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婉嫻教授演講「西方醫學與亞洲殖民地:以香港為研究個案」紀要

 
講題: 西方醫學與亞洲殖民地:以香港為研究個案
主講人: 羅婉嫻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主持人: 李尚仁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科技部計畫「臺德 (DE) 國合計畫-醫藥文化的物質性:介於歐洲與東亞之間」
時間: 2019 年 6 月 21 日(五)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701 會議室
撰寫人: 黃寶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羅婉嫻教授演講「西方醫學與亞洲殖民地:以香港為研究個案」紀要
 

  羅婉嫻博士為香港浸信會大學歷史系的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香港、新加坡及近代中國的醫療史。本次演講中,羅教授便以香港為例,探討西方醫學在亞非國家的傳播情形。她指出,做為一個華人社會,今日香港的中醫和西醫,兩者之間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別,而西醫在香港的推廣與帝國的殖民活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香港醫療史先行研究的較重要學者為蔡永業醫生,其本身為政府的醫護官員,對香港醫學發展與政府建設方面相當熟悉。而葉嘉熾教授、梁元生教授以及黃文江教授則整理了相當多香港醫療史的資料,共同編著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Hong Kong 等書。從醫療機構方面著手的有 Elizabeth Sinn(冼玉儀教授)所著之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該著作以東華醫院的資料為主。羅教授建議,如果對香港醫療史感興趣者,務必要參考該書,因為此書透過討論東華醫院的成立經過,揭露華人的醫療社會狀況,對了解香港醫學的發展相當重要。

  若要進一步探討西醫在香港的發展,就不得不回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背景過程。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主要與 1842 年《南京條約》、1860 年《北京條約》及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條約有關。十九世紀英國在華貿易因中國不願意開放市場,以及清政府較忽略貿易,而處於非常不利的情況,故英國希望利用香港作為對中國貿易的基地。不過,正因為英國視香港為發展對華貿易的跳板,所以英國不願意投入太多資源來發展香港的民生與醫療。另一方面,香港人口的增長也是原因之一,因為人口成長太快,香港政府無法有效的掌握香港人口;在無法預估發展醫療政策的投入所需時,香港政府傾向建立簡單的醫療體制。因此十九世紀時,香港的醫療發展以興建醫院為主,在提供集體治療的方面具有便利性。

  最早將西方醫學帶入香港的是教會,1843 年建立的傳道會醫院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即是希望以醫務的方式展開傳道工作,其他如 1843 年成立的海員醫院 (Seamen’s Hospital)、1850 年成立的國家醫院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雖然提供西醫治療,但都是以洋人為主要的服務對象。華人對西醫的信賴感不夠,以至於他們不是求問中醫,就是在廣福義祠等待死亡,但此舉造成華人曝屍街頭的衛生問題。香港政府為了解決此問題,決定於 1872 年創立東華醫院。東華醫院是由華人自行管理,並且以中醫治療;但同時,東華醫院的死亡率也很高,因為對許多華人而言,它就是繼廣義祠後同樣的存在。

  1870 年代,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再度投入醫療業,透過與香港地方領袖合作開辦醫院,並派一位醫護傳道的醫生管理醫院。1887 年,雅麗氏紀念醫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正式投入服務,其目的是向香港人推廣西醫,提供對華人免費治療的服務。此後倫敦傳道會陸續推動西醫院的落成,包含那打素醫院 (Nethersole Hospital)、產科醫院 (Maternity Hospital) 及何妙齡醫院 (Ho Miu Ling Hospital)。那打素醫院和產科醫院不僅醫治華人,也訓練華人醫護人員。由此可見倫敦傳道會與香港華人領袖關係之密切,並在香港西醫的發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西醫若要能在香港長久發展,需要醫療人員的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887 年何啟等地方華人領袖結合康德黎 (James Cantlie,1851-1926) 等洋人,成立了香港西醫書院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如此便能培養華人醫生,可直接與華人溝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將西醫傳入中國。香港西醫書院課程的一大特點為要求嚴格,目的是為了讓殖民地的醫生跟英國本國內的醫生資格相同。香港西醫書院不只有華人學生,還有新加坡等外國人,然而因港府不承認畢業生資格,因此畢業生不能在香港行醫,之後多回到中國大陸發展。

  香港政府相當缺乏醫療部門,不僅人力不足,薪金亦不足。1883 年雖成立潔淨局 (Sanitary Board),但該機構並非從醫療層面出發,而是從公共衛生層面出發,主要目的是讓人民身體健康預防疾病。此外,港府重視歐人的醫療需求甚於在港華人,例如《傳染病條例》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 通過是為了防止歐人感染性病而立;而直到 1894 年鼠疫爆發時,香港政府才開始關注殖民地的醫療。由於香港是一個轉口港,故容易成為疫情爆發的起點。在帝國主義之下,一個國家是否能有效控制其殖民地的醫療衛生,會影響到整個帝國的生育率。而香港政府在控制鼠疫蔓延的政策上正體現了「帝國醫療政策」的實踐。除了禁止在港華人離港,亦成立專責醫治的醫院。然而華人並不認同港府控制鼠疫的措施,他們認為西醫沒有顯著效用,且洋人醫生無法跟華人醫生溝通,遂逐漸發展成華人與香港政府之間的衝突。鼠疫後,香港的醫療政策逐漸改變,香港政府委派華人西醫鍾本初醫生在東華醫院任職,並訓練本地醫護人員與任用本地醫療人才。香港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並於 1913 年獲得英國承認醫學院的學位資格。同時,華人發現中醫無法治癒鼠疫,轉而嘗試西醫。此時期可說是西醫在香港奠定發展的重要時期。

  1941 年,香港進入日治時期,日本治港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供戰爭資源,日本統治香港與其統治臺灣、韓國的方式都不同,一度用轟炸等方式對香港的醫療設施造成破壞。不過日本人對香港醫療仍有所貢獻,為避免日軍感染,在傳染病的控制上相當嚴格,並且強制注射疫苗。有一說法是日本統治香港時期的醫療對後來的英國政府有傳承及參考的作用,但羅教授認為,日本統治香港時間極短,且戰後香港的轉變影響了英國的統治方法,兩者對香港的管制方式並不相同。

  戰後香港人口突然增長,主要原因是戰後中國內陸生活困苦,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因素,致使許多中國人移入香港。這些移入人口雖然在初期促進了香港的發展,但時間一長,便形成人口負擔,因而促使香港政府於 1970 年代實施抵壘政策。於此同時,香港政府認為一旦提供醫療措施,將進一步鼓勵難民湧入香港,因此此一階段的香港醫療有賴自願團體或是國際性救援組織的援助。肺結核成為戰後香港的一大社會問題,其中牽涉的層面已不僅止於醫療,由於戰後人口大量增長,居住環境擠迫,肺結核的傳染力相當高。在香港政府經費不足的時期,只能先從宣傳教育做起,例如禁止吐痰運動等等;直到 1948 年方成立香港防癆會 (The Hong Kong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並於隔年改建海軍醫院為肺癆療養院。其他還有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協助,在香港展開卡介苗注射運動等等。

  戰後香港的西醫發展相對順利,許多人開始認為西醫是有效的,此外,難民人數上漲,而戰後香港醫療費用便宜或常有醫療補助,使得難民十分依賴香港政府提供的醫療,進而導致醫療資源供不應求。1964 年,香港政府發表《香港醫療衛生服務發展白皮書》,認為香港政府最少要讓無法負擔醫療開支的人士獲得適當的治療。並展開家庭指導計畫,希望能控制香港人口。1970 年代,香港的醫療設施仍然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為了擴大香港基層醫療服務,除了訓練更多西醫醫生,也開始發展多層次的醫療體制。因為經濟狀況改變,香港開始發展家庭醫生,希望經濟狀況較好的病患優先尋求家庭醫生的幫助,然後經濟狀況較差者再去政府的醫院,家庭醫生從此變成香港社區重要的一員。1985 年的《司葛報告》指出,香港的醫院各自為政,造成資源浪費,因而在 1990 年成立醫院管理局 (Hospital Authority),由其統一香港的醫院資源,對全港的醫院進行分工。

  最後,羅教授提出幾點對西醫在香港發展的反思。除了從前述西醫在香港發展的歷史中,可以觀察到西醫與殖民的密切關係外,也有些人批評,西醫在香港已經變成無上的權威,並以「霸權醫學」形容之。而中醫則在殖民時期的香港邊緣化,直到香港回歸後才有中醫的學校及相關發展。從西醫在香港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香港政府的政策對於西醫在港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性,也無怪乎有「霸權醫學」之稱。

  演講結束後,引起眾人熱烈提問。其中有與會學者提問,是否十九世紀時在這些西醫醫院中服務的華人都是基督徒?成為基督徒是進入醫院服務必備的資格嗎?羅教授回應,其中部分華人確實是基督徒,但這並非是進入醫院服務的必備資格;這是由於洋人最初以醫療的方式傳教,導致有些華人病患後來因此改信基督教,並留在醫院服務。學校也有類似情形,但是一般來說,能夠接觸到英語教育的華人,多半家庭本身就有基督教的宗教背景。也有學者詢問 1949 年以後香港的醫學的殖民性為何。羅教授認為,二十世紀以後,可觀察到香港政府有意願更進一步建設香港,故可看到醫療產業逐漸成長,但同時也受限於人口增長,以及受到殖民母國認為不應投入過多福利在殖民地的想法之影響。另外,戰後香港的醫療體系對於其他從中國內陸前來想在香港執業的醫生相對嚴苛,他們往往無法取得執業資格。根據上述情形,羅教授認為可以由香港政府的醫療政策觀察到,殖民政府如何用殖民的方法來建構醫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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