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楊晉龍教授

 
訪談人: 張文朝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撰寫人: 張文朝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專訪楊晉龍教授
 

  楊晉龍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專業以經學史(《詩經》、《禮記》)、四庫學、錢謙益、傳統教育、治學方法等研究為主,著作有《錢謙益史學研究》、《明代詩經學研究》、《治學方法》,自 1990 年起已發表 120 多篇學術論文。

前言

  我自己的研究不怎麼樣,因此沒有資格講什麼「明清經學過去、現在、未來」,我僅能談談自己的學習經歷和遭遇,以及進行研究的緣由,提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由於我相信人雖然不可能完全被歷史情境制約,但人必然生活於歷史情境內,亦即人的思考與行動,無法完全脫離生命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受到的家庭與社會群體給予的種種有形、無形的影響,因此我會比較瑣碎的陳述自己的學習過程,因為這些都是我學習與生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習生涯

  我是臺南佳里番仔寮人,祖先是跟隨鄭芝龍父子來臺的小海盜,1951 年 3 月出生於高雄縣阿蓮鄉阿蓮村蓮中路 108 號,郭從箕先生家族開設經營的「新興磚瓦廠」。十六歲之前,一直在不同的磚廠生活,五歲多就成為磚廠的小童工,即使到學校上課,下課後依然要做工,唯有在學校時纔可以不做工;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上學完全是自動自發,對我來說上學甚至是難得的「福利」。也因為如此,所以打從認識字以後,就很愛看書,甚至迷戀看書。對我來說,讀書、研究不是「工作」或「職業」,而是一種「福利」,甚至是一件「好玩」的事、難得的「休閒」。

  我從小不喜歡被約束,尤其不服輸,小學一年級時就跟五年級的糾察隊打架。根據母親和姊姊們的陳述,我會走路以後就不受控制的到處亂晃、失蹤,經常悶不吭聲地跑到水溝玩水,然後爬不出來,屢戒屢犯,卻害得照顧我的姊姊因此捱打。我喜歡孤飛的鷹隼、欣賞獨行的虎豹,小時候最喜歡一個人躺在屋簷下,望著飄泊的雲彩,傾聽濛濛細雨中的風雨聲,然後就有好多遐想,我喜歡這份「孤獨」的單純與寧靜,因此既不喜歡更不需要「合群」,甚至厭惡「群育」,拒絕「群育」,一直喜歡獨來獨往。我雖然不拒絕與人交往,但更喜歡人家「不理我」,把我當成「空氣」,我很樂意被說成「孤僻」,特別喜歡「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句話。從小就覺得「孤獨」是一種享受,從來沒有「寂寞」的問題,這種個性應該很適合一個人在研究室「獨居」。

  我的學習過程有點複雜,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非學校體制的學習」,這又可以分為兩個學習階段:首先,不識字的學習:我的學習始於 1955 年夏秋之際,當時二舅黃玉柱先生每天寫幾個字命我描摹,但沒有教我讀音;接著旁聽用閩南語背誦《三字經》、《千金譜》,聽讀音背誦。不久,二舅因感情問題上吊自殺,不識字的學習至此中斷。其次,認識字的學習:我在 1958 年入高雄縣鳥松鄉大華村大華國小就讀,再轉愛國國小,畢業於阿蓮國小。1959 年開始看《中央日報》,最喜歡漫畫《枝無葉與太陽偏》,1960 年導師陳老師命我保管《小學生》雜誌和畫刊,從此迷上漫畫,後來發現有些漫畫源自小說,進而迷上小說,從此以後,章回、武俠、愛情、黑社會、推理、間諜、科幻……等等各類小說都看。1964 年考上省立岡山中學初級部,父親說沒錢讓我讀書,要三舅帶我去臺南的機車行當學徒,阿蓮國小的導師吳照垣老師和莊勝清老師,以及鄭顯川先生等跟父親說,他們願意幫我出初中三年的全部學費,父親最終同意讓我讀書。三舅帶我回阿蓮,在路上跟我說「讀書沒有用,找工作養活自己比較實際。」等待上初中的暑假期間,於阿蓮初中任教的陳英俊老師(即陳冠學老師)命我看翻譯小說,並報告閱讀心得,第一本看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陳老師聽了我的報告後,馬上說我「不適合研究文學」,然後換看傑克.倫敦和馬克.吐溫的小說。初中三年除小說、漫畫外,因為想當「殺手」,於是看了童軍學、警察學、犯罪學及武術類的書籍,真善美出版社的書看得最多。1967 年初中畢業,大姊夫鄭善再先生帶我到臺北,先在士林「中國福來公司」當紡織機器修理的學徒,再到建華新村(今「七號公園」)王恭先生的「達園工研社」當水電工學徒,因此看了電工、化學、電鍍、電子、電話、冷凍空調、自動控制、車床、鉗工、塑膠模具等各類書籍。1970 年底申請提前入伍服四年志願役,隔年 3 月進訓練中心,結訓後分發到陸軍 58 師誠實部隊保養營主支連。先是負責槍砲修理和零件管理,於是閱讀了彈道學、統御管理、倉儲管理等類的書;後來負責車輛維修與出廠檢驗,並被派往土城頂埔運輸兵學校和桃園中壢兵工學校受訓,當時部隊駐紮在小金門(烈嶼)的麒麟坑道,還到大金門小徑的車輛維修四級場實習,學習一般車輛和裝甲車的修護,這個過程閱讀了電銲、引擎、板金、電路等相關書籍。在運輸兵學校根據分發的書,自學簡體字,又在小金門擔任撿拾宣傳彈飄散的「共匪宣傳單」,因此學會看簡體字。1975 年退伍,先在澄清湖邊的仁武考潭開麵攤,接著到板橋「厚生公司」當化學藥劑調製作業員,再到亞洲建設公司擔任新生北路高架橋「反循環基礎工程」的技工,讀了化學和建築、工程等方面的書。後來想當「法官」,於是參加「法律函授學校」課程,閱讀法律、社會、行政、政治、人事、企管、經濟、簿記、會計等類書籍。1976 年通過「法院書記官普通檢定考試」,參加當年「法院書記官」國家考試,總分差八分沒錄取。後來考入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第十三期護理佐理員訓練班」,閱讀許多涉及醫學、藥學、護理、心理、醫院管理等的相關書籍,同時還參加「衛生行政人員高等檢定考試」,最終因「衛生行政學」不及格而未通過。接著讀高中夜補校,再讀中文系,但沒有放棄醫護理工等方面書籍的閱讀,小說與漫畫及法律、社會、心理、經濟、管理、史學、哲學等社會科學類書籍,更是經常閱讀參考,閱讀最多的依然是漫畫與小說,1975 年之前臺灣出版的所有中文小說和漫畫,我看過的大約有七成以上。

  第二類「學校體制內的學習」:我 1967 年初中畢業後,就必須找工作養活自己,無法繼續上學,直到進入臺北榮總護理部任職,工作穩定後,在 1976 年考入臺北延平高中夜補校普通科就讀,1979 年考上臺灣大學夜間部中文系,同時考上花蓮師院二年制教師專班,最後選擇讀臺大。臺大的大一英文課本有一篇講「謬誤」(fallacy),因此買了「邏輯」和「哲學」的書來看,還有教授上課時開的參考書,例如:柯慶明教授建議看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殷海光、熊十力、馮友蘭、胡適等的書;黃振華教授建議讀西洋哲學史方面的書;蕭璠教授建議閱讀錢穆《國史大綱》和瀧川龜太郎《史記會註考證》;陳修武教授建議讀《十三經註疏》和朱熹、王守仁的著作及佛學的書,我是基督教徒,卻因此參加「晨曦社」,還聽講《八大人覺經》;樂蘅軍教授要大家讀三零年代的小說;李偉泰教授建議閱讀《四庫全書總目》,以及版本學、目錄學、輯佚學、斠讐學等方面的書;羅聯添教授建議看各家文學史;彭毅教授要大家看神話學的書;黃沛榮教授要大家點讀《說文段註》,並建議讀文字學方面的專書;何大安教授建議閱讀音韻學和語言學等著作。葉慶炳教授建議大家閱讀夏志清的書和各家小說史;張以仁教授要大家閱讀訓詁學的專著。教授們的專著和上課提及的書,大致我都會盡可能的買或借來看;同時每週至研究生圖書館看新出的期刊。甚至把臺大總圖和文聯等兩處的中文藏書,每一本都翻過一遍,至少都看了序跋和目次。1984 年畢業想考研究所,柯慶明教授說我「不適合走學術研究」的路,因此準備回鍋當軍官,於是寫信給北投政治作戰學校,詢問有沒有適合中文系讀的研究所,結果政治所的所長,竟然親自寫信說歡迎我報考,還寄了許多書給我,真是令人感動。不過跟家人商量後並沒去考,轉而報考臺灣師大和高雄師院的國文研究所,希望畢業後當高中教師,但英文成績高師八分,臺師大十四分,總分差不到十分而落榜。1985 年再報考這兩校的研究所,考入高雄師院國文所,英文成績三分。於是辭去臺北榮總的工作,進入高師國文所就讀。當時的專任老師有:周虎林教授、劉文起教授、林慶勳教授、曾昭旭教授、何淑貞教授、應裕康教授。兼任老師有:吳哲夫教授、戴景賢教授、龔鵬程教授、顏崑陽教授;高明教授、王熙元教授、沈謙教授、張夢機教授等等,還選修了教育系所陳迺臣教授「教育思想研究」、吳松林教授「教育心理學」等課程,看了不少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思想、教育心理學、一般心理學及歐美學者等相關書籍,遠流出版社《大眾心理學叢書》看過五十本以上,同時把高師圖書館的中文藏書翻過一遍。1989 年研究所畢業,母校延平中學朱昭陽校長即命秘書黃先生打電話,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回延平任教?因為考上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陳迺臣教授要我到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暑期進修部開「教育倫理學」,同時接了臺大中文系「大一國文」兼任講師的職務,因此沒有回延平中學任教。1990 年 7 月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開始進用人員,於是成為第一批約聘研究助理,1993 年 2 月改聘專任研究助理,然後就一直待到現在。

研究重心簡述

  我的碩士論文研究錢謙益,主要是因為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提到錢謙益參加「抗清」,由於性格懦弱,完全受柳如是的主導。我對陳氏的觀點大不以為然,因為那可是「誅九族」的大罪。於是找指導教授周虎林教授商量,周教授認為光辯證「參與抗清」這件事,很難寫成論文;周教授還指出研究古典學問,絕對脫離不了「歷史」,因此要我分成兩部分探討:一部分針對錢謙益「性格懦弱」;一部分討論錢謙益的「史觀」。「性格」部分的討論,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初稿還經吳松林教授指導修正。「史觀」部分,歸納錢謙益現存文本表現的相關內容。論文成果的好壞很難說,但卻看了心理學和史學研究方面幾百本和上百篇的中文論著,我覺得收穫特別大。

  博士論文標題作「明代詩經學」,研究的實際是「明朝詩經學」。「明朝」僅指朱明政權統治的區域,「明代」則全世界同時段都要納入。「詩經學」與「《詩經》學」也有分別,「《詩經》學」指針對《詩經》專著的研究,「詩經學」除「《詩經》學」的對象外,還包括涉及《詩經》討論或應用的文本及生活實踐。我原本想研究杜甫詩傳播史,但看過許總《杜詩學發微》後,發現許總說得比我想像中更為深入,資料也更加齊全,因此轉而研究明朝經學。主要是我發現當時的學術史、經學史或經學導讀、概論和國學導讀等一類書籍,幾乎都斷定明朝經學衰微,甚至斷言明朝沒有經學,這個說法我很懷疑,後來發現前人所謂「經學盛衰」的斷言,主要關鍵在「經學」內涵的界定。大致上前人的經學研究,僅以經學專著為對象,排除經學的相互影響與應用實踐。同時又發現前人研究涉及研究對象學術價值與貢獻的判斷,幾乎都以序跋或「粉絲」等「同溫層」者的發言為證,缺乏有效的證據力。在前述兩個發現下,我重新思考並建構了一套有別於前人的研究模式:擴充研究文獻的範圍,除「專著」和「同溫層」者的發言外,納入更多可驗證性的文獻及評量指標。我不知道這個有別於前人的研究模式,對後來的研究者是否有影響,但我會建議不甘於侷限在傳統或一般性研究思考窠臼的研究生,或許可以參考看看。博士論文主要考察並證明「明朝」經學,在不同「經學」定義下的內涵及其表現。選擇《詩經》,首先是因無法將《十三經》全部研究;其次是原本想做「詩禮關涉」,但指導教授張以仁教授告知我,這個議題茲事體大,僅憑我當時的學識難以駕馭,只好縮小研究範圍。擬訂好研究計畫後,我先跑去請龔鵬程教授指正,龔教授看了以後,連說「很好!很好!」後來我纔知道龔教授對學生的研究計畫,從來都是如此說!但當時就很放心的上交請張教授指正,張教授很擔心我寫出的明朝詩經學,很難改變前人「看衰」的刻板印象,進而影響未來的學術生涯,因而一再叮嚀要慎重考慮。中研院史語所的陳鴻森學長也同樣擔心,要我放棄明朝,跟他研究清朝的經學,有他指導可以事半功倍。但因為我有一大堆理由,張教授和鴻森學長說不過我,只好嘆氣接受了!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除遍閱臺灣能看到的明朝《詩經》專著外,還把《四庫全書》著錄的明朝著作翻過一遍,明朝皇帝的實錄、明朝歷史相關書籍也沒放過,我看書的速度很快,寫這篇論文翻過和看過的參考論著,總字數約在二億字左右。

  我的「四庫學」研究,源於李偉泰教授建議讀《四庫全書總目》,在高師院時又受到吳哲夫教授的教導,因而算是有了一些底子。進入「四庫學」研究,主要是發現皮錫瑞以來的經學史與經學概論類書籍,對明朝經學的學術評價,大致都接受顧炎武、朱彝尊及《四庫全書總目》等的意見,基本上我是為了明朝經學而研究「四庫學」。當進行「四庫學」文獻回顧時,發現當時「四庫學」研究者,幾乎千篇一律的站在「譴責」角度發言,缺乏學術必要的客觀、公正與創新的基本要求,同時舉證也千篇同一,只好花了一點時間閱看幾千篇相關文獻,完成〈「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一文,這篇論文對「四庫學」研究者應該有正面的價值。 

(楊晉龍提供)【蔡智力先生口考】許朝陽先生(左起)、楊晉龍先生、顏崑陽先生、夏長樸先生、吳哲夫先生、蔡智力先生
 

結語

  我的研究以文獻整理分析的實證性研究為多,抽象思考性的詮釋研究較少。重視「實證」應該與出生於工人家庭,「吃飯」一直是個大問題的「現實」因素相關;因為生活上的「現實」考慮,移轉到學術研究上,導致特別重視有效的「實證」證據和有用的「實際」價值。這種偏向「實證性質」要求與方法的研究,我稱之為「外部研究」。我對於那類既難以「證實」,同時也難以「證偽」,各說各話且都可各自成立的「詮釋性」研究,基本上興趣不大,我稱這類研究為「內部研究」。我應該很早就表現出此種「實證性」的現實性格,並缺乏抽象「詮釋」的傾向,所以陳冠學老師纔會說我「不適合研究文學」,柯慶明教授說我「不適合走學術研究」,因為兩位老師可都是文學方面的天才呢。

  由於我什麼書都讀,更喜歡胡思亂想,思考因而比較多元。同時我來自工人家庭,沒有一般讀書人不自覺的士大夫包袱,志願留營並不是愛國,純粹是喜歡戰爭的殺戮,但更了解戰爭帶來的殘酷與破壞。因為從小看到許多婦女被剝削、被家暴,因此比較能重視女權。整體來說,我比較能平等並客觀的看待一切:貴族和平民的生命等值等價;男性女性權益應當平等擁有;前人研究有好有壞,不能照單全收。同時還特別注意傳統中國官方在傳播上的優勢,並認知通俗不入流著作的教育傳播功能,主張融會「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纔是圓滿的研究等等。我這種「不同於」一般傳統典範研究的立場、心態與方式,對保守性格傾向較濃的學者來說,或者會有一種叛逆的衝擊,因此我偶爾也會接到一些「很有趣」的學術審查意見。我當然也有不悅的情緒,但卻沒有因此而憤怒,因為我認為無論審查意見如何寫,人家總是認真、確實的幫我尋找問題、提供意見,所以我基本上都會很認真的思考或回應,甚至在文中感謝,並做比較有效的說明,即使不回應,也絕不會「忘恩負義」的認為審查者在「打壓」我。

  「存在不一定就是真理,但長期存在必有其道理」,學術研究就是要了解那個存在的「道理」。世界上有些我們可以掌控的東西,但更多我們無法掌控的東西,因此要把握住能掌控的東西。學術研究上天賦、勤奮與運氣三者缺一不可,天賦與運氣無法掌控,但「勤奮」可以掌控,所以「要嘛不要做,要做就盡力做到最好」,俗語說「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勤奮」就是確確實實的「準備」。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淺想法,至於我的治學思考與執行方式等方面的細節問題,沒辦法在這裡詳細說明,有興趣的朋友,倒是可以去看看我那本《治學方法》,在此就不多說囉。

(楊晉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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