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檔案與清史研究」工作坊會議紀要

 
時間: 2018 年 11 月 23 日 (五)上午 09:30 至下午 5:2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大樓 704 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圖像、檔案與清史研究」工作坊會議紀要
 

  2018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年度工作坊「圖像、檔案與清史研究」,於 11 月 23 日假中研院史語所舉行,共三個場次,九位報告人,主題集中於檔案或圖像,亦有兼重兩者。茲依照場次順序,整理如後。

第一場

主持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北京風俗圖譜》中的工藝技術解說
發表人:毛傳慧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論 題:歐洲所藏《耕織圖》外銷壁紙研究
發表人:汪穎子(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晚清碎影——約翰湯姆遜眼中的晚清中國

  賴惠敏教授發表〈《北京風俗圖譜》中的工藝技術解說〉一文。該文利用《北京風俗圖譜》呈現圖像搭配檔案,更有助於清代技術史研究的開展。賴教授近年因研究清代工藝,如鍍金工藝、製作錫器與玻璃畫,轉而注意圖像。學界過往討論,往往認為《天工開物》已是高峰,使用圖像也多利用該書,卻未留意清宮工藝發展。十九世紀中葉,周培春原在北京生產風俗畫,後轉往廣州發展,販賣外銷畫作。周培春的畫,一方面呈現北京旗人風俗,另方面繪製許多工藝畫作。然雖有這些畫,卻未能理解細微的操作技術,必須搭配檔案才行。

  以鍍金為例,周培春作畫一位工匠在做鍍金,旁邊注文說明「此中國鍍金作之圖,其人用水銀內放赤金,將金燒化抹於首飾頂帶等物之上,用火燒去水銀,其色紫黃與赤金一樣,其名曰鍍金作也。」比對《清宮內務府則例》,詳細紀錄工藝技術流程、原料與人力等等,鍍金工匠包括:化金匠、鍍金匠、炸黃匠,最後是梅洗匠清洗器物表面,乾隆後期則引用西藏技術重複鍍金並用茜草水炸色。其次,從周培春的風俗畫可知,中國的製鏡工藝可以分為三個步驟:一、放置平板玻璃於木板上,二、鋪上錫箔紙、並依序再鋪汞、白紙和另一層平板玻璃。三、其一「擺錫匠」施重量於平板玻璃,另一人拉出白紙。

  而《鏡鏡詅痴》稱做玻璃鏡為「襯箔法」。玻璃擺錫箔上,雖反照亦有景,而不甚濃顯,故必粘箔於玻璃上,使貼合為一體。具體做法是:玻璃置大盤內,放桌上,斜迆之,使靠懷一邊稍低,以便水銀聚而不散。盤內斜放一極平石板,板上糊紙一、二層,需將懷內墊起,使在盤中恰合地平。再將錫箔放石板上,取汞些須加箔上,用一指輕擦遍,以箔光明為度。再多加水銀於箔上,使堆起不致流走為度。然後以紙蓋上,次放玻璃於紙上,左手按之,右手抽紙。次連石取起,豎瀝之,則水銀流下,而箔即粘。關鍵在玻璃放在桌上必須斜著,讓水銀順暢流下。賴教授利用民俗工藝圖像與檔案,來理解清朝工藝已有許多外來技術之交流,而非停留在明代《天工開物》的階段。

  毛傳慧教授發表〈歐洲所藏《耕織圖》外銷壁紙研究〉一文,是其長期從事蠶桑研究的一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初,在歐洲多處地區(奧地利、義大利北部、德國、法國南部)的城堡中,發現許多中國風紋樣裝飾的壁紙,其中包含以稻作、蠶桑、製茶、瓷作等中國傳統手工業生產為主題的圖像。經學者分析,認為這些壁紙所繪製的圖像,並沒有承載太多技術的訊息,大多屬於裝飾之用。

  本次分析的兩個案例,為歐洲建築內所發現,以中國蠶桑生產過程為裝飾圖像的壁紙,其一為現仍裱貼於義大利北部皮耶蒙 (Piemont) 地高瓦內 (Govone) 城堡房間牆上的壁紙;另一組現收藏於瑞士奇斯貝赫 (Riggisberg) 博物館,但亦來自於皮耶蒙地區。該地區是歐洲稻作和蠶桑生產相當發達的地方,因此發現耕織圖像裝飾的壁紙,自然引發學者們的注意。第一組壁紙的風格和構圖明顯承襲了清代焦秉貞的《耕織圖》。焦氏在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後,受命以南宋樓璹的《耕織圖》為底本,繪製同名的畫作以鼓勵蠶桑。第二組壁紙是該館創始人奇斯貝赫從其早期居住於皮耶蒙地區的宅邸揭下攜回瑞士的,原裱貼於博物館展覽室,在博物館擴建後,收入新建的庫房。因此,只能藉由館方提供的照片,復原壁紙裱貼在博物館房間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發現的一些壁紙還留存十八世紀中葉在廣州訂製的檔案,而來自皮耶蒙地區的這兩組壁紙都沒有清晰的履歷,研究者只能根據圖像本身的風格分析來推斷繪製的年代。奇斯貝赫博物館壁紙的圖像風格與焦秉貞《耕織圖》的風格大異其趣,明顯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然仔細觀察整體的構圖,該壁畫的繪製者亦參考焦秉貞《耕織圖》,但在畫風上更為自由暢快,同時也參考了王禎《農書》、《三才圖會》等圖像的內容。有趣的是,第二組的人物身形較大,身高占壁紙高度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構圖上雖參考固有的耕織圖,但有更多自我風格的呈現,反映廣州地區民居的特色。透過上述的風格陳述,以及參照其他廣州外銷畫作的風格,大抵可以確認是十八世紀下半葉初期的產物。

  汪穎子發表〈晚清碎影——約翰湯姆遜眼中的晚清中國〉一文。汪女士首先說明湯姆遜 (John Thomson, 1837-1921) 的經歷,指出他從學徒做起,進而成為攝影者,後兩度到國外遊歷,都到過中國。第二次遊歷期間由香港出發,二度進入中國,不僅在通商口岸留下足跡,更進入內陸的一些城市。回到英國之後,陸續將在亞洲的經歷撰書出版,蔚為風潮。汪女士指出,湯姆遜作品的特點,記錄面向廣泛,照片往往有相應的筆記與解說,出版時結合圖文,而記述上又相對中立無偏見。後續汪女士挑選了幾個部分展示湯姆遜攝影作品的多面向。如湯姆遜遊歷臺灣記錄地貌,廣東茶葉從生產到貿易的過程。另外湯姆遜也拍攝了大量的人物照片,從上層到下層皆有,如較少人觸及的清朝尚書官員,並拍攝一些洋務運動官員。還拍攝八旗群體、平民活動與犯罪者等等,亦包羅不同族群。講者認為其拍攝有價值之處,在於婦女的圖像,如拍攝纏足、中國婚俗,乃至於女性的髮式。綜而言之這批材料在亞洲地區的研究相對少,對其攝影之利用,也相對的少。但湯姆遜的作品可供用於不少研究。汪女士最後亦提供相關網路連結,以供學界進一步利用。

  賴毓芝教授針對三篇文章加以評論,賴教授認為汪女士提供的攝影圖像,與賴教授、毛教授的材料,恰為相互凝視的關係。外銷物品大概是以歐洲人的喜好為製作主軸,反之湯姆遜則較無這層因素。目前對湯普森的攝影作品多以「事實」加以引用,但亦須注意相關的文化格套,以免誤解。再者,從毛教授與賴教授之主題能發現,過往認為圖像不能傳達技術知識,但從耕織圖或者風俗圖譜這類材料,反而能讓我們看到圖像作為知識載體的可能。評論人再分別對毛教授提出壁畫製作的地區差異,也與賴教授提問周培春的經歷以及玻璃畫的製作的問題。毛教授回應,以德國地區遺留的壁紙來說,品質較差,但就內容來說與本次報告相似。賴教授則回應,對於周培春的認識尚屬初步,還待深入了解。關於十八世紀製作玻璃畫,是以錫、汞製成,現存物件畫還很清楚,但鏡面部分已經剝落,相關技術與侷限,中西方都有,也不應視為中國技術落後。後續提問討論,集中毛教授的文章,尤其針對北京與廣州地區的藝術互動,整體來說,目前對於北京與廣東的畫師彼此互動的關係仍待更多的史料去構築圖景。



 

第二場

主持人:毛傳慧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發表人:曾美芳教授(國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
論 題:從魯布崩跌看清末民初華民的外幣操作與應對
發表人: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勝地或禁地:從檔案看清代天壇活動
發表人:蔡松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從錢法問題看清代歸化城的官商關係

  曾美芳教授發表〈從魯布崩跌看清末民初華民的外幣操作與應對〉一文,以清末到民國初年之間的盧布炒作為題,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損失匯報資料,加以討論相關議題。曾教授指出,從所見文件來看,雖然存在損失通報規則,但各地貨幣匯率不一,換算單位不一,實際情況也有別。當時留下通報資料者,是匯報他們手上既有的盧布,這些人之中有些甚至是被迫進行商損通報,而非自發性的情況。這引發二個問題:第一,為何在當時國境之內會有如此多的盧布?曾教授認為中國境內當時因受國際金融局勢影響,貨幣使用混亂。盧布反而是相對穩定的,所以人們願意使用。第二,中俄間貿易往來交易所使用的盧布原先並非紙幣,而是先用銀元,並有穩定匯率的機制,後來才改成紙幣。俄國向西伯利亞擴張過程中,為了減少運輸成本,透過邊境貿易輸送物品進入西伯利亞,中俄邊境貿易因而興盛,交易亦使用盧布,盧布因而流入中國。後來建設東清鐵路,沿線上通貨、薪資發放,也使用盧布,這造成盧布在中俄邊境大量流通,民間逐漸形成在中國境內使用盧布的習慣。

  曾教授指出,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俄政府由於準備金不足,宣布全面流通紙幣,跌價風潮開始。初期,中國地區跌價並未迅速反應,反而在中國境內出現盧布炒作風潮。即使在 1917 年俄國革命前夕,中國境內仍有人相信沙俄政權將得到最後勝利,屆時盧布會回穩,故繼續持有盧布。然而,這樣的想法最終導致民間巨額的虧損。最後曾教授提到,近史所所藏四冊《調查商民所存俄國紙幣報告》(檔案編號 03-32-420-01~04),表面上看起來是當時政府全面通告各地匯報的損失報告,但實際分析內容後發現,相關通報過度集中於奉系軍閥權力掌控區域,因此推測這份資料應與奉系軍閥當時在東北運作相關政治角力有關。奉系軍閥可能想要透過蒐集盧布商損的總額,以外交手段談判,換取東清鐵路的所有權,然此嘗試也以失敗告終。

  謝仁晏發表〈勝地或禁地:從檔案看清代天壇活動〉一文,以檔案史料,討論清代天壇貿易活動的始末。過往的研究只注意到天壇的祭祀活動,但對天壇貿易活動討論多從筆記史料著手,未注意到官方的重要性。謝先生說明天壇建置與管理人員,再從建置談及清代入關之初,天壇並未加以修建,沿用明代永樂年間以來的規置,直到乾隆朝才加以擴建整頓。管理人員的安排,則自順治年間便增添滿洲守壇官缺,搭配既有的樂舞生與太常寺官員負責管理。滿洲官缺的品級較漢官來的高,顯見差異。這些人雖被賦予管理之責,卻可以在「燕行錄」中看到私放使節進入觀覽的狀況。藉此帶出貿易活動的問題,在這部分指出,清代對天壇內貿易之管理,有禁有馳,君臣之間的討論,集中在雍正、乾隆到嘉慶朝。其中雍正朝與嘉慶朝的討論都使得貿易受禁,而乾隆朝自乾隆七年 (1742) 莊親王上奏請求開放貿易開始,除了少數時間外,多採取開放貿易的態度。開放與禁止的爭議點,乃在於天壇內外兩道城牆之間,有神樂觀等管理人員居住的空間,乾隆朝君臣認為這不屬於天壇祭祀範疇,因而可以開放。但如嘉慶皇帝則認為天壇空間內外一體,不應分割,因而持禁止的立場。

  蔡松穎發表〈從錢法問題看清代歸化城的官商關係〉一文,以歸化地區的錢法事件為例,探討清代歸化城官商關係。隨著清代皇帝較強力要求北亞諸部落的臣服,當地進入長期和平與穩定的貿易,進而形成商貿網絡,歸化城正是當中重要的節點之一。就行政體系而言,當地同時兼有蒙旗、駐防與內地民政體系,加以沒有內地常見的仕紳階級,中堅群體是商賈,他們也就成為與官方往來的主要群體。這些商民多從山西移入,為保護自己,組成「社」來自保,大部分的事務由他們自理,除非彼此沒有共識,才會轉而找官方裁決。此次所討論的錢法案例,起因於當地貨幣不足,出現「短陌錢」這類替代貨幣,以圖穩定幣值。對於農民而言,這樣便宜之法,未必對他們有利。對於商人而言,短陌錢的存在雖然必要,然因後續匯率掌握在「寶豐社」之手,導致了其他商人的不滿。進而有民人集體告官要求處理錢法一事,蔡先生指出,告官者身分是民人,卻向駐防體系之首綏遠將軍告狀,顯示該地的特殊性。綜而言之,歸化城地區雖然有三套行政體系,但並未形成整體運作,導致像錢法事件發生時,民人會謀求對自己有利的管道解決。也因著這種制度設計的特殊性,我們能在歸綏地區看到多元的樣貌,也是其能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毛傳慧教授首先對盧布一題,提問盧布匯損的詳細發展,以及商人牟利的相關議題。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李今芸教授,提出要注意山東苦力對於盧布匯入影響。賴惠敏教授則認為也應當關注新疆等邊境貿易區與盧布商損的關聯。針對幾個問題,曾教授回應使用史料的侷限,也認為山東地區重要,但部分學者也注意到山東人會很快把盧布轉為其他貨幣,未必真的留存在手。針對毛教授的提問,曾教授回應,最初只是戰亂損失,當時尚需使用盧布,而俄國革命之後,留在中國的盧布基本上都是炒作,其中炒作者包含日本、朝鮮,這些地區看到中國商人對盧布的投機,因而匯入賺取利潤。

  對於天壇一文的討論,評論人與提問者多詢問主要貿易的對象以及所得歸屬等議題。謝先生回應,目前史料無法確定貿易對象,但從可見的資料,大抵是士大夫為主。而貿易所得,朝廷並未歸入戶部或者內務府,仍歸天壇內的樂舞生等在內管理者所有,以供他們修繕維護。但謝先生也提到,天壇內部的許多機構在乾隆朝慢慢轉為內務府管轄,但神樂觀(署)始終未改變,此議題還有待深入。

  對於錢法一文,評論人毛教授提問,商民是否會考量自身貿易內容而找不同的官員?報告人蔡先生回應,可能會有上述情況。更重要的是,相關官員想不想把自己的職權伸入相關事務。蔡偉傑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後研究員)提問,官商之間是否有留下具體交流的史料?蔡先生回應,從碑文之中雖可看到蛛絲馬跡,但具體的交往狀況仍不清晰。盧正恒先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培育)則對錢法事件的後續提問。蔡先生回應,官方雖對於錢法事件做出相關規定,但從後續的史料來看,寶豐社仍握有一定權力,官員插手程度終究有限。賴惠敏教授提醒蔡先生可以注意筆記或者碑刻史料。

第三場

主持人:游博清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衛姿伃(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論 題:清季蒙古地方民人與西洋教務衝突探析
發表人:王士銘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
論 題:庫倫金礦開採與商民活動
發表人:許富翔教授(吉林師範大學滿學研究院)
論 題:乾隆時期熱河五廳賦稅制度的改革 (1749-1755)

  衛姿伃女士〈清季蒙古地方民人與西洋教務衝突探析〉一文,討論晚清蒙古地區的教務問題,並從外交史著眼,探討清代中葉以後的邊疆傳教發展,與內地的差異。衛女士指出,天主教在清道光朝後期馳禁下,引發蒙古當地民人因著固有信仰差異及司法事端,對天主教充滿不信任感。以光緒朝法國公使控告「孟仕仁霸墾教會土地一案」為例,隨著調查發現,孟氏口供與照會內容全然不同。孟氏所陳述的,是他先申請墾照,但因故沒有即時開墾,最終走向京控一途。由於涉及中外衝突,故由總理衙門先行處理,後來移交山西巡撫派員查清原委,以撥地補償告終。衛女士也將討論延伸到庚子事變前後,透過相關案例,可見外來勢力讓天主教信仰群體有外人可依靠之優勢,導致在一些爭端上,非教徒處於弱勢,進而引發邊疆地區的衝突。

  王士銘博士發表〈庫倫金礦開採與商民活動〉一文,報告晚清喀爾喀蒙古-庫倫地區金礦開採活動及其相關問題。王博士指出,相關議題雖已有人探究庫倫金礦開採始末,但蒙藏文化中心藏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總理衙門檔案、日本公文書館資料庫、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等新史料出現,得以再深入討論俄國商人、清朝官員、蒙古王公與庫倫商民在採金利益上的合作與競爭關係。乾隆時代有條件允許內地商民持理藩院部票前往庫倫貿易。商民法令規範只能在庫倫至恰克圖十二臺站附近短暫居留,與蒙古人貿易。當地蒙古人常持山中金石與之交易。因此商民們雖知庫倫地區藏金,但礙於法令而未有開採舉動。

  光緒年間清朝與俄國相繼簽訂各類通商條約後,俄國商人在庫倫貿易、種地的機會漸多。同時,清朝基於邊防安全及賑濟內地災民,開放內地各省民人前往庫倫墾殖,山中金石自然引起各方人等覬覦。而後常傳出內地民人以「租地墾荒」為名入山挖金,俄國人也常越境盜採,其中以俄國商人柯樂德(Baron Victor von Grot,生卒不詳)的故事最為重要。柯樂德二度周旋於清朝官員、庫倫商民及蒙古王公之間取得獨家採金的權利,從而擴張俄國對庫倫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由於採金區域皆在崇山峻嶺之間的河谷地帶。這些地區長年處於封禁隔離狀態,一波波新移民在清朝墾殖及採金政策推波助瀾下陸續進駐,逐漸改變當地生態。當地部落不僅仰賴這些移民改善生計,也承受牧地被侵佔及被污染的事實;而採金工人在部落內生活,其中多數人不知蒙古風俗而與蒙古人有所爭執,遂使犯罪事件叢生。這些因素迫使蒙古人必須在政治自主與經濟發展之間作出一番抉擇以延續生存機會。

  許富翔教授發表〈乾隆時期熱河五廳賦稅制度的改革 (1749-1755)〉一文,探討雍乾年間,熱河五廳(八溝、熱河、塔仔溝、喀喇河屯與四旗廳)賦稅制度的產生過程。隨著清朝在熱河設立政區廳之後,有相應的稅制產生,但對於其起源與細部的執行狀況,雖有研究觸及,但仍待深化。許教授利用軍機處、題本等檔案,處理熱河五廳賦稅制度的建立過程。許教授考察滿文檔案,熱河五廳,賦稅起於雍正六年間,當時最重要的稅收據點八溝廳,因為該地位處交通要口。但後來因故陸續停收,僅僅設立牙帖,每年象徵性向官方繳一千兩,如此一來,官方無法實際控管,商業管理秩序相對紊亂。因而從乾隆十三年 (1748) 開始的幾任直隸總督,均建議重新在八溝地區收稅,各自提出方案。最終由當時大學士監管戶部事務傅恆主導,審核乾隆十四到十五年的賦稅內容後,調整出新的制度,新制廢除牙行,由當地官員直接控管。八溝廳的稅制遂為範本,各廳在依照不同的需求微調,至乾隆十八年 (1753) 改革完全確立。

  許教授總結後續清朝面對之問題:第一,除了八溝與熱河兩處之外,其他三廳商貿規模小,清朝對當地狀況也較不了解,導致人員安排不足,有相關管理問題。其次,要顧慮蒙古王公的態度,清朝後來把八溝跟塔子溝的稅務交歸理藩院,稅收仍賜給蒙古喀喇沁王公。因而此處的財稅收入終究有限,其實沒有辦法自行供應朝廷在熱河地區的相關用度。即便少數廳的稅入很低,清朝仍為了控管商業貿易的穩定而收稅。

  游博清教授對於三篇文章的新穎議題,都予以肯定,並給出一些史料運用、細部寫作結構的調整,也提出相關問題拋磚引玉。與會者分別提問,蔡偉傑博士、賴惠敏教授對於衛女士提出材料的拓展及寫作架構建議。蔡博士對王博士提問,柯樂德所使用的技術,是外來技術,還是也有在地原有技術。王博士回應,採礦機器,來自美國,但使用不久就故障,就只用土法採金,這些方法是漢人採集方法。至於煉金,用美國的機器,所以可能用的是美國的技術。

  蔡偉傑博士向許教授請教,雖然清朝在東蒙古地區設廳,但蒙古人並不覺得這裡是漢地,像部分的收稅由理藩院負責,因此討論賦稅時,是否可以納入蒙古人對此地的看法?賴惠敏教授肯定許教授的研究,也認為值得再進一步檢視當地漢人與蒙古之間的經濟貿易供需關係。許教授綜合回應上述提問,當時蒙古人可能還把這裡當蒙地,這點從稅額仍賜給蒙古可知,並感謝相關史料運用的建議。結束前,由賴惠敏教授致詞感謝,並期待透過工作坊的成果,吸引更多學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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