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主辦單位: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中心
時間: 2018 年 6 月 7 日(四)上午 9:30 至下午 5:20
地點: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撰寫人: 劉鐔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前言

  本次會議由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中心共同主辦,雙方館際合作從 2014 年開始,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台北中心的建立,開啟合作的契機,主題關鍵詞為「假新聞」(Fake News)。「假新聞」成為全球媒體迅速竄起的語彙,成為熱議的焦點,也為接收訊息的我們開啟新的思考。當我們帶著「假新聞」的視角回顧歷史上的訊息流動及其傳播,似乎開啟史料更多的詮釋空間,也為我們展示政治權力的鋪排與預期受眾的接受理解。新思維的介入,猶如最新醫療器材的使用,便能看見原本存在、只是被忽略的陰影,而我們最終目的則是回應、檢視當代。本次會議論文劃分三個時期,以線性時間軸為脈絡,帶著我們從明、清到網路發達的當代。本次報導則鎖定會議訂定的兩個時期「出版業開始興起的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期的明朝」及「新式的新聞業開始出現的清末民初時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也就是以明清時期的相關論題為主。

專題演講

 

 

主持人:曾淑賢教授(國家圖書館館長)
發表人:王汎森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明清以來的輿論社會

  王汎森教授受邀以〈明清以來的輿論社會〉為題作大會專題演講,他認為從從萬曆中期到康熙中期以後出現一大批時事劇、時事小說,在當時社會環境裡呈現出新聞的面向。曲文著作的寫成,通常都在事情剛發生、正在發生或剛結束之時,不僅具有時效性,七八成真、兩三成假的渲染亦引起民眾的興趣,生產的數量也非常龐大,形成另一種社會新聞及其即時的特性。另外,小報、小抄或《邸報》也可看見傳播的速度、決策的判斷。如,《萬金記》諷刺科場收賄,順治皇帝據此作為政策的行動。王教授舉了五點供我們思考,第一、傳播的速度,都比我們想像都還要快。第二、消息(謠言)、輿論亦影響決策。第三、訊息流動,人都會有所判斷。訊息肩負社會功能,如大眾看告示、聽說,或觀賞戲劇、小說都能看見訊息,晚明社會便是由輿論建構、影響的社會。第四、印刷資本主義。第五、沒有訊息彷彿不存在。王教授也提醒我們,時事小說、時事劇,舉凡給當時人看的,都是重構當時的日常生活史的史料,發展到晚清的時事劇、時事小說再度興起,維繫、顯示某些人想像的道德標準。最後,王教授談及新媒體的出現,如:《申報》已跟朝廷的公報性質類同。晚清民初的消息大多藉著報刊來傳播,報刊、輿論的負責人形成社會的新菁英,部分文人也轉向進入報社寫稿,社會的訴求不再是向上報呈朝廷,而是由橫向的社會、讀者決定,輿論變成新的力量——產生全國的「一體感」,而這份力量也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

第一場次 
 


 

主持人:林麗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發表人:戴彼得教授(Peter B. Ditmanson,國家圖書館)
論 題:歷史、政治與明代中葉的出版業
發表人:謝忠志教授(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識讀《客座新聞》
發表人:解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論 題:物怪人妖:明代中葉的一則黑眚謠言
發表人:邱怡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偽裝的「詩史」與「假新聞」的真實效應:以九一八事變到抗戰期間的國難吟詠為核心考察

  戴彼得教授〈歷史、政治與明代中葉的出版業〉一文聚焦於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期的文人筆記,戴教授認為文人筆記往往包含廣泛,內容取材不一定與官方史料的記述吻合,或是在論及近代人物、事變之中,看見作者獨特的價值觀,儼然成為官方《實錄》外的另一種聲音。戴教授關注這些筆記的記載在日後被廣泛傳播和引用,進而影響十六、十七世紀的歷史觀點。另外,明代中葉以後的私人歷史文獻,從陳建的《皇明通紀》開始,這些材料交互引用,透過這種傳播途徑,以及出版業的日漸興盛,影響明代的歷史詮釋。

  謝忠志教授〈識讀《客座新聞》〉一文首先介紹沈周 (1427-1509) 的生平背景,李日華 (1565-1635) 曾於《六研齋二筆》論及沈氏有「三絕」,在詩、書、畫均有耕耘,此多為沈氏於明代後世之評價、受關注之處。謝教授認為,若要對沈周有更深入的認識,可藉由沈氏筆記小說《客座新聞》窺探究竟。《客座新聞》的題名組成應可分為「客座」、「新聞」兩部分,是沈周透過賓客的「所見、所聞、所傳聞」的史事、傳說組成。「新聞」一詞雖見於前代,謝教授認為沈周以「新聞」為書名,可能與吳人喜歡打探消息有關,書中所記亦可作為明代江南人士所見時事、所聞訛言、所傳聞的異說之材料補充,亦可作為了解沈周思想的取徑。由於《客座新聞》並無卷名、僅有條名,也未分門,謝教授依各條內容粗分為「國事、孝義、夢驗、軼事、日用」五類,可見書中所錄與社會日常相當貼近。謝教授指出《客座新聞》街談巷語的性質,經過沈周的修改、多次排版、傳抄的過程而使內容更加精采,也因渲染而真偽參雜,如王世貞曾針對此書進行詳實考證及批評。但其可能存在的虛構,並不影響《客座新聞》作為我們深入沈周與明代中前期社會的重要素材。

  解揚教授〈物怪人妖:明代中葉的一則黑眚謠言〉一文以成化 (1465-1487) 年間的謠言作為考察核心。解教授指出「黑眚」的歷史描述及《明憲宗實錄》的記述,歸結黑眚由黑色、水、夜出食小兒……等傳言構成,透過聚焦發生「時間」、「地點」、「影響」三要素,發現黑眚的出現並非僅是城市的恐怖傳說。解教授認為「黑眚」作為「謠言」或「假新聞」不止影響開發案進度,也影響決策。可見「黑眚謠言」有受害者,也有受益者,尤其「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水路與陸路的載貨量懸殊,足見大運河的開鑿與歇家的利益產生衝突,亦能推測或許黑眚謠言更與明代中葉南北黨爭的對立有關。

  邱怡瑄女士〈偽裝的「詩史」與「假新聞」的真實效應:以九一八事變到抗戰期間的國難吟詠為核心考察〉一文認為,在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之間,以中、日雙方領土、軍事矛盾為題的舊體吟詠詩,雖能看見「詩」與「史」的張力,但其中部分詩作近似「假新聞」,藉由傳播而產生閱讀效應。她以馬君武〈哀瀋陽〉一詩舉例,遭受影射的女星胡蝶 (1908-1989) 與團隊澄清亦無法止息馬詩承載訊息帶來的傷害。馬詩如「詩史」流傳,姚伯麟、張伯駒等人步韻,即便此事被考證為「假」卻仍是產生效應的「假新聞」。邱女士認為〈哀瀋陽〉或許並非有意為之,詩歌涉及紀實與詩心則使此詩掀起後續效應,亦指出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之際。那些自覺性以「詩史」自命的作品,正好呈現出「詩史」可能存在的「虛誣弄筆」。邱女士援引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提出的「真實效應」 (reality effect),用以說明以「詩史」自命的作品中的置入「寫實細節」,真實效應讓受眾在閱讀後「接受」,便如假新聞產生影響。透過「事件呈現」的向度,更能讓我們洞察「詩史」聚訟紛擾的「以虛鑿實」到「史蘊詩心」的寫作機制與訴求所產生的現象與影響。

第二場次
 


 

主持人: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墨安屴(Emily Mokros,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
論 題:街道上的政治:清代中國的文獻權威建設
發表人:張繼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以鴉片之名:清末山西禁煙的地方宣傳與異議論述
發表人:胡其瑞(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中心博士後研究)
論 題:天啓.謠言.苗皇帝:近代中國西南苗族起事裡的「假新聞」(1860-1960)
發表人:孫旭亮(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謠言與想像移植:明末反教事件探析

  墨安屴博士〈街道上的政治:清代中國的文獻權威建設〉(The State and the Street: Constructing Documentary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一文認為,清政府對資訊流通的公開化作為,促使政治的物質基礎從謠言八卦轉向檔案文書。1718 年在西北的一場地震,引發相關的各種怪異附會,以及由此而生的偽奏摺,乃是一則標準的假新聞。以此為引,墨博士要探討的是,大清征服中國後,為恢復資訊傳遞的秩序,避免街談巷道危及新王朝的穩定,清廷在謠言和文書之間建立新界線,並以邸報來對抗包括各式謠言、小報和偽公文等「假新聞」。墨博士認為,要探討清政府的資訊傳遞秩序,除了中央內廷的奏摺制度之外,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依賴的是題本。而邸報與告示,則是面向所有官僚與公眾的公開傳布媒介,但其形式是根據奏摺、題本等正式的公文書。這三種帝國的政治溝通模式並非互斥,官方例行公文書甚至奏摺都可進入公開流通的管道,為公眾提供即時的政治資訊,包括人事細節、政策辯論、各鄉試錄、刑案、救災、減稅以及調查等。資訊的公開防止了官僚的欺詐與瀆職行為,保障國家的政治權威與合法性,清政府藉由提升資訊發佈、傳播的透明度,以實現其策略的及意識形態的目標。因此,不論是保密性的奏摺制度,官方報告,抑或像邸報這類有意為之的透明性宣傳管道,都能用來促進帝國權力。邸報便於讓各省遵守同一套帝國中央的律令,使距離不至妨礙訊息傳遞的通暢度。甚至,公開傳播的官方文書,能止息那些具有破壞性的謠言和不利指控,因為只要比對奏摺是否真為官方發佈抑或偽造,便能以「假新聞」指稱而無須解決,也成為權力介入的展現。最後,墨博士亦藉此反思當代受眾,是否仍願意接受媒體包裝後的訊息。藉由墨博士一文,也警醒我們必須謹慎觀看公開訊息背後,是否存在權力的操作。

  張繼瑩教授〈以鴉片之名:清末山西禁煙的地方宣傳與異議論述〉一文關注清末山西禁煙行動中主流論述的宣傳及異議論述之間的交鋒。就第一波禁煙行動的官方告示中能看見官方認為種植罌粟壓縮糧食的生產;但民間論點則是兩者並非衝突,各執所見。禁止與種植成為循環式競爭。直至光緒三年 (1877) 山西旱災,當時巡撫曾國荃、欽差大臣閻敬明所呈奏摺屬聯名奏摺,曾氏與當時山西官員均非鮮明的禁煙派,閻氏與李用清則為主要禁煙發聲者,奏摺恐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張教授指出李氏等禁煙派,利用旱災提出調查報告,雖令中央及禁煙派認同,但報告結果未必獲得當地認同。隨旱災結束,禁煙派的論述失去依據,而第二波禁煙行動即十年禁絕鴉片時期,則出現《晉陽公報》這種民間白話刊物的新媒體。然而,新式媒體不同於官方告示的特性,雖採取禁煙的立場,但其報導的即時性與細節,以及一定程度的傳播效應,一方面為禁煙搖旗吶喊,另方面卻也助長私種罌粟的火焰,成為異議論述的場域。張教授進一步以交文禁煙所引發的官民衝突為例,表示禁煙議論的力量,極大地發酵。《晉陽公報》提供的訊息及受眾各自解讀所衍生的想像,顯示無論官方如何堅決禁煙,宣傳都很難順利運作,甚至在整肅新媒體網絡之際,牽涉到鎮壓地方仕紳與革命黨人。

  胡其瑞博士〈天啓.謠言.苗皇帝:近代中國西南苗族起事裡的「假新聞」(1860-1960)〉一文從苗族的歷史記憶切入,探討史詩與傳說故事如何促成族群歷史建構的過程,以及清代多次「苗族起事」的群眾事件,又是如何被編入煽動事件的謠言。胡博士分析苗族群眾事件的地點、訴求、謠言語彙、造謠者身分、事由,並以數位人文工具繪製成語彙關係網絡圖。胡博士認為可分為兩個方面來看,第一為政府政策執行的問題;第二為苗民歷史記憶的再現。前者與政府錯誤施政有關,謠言在此矛盾的激化下成為聚集對政策不滿民眾的催化劑。後者則揭示漢、苗之間的不平等,尤其謠言均強調苗族當皇帝,反映「我族」自尊的想像。胡博士總結,群眾運動發動時,所使用的謠言多符合苗民習性,具有渲染力,故擴張快速。謠言作為符碼,不僅扣合歷史記憶,也反饋社會的本相,相信謠言成為事實,成為群眾反政府事件的聚集動能。

  孫旭亮先生〈謠言與想像移植:明末反教事件探析〉一文聚焦於明末迫害天主教或傳教士的事件。自 1616 年的南京事件起,謠言一直是作為攻擊天主教、傳教士的利器。孫先生認為,反教人士散播謠言,而多數民眾的接受,可見當時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及排外情緒。另外這些謠言的成因肇因於明末部分葡萄牙、西班牙人在東南亞、中國沿海地區的劣行,將對「佛朗機人」的負面形象,整體移植至對西方人的認知。諸如人口販子、邪教徒、通姦者、煉金術士、間諜、施巫術者等等,都成為反教人士援引謠言作為想像的指陳,進而捏造出傳教士的負面形象與奇異的故事。孫先生認為,當謠言成為多數群眾看法時,也是為何明末對於傳教士的敵視有增無減,大大小小反教事件層出不窮的可能原因。

第三場次

主持人:余敏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妖人妖言:明代中期的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

  王鴻泰教授〈妖人妖言:明代中期的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一文主要藉由討論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的密切關係,指出士大夫階層與宮廷勢力、民間社會如何參與國家大事。王教授先從《實錄》及文人筆記摘取與「妖人」、「妖物」有關的敘述進行對讀及思考。首先就「王臣事件」,王教授認為此濫權事件反應出訊息的傳播是一個不斷「創造」故事的過程,回到當時的政治環境,觀察訊息與權力操作的關係,便顯見王臣的「妖人」形象是在特定脈絡下的產物。明代君主重用廠衛的目的,除了監控不法,隱而未顯的目的則是偵測叛亂的跡象,對「妖言」的查禁便能看見端倪。如王教授舉「妖人趙春、張仲威」、「羅綺案件」為例,指出成化初年雖整肅錦衣衛,但對「妖言」案件的處置仍相當重視。王教授指出錦衣衛查獲妖書的成果豐碩,以致督察院官員為求避免不教而殺,要求政府公布禁書名單。另外,成化十二年 (1476) 的黑眚事件及後續的妖人李子龍事件則讓皇帝對於訊息的管控手段走向極端化。王教授認為黑眚事件成為錦衣衛的維安漏洞,其後的李子龍事件似乎又成為錦衣衛偵查的功勞。但皇帝對錦衣衛的不信任,進而使汪直所統領的西廠,成為另一個更為敏感的訊息控制網。由此形成的恐怖氣氛,導致文武官員的警覺,閣臣同心反對讓皇帝低頭解散西廠。最後王教授認為以訊息掌握的角度切入上述事件,可以看見訊息的流動與掌控極度敏感地牽動政局的發展。訊息的傳播與控制也成為不同權位者的角力,政治鬥爭的攻防地,而學者則能夠藉此深入認識明代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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