，列入禮器與禮制的範疇，亦是從未有過的創舉。

　　最後，主持人兼討論人周維強教授補充了欽天監、觀象臺在清宮的相對空間位置，並認為觀象臺具有宗教、科學、禮制等多重性質的空間，以及清末時天文儀器、欽天監、觀象臺等面臨戰爭時的情況，有部分的天文儀器被帶至法國、德國，郭教授利用書信史料來重塑光緒皇帝命醇親王取回相關儀器的過程。
 

綜合討論

主持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此次會議主辦人之一的賴毓芝教授提到會議的場次安排主要是依照類型與材質，此安排能看到不同的面向，如乾隆皇帝在面對制度的建立與補足上古器物的缺失，對乾隆來說建立完整的時間軸似乎大於物件的「真偽」問題。此次會議成果希望能以專書出版，作為《皇朝禮器圖式》研究的里程碑。

　　問題討論時，施靜菲教授提及會議中關於《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與本會主題的關係，施教授認為雖然前者屬於滿洲自身的文化制度，但其實就如陳芳妹教授所說，乾隆皇帝還是有試圖將兩者鑲嵌在一起，似乎無法將二者分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來討論。陳芳妹教授接著回應，當乾隆皇帝面對強勢的漢文化時，更加積極地推動滿洲本位文化，而《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即是在此情勢下的產物，此書也是由允祿負責整理與編纂。賴教授也提出，若將兩者視作滿、漢抗衡的典籍，但在書籍卷數上兩者差距甚大，滿洲祭祀的重要性到底如何？這部分值得思考。

　　關於《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林士鉉教授也補充到，在乾隆元年至十一年 (1736-1746) 間皇帝下令編纂《三禮義疏》，可見皇帝對於漢文化經典的重現，而《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中主要記錄的是祭祀時的唱詞、使用的器具等，直到乾隆四十八年 (1783) 才出現漢譯本並收入《四庫全書》，內容主要是傳達滿洲文化的經典與根源。余慧君教授也提到乾隆皇帝製作與滿洲本位相關的典籍都有限定的觀眾，與《大清通禮》、《大清會典》不同的是傳遞給整個帝國子民。

　　最後，許雅惠教授提及在中國傳統文化裡也有記錄圖式的相關書籍，如禮器圖、祭器圖，還有另一種是規範禮儀的書籍。清代的《皇朝禮器圖式》內容涉及圖和禮，有趣的是名稱是「圖式」，其中是否有包含儀式展演的部分，也可以再繼續思考。
 

8 月 23 日

第四場
禮與服飾

主持人兼討論人：Mei-Mei Rado（梅玫）教授 (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
發表人：Christine Moll-Murata（莫克莉）教授 (Ruhr University Bochum)
論　題：The Wardrobe of the Empresses: Evidence from the Huangchao liqi tushi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發表人：陳慧霞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論　題：清代朝珠的若干問題

　　《皇朝禮器圖式》關於冠服的部分共有四卷，其中包含男性與女性的服制，男性的部分有皇帝、皇子、親王、貝勒等皇室宗親；女性的部分是皇太后、皇后、皇貴妃等后妃的服裝。莫克莉教授著重后妃的服裝儀制，仔細比對現存的《皇朝禮器圖式》四庫本（版畫線刻）與彩繪本，發現彩繪本在圖說部分不如四庫本詳細；且原先應該視為清代禮制典範的《皇朝禮器圖式》，對照現今可見的慈禧太后照片中，已經沒有按照書中的規範來製服，《皇朝禮器圖式》的約束力在其成書百年後幾乎已不復見。

　　陳慧霞教授以清代的朝珠為題，說明朝珠的材質、形制、發展與佩戴方式。東珠朝珠是清代皇權集中的象徵，早期的朝珠來自數珠，是沿襲自游牧民族佩戴寶石項飾的習俗，具有彰顯民族特色的意涵。陳教授詳細整理了清代朝珠的發展過程，提出順治、雍正是重要的轉捩點。「朝珠」一詞在乾隆朝已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可能叫東珠數珠或是素珠。順治時期的數珠（朝珠）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在形式上會搭配佛頭珠；雍正時期則釐清數珠與朝珠，將朝珠與宗教劃出界線，自此後使用的頻率也大幅增加。最後，陳教授提到可能是受游牧民族將佩戴珠寶視為財富象徵的影響，朝珠並未嚴格規範寶石材質與身分的關係，有時候特別的寶石也會作為祭祀之用。

　　主持人兼討論人梅玫教授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服飾與禮器問題。可以再進一步探討如何將服飾納入器的系統，以及在儀式過程中服飾又是如何加深儀式性與符號性。第二部分是服飾中的展示與觀看問題。最後，由於服飾上有性別的區分，裝飾上也各有規範，服飾作為禮儀的規範與性別的關係也許能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而皇后朝服像上的各式朝珠與性別的關係亦可以更深入討論。
 

第五場
禮與武備

主持人兼討論人：林士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
發表人：周維強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論　題：禮制與戎事：清代軍禮與《皇朝禮器圖式》的武備內容
發表人：Mei-Mei Rado（梅玫）教授 (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
論　題：清宮西洋錦與武備

　　《皇朝禮器圖式》的武備內容共有六卷，周維強教授提到武備中有許多內容與大閱有關。因此便以軍禮中的大閱典禮為開端，考察明代與《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等清代政書的大閱禮制，藉此分析《皇朝禮器圖式》中武備禮器的類別與由來。最後，周教授以武備中的各式槍砲為例，詳細說明不同火砲之間的規範與製作。梅玫教授介紹一批藏於北京故宮十八世紀的歐洲絲綢與清宮仿製的西洋織錦（即西洋錦），其特色是有大量的金銀線，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清宮製作的西洋錦大多用在與武備相關的裝備上，如大閱使用的纛鞬、座騎鞍韉以及皇帝大閱蒙古包中的御座屏風，也會使用在木蘭秋獮之時。

　　主持人兼討論人林士鉉教授回應關於清代大閱與西洋錦的議題，認為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帝王如何看待與應用屬於漢傳統的大閱；而金銀線的使用是滿洲的舊俗之一，這樣的使用傳統也與北亞民族有關聯，在西洋錦的製作上亦有額外討論。
 

第六場
禮與圖

主持人兼討論人：馬雅貞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發表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The Court Production of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Qing Dynasty（Huangchao liqi tushi 皇朝禮器圖式）and the “Export Paintings"
發表人：林士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皇朝禮器圖式》之修纂及其滿蒙西域因素探究

　　賴毓芝教授首先整理了《皇朝禮器圖式》的版本問題，包括分散在北京故宮、V&A 等歐美各大博物館的彩圖版本，這些版本之間的關係複雜，且在描繪的器物上也有所不同。《皇朝禮器圖式》記錄了乾隆皇帝的禮制改革，約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 (1747-1748) 皇帝進行了多項禮制的改革，其中包括祭器與鹵簿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期間內還製作了其他大型的圖譜計畫，如《獸譜》、《鳥譜》與《職貢圖》。接著，賴教授梳理《活計檔》的紀錄，說明這些複雜的禮器圖由宮廷的作坊合力完成，且有雇用外來工匠來繪製，而這些外僱的工匠也將宮廷的風格帶出宮外，因此說明了部分外銷畫與宮廷風格的關係。

　　林士鉉教授主要討論的議題是《皇朝禮器圖式》在編纂過程中關於滿、蒙與西域的元素，試圖更完整地認識乾隆朝的禮制政治文化，並指出乾隆初年大閱、秋獮、東巡祭祖等滿洲特色的活動，需要有對應的滿洲禮儀與禮器；而《皇朝禮器圖式》在樂器部收入蒙古、番部的部樂，應是與乾隆二十四年 (1759) 的征服回部有關。

　　主持人兼討論人馬雅貞教授提出，在製作時間上《皇朝禮器圖式》與《獸譜》、《鳥譜》等有落差，其之間的關係還可以有更多討論；而外銷畫的研究困難在於材料稀少，外銷畫的定義與清宮的關係也應有進一步的說明。對於滿、蒙、回等非漢因素的討論，或許可以縮減範圍並更集中，更加凸顯滿、蒙、回、西域的重要。
 

第七場
禮的實踐

主持人兼討論人：葉高樹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Josh Yiu（姚進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論　題：五供與皇朝禮器
發表人：童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論　題：禮樂的實踐——康乾製磬
發表人：曾堯民教授（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論　題：熱河文廟的設置及其意義—─以祭器為中心

　　在姚進莊教授的發表中，姚教授注意到文獻記載與文物可能存在無法完全對應的問題。雖然在考證學中多會以文獻來印證史實的研究方式，然而文獻有多大的程度能解釋文物本身，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接著，以祭祀中的五供為例，試圖解釋禮儀、祭器與文獻等三個面向的關係。「五供」包含香爐、燭臺、瓶花等，常見於宋元的墓葬中，不過在組成或是位置上都無特定規範。依照《大清會典》的記載，規範了五供的種類、排列與使用，康熙時期的五供僅用於天壇祭祀，到了雍乾時期，以五供來祭祀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使用上亦不限於皇宮，在民間也有使用五供的現象。最後，姚教授以香港文物館的藏品為例，發現不同文物的斗與豆在蓋子上卻很相似，這可能是晚清時期不清楚禮儀制度下的產物。

　　童宇教授以香港文物館收藏的一件製作於乾隆二十九年 (1764) 的編磬為出發點，詳盡地透過史料與文物解析磬的製作、設計、比例、尺寸等；磬可再細分為編磬、特磬，並依照音階不同由高音到低音排列。從製作層面而言，羅列史料並計算出磬的鼓與股之間的尺寸。童教授還提及，乾隆朝禮的「復古」並非要符合漢傳統文化的理想，而是要說明清代能夠在禮制上建立一套專屬的系統。

　　曾堯民教授以熱河文廟的設置為題，以檔案中的奏疏、花費銀兩、規制等探討建立於乾隆四十一年 (1776) 的熱河文廟在清代的重要性。接著，再進一步討論文廟中使用的祭器，曾教授指出《皇朝禮器圖式》中詳細記載熱河文廟的祭器種類與形制，而《欽定熱河志》當中記錄的是祭器種類與數量，二者在種類與數量上雖有差異，但仍可看到此時的文廟設置已十分完備。

　　主持人兼討論人葉高樹教授提出，五供在《大清會典》中有不同的條目與組成，如乾隆朝的《會典》不見王府的祭器規範，這也許說明了王府的祭祀被排除在國家典籍之外，是一種權力集中的象徵。而來自佛教的五供系統，在民間也普遍可見，可以視為國家與社會互動之下產生的祭祀活動。關於清代製磬的討論，葉教授補充說明盛京與熱河都有配置磬，其來源可以更仔細討論，有助於釐清盛京政治地位建構的問題。最後，在熱河文廟的設置上已有精闢的討論，但是在熱河建置的意義上還有待更深入研究。
 

綜合討論

主持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賴惠敏教授總結這兩天的會議成果，也提到今年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了《皇朝禮器圖式》的展覽與工作坊，此展覽十分感謝 Clark 教授捐贈的各項祭器，讓過往只能查找文獻紀錄的器物，在展覽中能夠實際看到相關的祭器。透過此次會議中各個面向的討論，《皇朝禮器圖式》還有許多研究與發展空間，而未來也規劃將相關史料上傳至網路，提供給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研究。陳芳妹教授也認為，此次會議中討論的滿漢文化、物質文化，或是與歐洲的關聯等，都是成果之一。

　　賴毓芝教授提出關於製磬上的尺寸問題，進一步指出康熙、乾隆皇帝對於數字與政治掌控，數字對乾隆而言是否為一個理想的象徵；而盛京變成滿洲根源的時間是否來自乾隆的建構，熱河作為政治的第二中心又有何轉變。陳芳妹教授提及《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與此次會議的主題還有更多討論空間。吳曉筠教授也補充關於尺寸的理想化，對於數字的理想化現象在上古的車馬器中也有出現。

　　最後，童宇教授也同意乾隆皇帝對於數字理想化的想法，並補充說明製磬的相關細節；葉高樹教授回應了盛京地位的問題，提到乾隆朝《黑圖檔》與工部的相關史料，來說明盛京的形象的確是較晚才被形塑出來；至於盛京與熱河的關係，盛京屬於象徵意義的存在，熱河仍是清代的第二個政治中心，皇帝前往熱河的次數也比盛京來得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滿、漢文本內容多有出入，從中可看出乾隆皇帝如何整理滿洲的傳統祭祀，而這個所謂的傳統其實是一種創新，是乾隆皇帝將滿洲祭祀標準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