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鴻林教授演講「《明儒學案》與明代儒學研究問題」紀要

　　《明儒學案》為明代思想史與儒學發展史研究的必備材料，足以影響我們對明儒思想，以及明代儒學之實質與廣度的理解與闡釋。因此其中存在的許多文獻學與思想文化史上的問題，相當值得探討。朱教授的演講以《明儒學案》之文本性質，以及其中蘊含的學術觀點為兩大重點，深入淺出地說明「《明儒學案》與明代儒學研究問題」。演講分為三個段落，首先說明「儒學之定義」、「明代儒學史」、明末清初其他「明代儒學史文獻」以及「《明儒學案》的性質」，作為理解《明儒學案》的背景。接著深入討論文本，分別指出《明儒學案》導致的研究困擾、各種版本造成的閱讀問題，目錄學、文獻學以及編輯問題。最後，朱教授說明新版本《明儒學案》的必要性以及未來的規畫，作為本次演講的結論。

　　朱教授指出儒學為「道統之學」，其目的與內容為修己治人的「明倫之學」，至於理論與應用的部分則是理學（心學）與禮學。宋代理學以程朱、陸王、事功為主流，明代則以陽明學、程朱、經世三派特別醒目。《明儒學案》與其他明末清初儒學史研究文獻（如《聖學宗傳》與《理學宗傳》等），皆收錄致力於修己內聖，且有豐富講學活動的儒者。因此，《明儒學案》的性質正如梁啟超所言，包含了「學史」（學術史）與「語道之書」（子書）兩個層次，而伴隨而來的則是《明儒學案》是否足夠代表明代儒學，以及《明儒學案》究竟反映了黃宗羲本人或是被選入者的思想理念兩個問題。此外，黃宗羲不認同《聖學宗傳》與《理學宗傳》「擾金銀銅鐵為一器」的作法，強調《明儒學案》皆是從明人全集「纂要鉤玄」，務使各家宗旨獲得正確表述。因此，《明儒學案》是否達到黃宗羲所宣稱的目標也是朱教授關懷的一大重點。

　　朱教授指出，閱讀《明儒學案》時常受到許多難以理解的文句，不連貫的思路，以及無法讀出儒者的宗旨所困擾，這反映了《明儒學案》可能存在著編纂、謄錄與刊刻上的問題。謄錄與刊刻問題可從文字形音等小學角度解決，但編纂則牽涉文字的義理與語氣，因此較為複雜。對於《明儒學案》的文獻學問題，朱教授認為可以分別從目錄學的角度，討論其歸屬於史部或子部；由版本學角度，討論各版本之優劣與可信度；從校讎學角度，討論應該如何校對及其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因此，朱教授提出了由「版本」而「校讎」而「目錄」再回到「校讎」的工作步驟。

　　《明儒學案》成書於康熙十七年至十九年 (1678-1680)，共有兩個傳刻系統，三個主要版本。三個版本在學案命名、卷次名稱、人物數量稍有出入，選錄文字數量與內容更明顯有所差異。接著，朱教授介紹康熙年間至當代的各種《明儒學案》版本、選本與節本。至於「校讎」的部分，朱教授認為雖然過去在《明儒學案點校釋誤》 (1991) 已指出各版本的點校與文字錯誤，但其實《明儒學案》還有相當數量待解決的問題。在歷代目錄學的歸類上，黃宗羲視《明儒學案》為「理學之書」，《四庫全書》將其列於「史部傳記類」，梁啟超視其為第一本「學術史」及「語道之書」，錢穆則將其視為「史學名著」。朱教授認為《明儒學案》事實上「語道之書」的性質仍然高於其學術史性質。

　　既然《明儒學案》為「語道之書」，朱教授便進一步探討《明儒學案》「語誰之道」。為此，朱教授先是討論《明儒學案》原稿的編纂問題，亦即討論黃宗羲「纂要鉤玄」時，所「纂」所「鉤」的片段語句，究竟反映了黃氏的思想或是原作者的思想？朱教授指出，受限於黃氏「纂要鉤玄」的原則，雖然可以在 History of ideas 的層次中看出各家的思想，但在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層次上，則難以辨明明儒之思想脈絡與背景。在此，朱教授以〈白沙學案〉與〈王畿學案〉收錄的文字為例，現場解讀原文與抄錄刪節後的差異，具體展現《明儒學案》造成的誤解。最後，朱教授總結，黃宗羲將兩篇文字合為一條，原文一篇分屬多處，節取、刪節、簡化與更改原文，造成許多解讀上的困難。因此，現在仍需要一種學者可以放心使用的新版本《明儒學案》。

　　經過謹慎仔細的「版本—校讎—目錄—校讎」步驟，新版本《明儒學案》將有正確的句讀，並呈現引文的脈絡與背景以助讀者理解，作為學者的研究索引。使明儒的思想與儒學的學脈與學派更加清晰，作為與宋元清儒學比較的基礎；而研究者對於明清學者編纂學案的原則與作法，以及黃宗羲的思想與學術主張的認識也能有所提升。總而言之，朱教授認為文本可靠才能夠正確理解原意，有正確的標點才能正確示意。

　　接著，朱教授分享《明儒學案》相關計畫的預期成果，包括有助於學者研究的新點校本《明儒學案》，針對一般讀者的《明儒學案》選注，匯集諸家研究的《明儒學案》研究論文集，以及幫助研究者的「近世學術思想史研究手冊」。最後，朱教授以「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未來工作的期許。朱教授的演講引起了熱烈討論，並分別針對儒者之定義，不同版本《明儒學案》案首的設計，以及時人對《明儒學案》的理解等面向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