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毓瑜教授

　　鄭毓瑜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詩學、中國文學批評、辭賦學、六朝美學、漢語新詩學等，有中、英文著作多種，包括專書：《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六朝情境美學綜論》、《六朝文氣論探究》；另有專書論文 “The ‘Natural Rhythm’ of Chinese Poetry: Phys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since 1919”、“La métaphore de le geste, le rythme e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chez Chen Shih-Hsiang”、“Empire in Text: Sima Xiangru’s “Sir Vacuous/Imperial Park Rhapsody” (“Zixu/Shanglin fu”)、“Text and Commenta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與「文法/句讀」的拉鋸〉等二十餘篇；期刊論文〈公理與直覺：梁宗岱詩學理論評析〉、〈由「宇宙詩」想「宇宙人」——從孔子與巴士卡爾的名句談起〉等三十餘篇；並主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等書。

　　鄭教授回憶就學時期，因臺大古典文學研究的老師們，以研究六朝文學最多，包括臺靜農 (1902-1990)、王叔岷 (1914-2008)、廖蔚卿 (1923-2009)、林文月、齊益壽、柯慶明 (1946-2019)、張淑香諸位先生。在選修《文選》、文學史、建安七子文學、《文心雕龍》、《世說新語》、庾信等課程後，就投入六朝文學的研究。此外，鄭教授於 1995 年、1998 年兩度至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訪學，曾旁聽當時知名的海若．亞當斯教授 (Hazard Adams) 的文學理論課程，以及康達維教授 (David R. Knechtges) 的辭賦課程，並由此展開對兩漢與六朝辭賦的研究。

　　鄭教授將辭賦研究上溯至《詩經》、《楚辭》，同時也翻閱歷代賦作，發現朱舜水 (1600-1682)〈遊後樂園賦〉不但是第一篇描寫日本庭園的大賦，同時對明清易代之際的文本詮釋也具有重大意義。結合「文體傳統」與「情境遭遇」加以分析，鄭教授認為對易代之際的流亡者朱舜水來說，挪用〈上林賦〉這類頌美文體，及其代表的的盛世氣象，是象徵自己輔佐、指導的光國卿和水戶學派在日本文化、政治上之影響與貢獻。地理空間無疑可視為某種意象化的形式，「自我與空間」折射出世界觀與自我認同，也因此鄭教授將〈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收入《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中。

　　鄭教授再舉明清之際辭、賦文學表現為例，認為可透過系列擬作與套用典事，發現作者重建「自我認同」的迂迴心路。如尤侗 (1618-1704)、夏完淳 (1631-1647) 等人的「哀江南」書寫，可上溯至屈原、庾信 (513-581)，雖然地理江南幾經遷變，但「魂兮歸來哀江南」像是亙古不息的召喚，超越地理空間的鄉關之思，於歷時中蘊含個人面臨變亂之抉擇而別具意義。上述兩例雖使用不同文體，面對異代時亦做出不同選擇，但皆運用既有之文體傳統，擴充並進行自我詮釋與認同。

　　楊玉成教授贊同前述觀點，認為可以由顏之推 (531-591)〈觀我生賦〉或上述〈哀江南賦〉等書寫為線索，從六朝視野展望明清研究。鄭教授指出〈哀江南賦〉在夏完淳之前已受到文士關注，庾信的問題在晚明亦已廣為討論，對其作為、作品、人品諸層面的辯論，一直持續到清初。顯示傳統文體與重要主題（如忠臣或烈士）在反覆書寫中，參與了時代與認同的變遷史。而晚明幾社、復社成員有許多楚辭體創作，騷體書寫潮流反映出世紀末、易代之際知識分子們的心境。這種悲劇性在晚明的情境下，其強烈程度甚至高於屈原、庾信的〈哀江南賦〉。最後，兩位教授一致認為上述對辭賦研究的討論，顯示明清文學研究需留心探尋所使用的典故、採行之文體傳統等線索，始能有效掌握其創作之寓意。

　　重新聚焦於朱舜水以漢大賦體式所作〈遊後樂園賦〉，鄭教授認為其與晚明文人文學表現呈現出對比，異於此際文人常見「黍離之悲」、「新亭對泣」等「危苦之詞」。〈遊後樂園賦〉挪借〈上林賦〉格式及歷史典故，描寫櫻花盛開時節，作者於庭園遊憩時所見自然美景。象徵其知遇於水戶藩主德川光國（源光國，1628-1700），且藉由推廣儒學參與締造日本文化及政治盛世之人生轉機；展現歷經海外流亡，面臨生死、仕隱抉擇後，終於看見的美麗風景。鄭教授補充說明，《朱舜水全集》卷二辭賦中，僅有堅持不事安南的明志之作〈堅確賦〉及〈遊後樂園賦〉二篇賦體，其它皆為答問、書啟、箴銘等應用文體，顯見賦體之「體物」、「寫志」傳統。

　　楊教授認為朱舜水的例子涉及明清研究中另一有趣的議題——東亞與漢字文化圈，此論題兼具古典∕現代，且包含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的複雜問題。鄭教授指出，朱舜水的〈遊後樂園賦〉散發著歡欣氣息，展現不同於傳統認知的遺民形象，而學界對後遺民論述的關注不斷，如曹淑娟、嚴志雄等多位學者，都著眼於多元的遺民生活樣態。朱舜水以「文化」傳播自我期許，從「亡國遺民」到「盛世新民」的轉變，反轉朝代、地域、政權的疆界。這種「越界」，正是東亞與漢字文化圈研究中非常有趣的部分。楊教授舉顏之推「三為亡國之人」為例，認為文化認同不應狹義的定義為政治面相，明清研究中這類令人感到新穎、近似後殖民的概念，與前述文體問題相同，皆可以上溯至六朝時期。

　　黃遵憲 (1848-1905) 可謂是清代第一位具體介紹朱舜水遺留在日本後半生的第一人。鄭教授在研究朱舜水的過程中，注意到黃遵憲於 1877 年隨何如璋 (1838-1891) 出使日本，與日本友人赴東京名勝「後樂園」遊賞時，重新「發現」入清後受到掩蔽的明遺民朱舜水。在《日本雜事詩》中以「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稱揚朱舜水；並在遊賞後樂園後寫下「夷齊西山不可得，欲以此地為桃源」諸句。鄭教授思考黃遵憲兩詩的差異，一首是講采薇而食的遺民，另一首則似尋得生命中的桃花源，並由此斷裂尋探索朱舜水的複雜心曲。尤其因跨越國界與文化（空間「位移」與文化「移植」後）形成的間隙，使得朱舜水有機會反思「志士」（義不當死）與「忠臣」（當死）的分際，而不必限於「不食周粟」這種「在地」、「當朝」之決絕處境，反而開展出「後遺民」的華美勝景。

　　鄭教授談到研究黃遵憲的因緣，是 2007 年至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訪學期間，在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偶然讀到被歸錯架位的《黃遵憲全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介紹日本宗教、土俗及各種近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知識。光緒二十一年 (1895) 對日戰爭失敗後，清廷官員曾感嘆若能透過《日本國志》掌握並效法日本，或許就可以避免甲午戰爭之敗局。黃遵憲作有《日本雜事詩》，後人又輯錄其六百多首詩為《人境廬詩草》，梁啟超 (1873-1929) 曾讚美其為「詩界革命第一人」。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運用平仄較不嚴格、類似具民歌特質之竹枝詞描述海外見聞，布滿歷代典故的語彙，與末尾的自注，往往在語意或指涉事物上並不一致。在注解中經常出現許多新詞，關注明治維新後的西化情形。鄭教授認為《日本雜事詩》透過舊體詩面對新世界和新事物，新∕舊之間如同一場拔河，成為舊傳統與新知識相互交流與對談之場域，是討論世紀之交文化越界與回應∕抗拒等問題的極佳事例。

　　鄭教授由此反思近現代研究中常見的「追新逐奇」現象，指出包含黃遵憲在內的許多外交人員，於出使、參訪時仍以舊體詩創作，這些事例說明舊詩體式背後蘊含著龐大的知識體系，足以成為折射、回應新事物的媒介。舊派詩人藉此描繪文化演進的樣態，其中傳統與現代的拉鋸與協調顯得格外有趣。對此，楊教授提及外交官（行人）自古有「賦詩言志」的傳統，但近來明清領域研究多未深究此面向之看法。鄭教授推論，此問題或與目前的學術養成多為斷代、主題之學相關；然而，掌握傳統框架、形成知識譜系對從事明清研究者非常重要。楊教授也指出在明清研究中，晚清、民國文學有趨新的特質，若忽略其中傳統脈絡，會使整體論述顯得飄浮，缺乏基礎。

　　鄭教授指出這種新、舊衝擊與拉鋸的灰色地帶，除了呈現極為特別的文化圖景，尤其牽涉如何「表述」的問題。黃遵憲於二十一歲時即感受到「今人學古語」之傳譯困難，但直到光緒二十八年 (1902) 他五十五歲，〈致嚴復函〉中才提出「造新字」、「變文體」兩項改革方案。不過，所謂「造新字」，如加偏旁或假借、附會（如擬音）、謰語（連綿字）等，仍屬傳統造字法；而「變文體」不過是運用夾注、倒裝語、自問自答、附表附圖等方式，皆古已有之，無法解決古∕今語如何對譯的根本問題。雖然黃遵憲未摸索出足以面對新世界的新論述方式，但這些論點持續受後來者關注，如胡適 (1891-1962) 的文學革新論述，就聚焦「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鄭教授指出「語言」和「文體」事實上也是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兩大主軸，顯然中國文學研究無論其範疇是古典或現代，所探討的問題都有共同的基礎。

　　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中皆提及博覽會，鄭教授引述胡家瑜研究，指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世界上博覧會最多的時期，同時具體呈現一種「現代視線」；而這種注重分類與評比的博覽會視野，正可與中國傳統以為天地萬物彼此親近相連屬的「引譬連類」知識相對照。而博覧會不僅只是「知識的眼光」，同時也是「政治的眼光」；不止是「進步的意識」，更是「進步的意識型態」。博覧會是國力較量的場合，也是從原始到文明進程的展現，鄭教授引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談到日本治臺期間自認為文明的一方，參與萬國博覧會時「展示」了較為「原始」的臺灣原住民；但有趣的是，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眼光中，日本亦常被歐美等國視為原始的民族。

　　楊教授補充，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首重文學性，但越接近近代，文學背後所涉及的文化經常是政治的。例如萬國博覧會的展覧，其中「展示」的概念與商業密切相關；「人種志」觀念影響博物館與美術館的設立等。鄭教授指出現代學校分科與文法觀念同樣出於上述「博覧會的視野」。楊教授再次強調，研究文學（尤其是近現代文學），必須具備文化研究眼光。對此鄭教授舉芒福德 (Lewis Mumford) 的研究為例，認為機器文明之首——鐘錶的發明，可上溯至十三、十四世紀，包括「準確性」的追求，可以計算、分割等新的時空感知，以及所建立的技術體系與「現代視線」，在在引發中、西詩學上的連串討論。


 

　　1915 年 9 月，胡適於綺色佳 (Ithaca) 通往紐約市的火車上，突然想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逼上梁山〉）這句宣言，就此揭舉「詩國革命」的大旗，1917 年胡適、陳獨秀相繼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與〈文學革命論〉，提倡白話、革新文學的呼求一時風起雲湧，認為從「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器，可斷言也」。

　　在文學革新的論述過程中，從 1915 年〈論句讀及文字符號〉，1916 年〈逼上梁山〉中爭論「白話是否可以作詩」，1917 年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9 年〈談新詩〉提出白話詩的「自然音節」與「具體性」，1920 年教育部公布施行新式標點符號，明確「標記」詞句的性質種類（如疑問句），並「點斷」句中各部分在文法上的位置與交互關係，1920 年《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廢除古文，1921 年胡適綜合曾經發表的文章，完成長文〈國語文法概論〉；短短五、六年間的一連串改革，取代了傳統基於「句讀」、「吟誦」的讀書作文法，也等於宣告新思維、新感受與新文學正式登場。

　　鄭教授認為，正因白話馴化為「國語」，而成為有標點、文法的定準化表達「媒介」之後，新詩的「新」才從此在各式各樣的模擬、對抗與實驗中展開。「『新』詩」創作背後最需要深入討論的是漢語的「現代質地」。

　　換言之，現代漢語詩的產生，背後最需要重新討論的是漢語的「現代」轉型。許多精熟古典詩的朋友往往不能同意新詩的句法為何如此不整齊，我們當然也可以舉出古詩詞的歌行、雜言體回應，但是鄭教授提出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好好面對漢語的現代轉型，還沒有好好發覺語言本身如何自我革新。

　　鄭教授《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一書，特別將研究聚焦在漢字現代化的工程，這當然不可忽略當時追求拼音化（拉丁化）、簡化或甚至廢除漢字，以進入文明與科學新時代的說法；但是，對於漢字（漢語）「如何現代」的思索，並非僅有一種「現代（或科學、機械）」轉型的取向——如字母化、透明化或線性化，反而是開放給「有機體」所可能生發的「多義」情境，這無疑可以視為漢字試圖翻轉「現代視線」的重要進程，也同時是漢語詩「現代化」不可忽略的重要關鍵。

　　最後，鄭教授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萬萬不能忽略新詩在漢語語言學中最中心的地位：現代漢語的試煉，包含詞彙、語序、構句、聲音與意義的種種關係，沒有透過文學實踐是不可能完成的。新詩的發展在技術體系、工業文明的威脅中，重新連繫人與世界的新關係，這樣的新詩才能把語言帶回其發聲表意的本質，從而成就真正的「漢語『新』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