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晞儀教授演講「法國紀實性政治圖像對乾隆宮廷繪畫的多元啟發」紀要

　　劉晞儀博士現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助理主任，主要研究明清書畫藝術，這次演講為其近年對清代宮廷藝術研究成果。關於明清藝術與歐洲文化交流的研究，學界成果豐盛，涉及技法、題材、紋飾等面向，本次演講以三個例子：郎世寧繪〈乾隆大閱圖〉、乾隆繪〈鹿角圖〉、郎世寧等人合作〈平定回疆戰圖〉系列，從個人、家族、帝國三個層面，討論十七、十八世紀法國宮廷為政治宣傳進行的藝術製作對乾隆朝宮廷繪畫題材與形制的啟發。

　　中國繪畫的帝王像傳統以帝王穿著朝服或便服，或站或坐的姿勢表現；而〈大閱圖〉中的乾隆皇帝著戎裝、騎馬，並非中國傳統，類似歐洲君王肖像的表現。劉博士指出，歐洲繪畫一直有表現君王駕馭高大馬匹、居高臨下的勇武領袖形象傳統，這樣的肖像在康熙時期透過葡萄牙使節團帶到清宮，成為康熙皇帝喜愛的禮物。〈大閱圖〉是為了紀念乾隆皇帝 1739 年於南苑舉行第一次大閱所繪製的肖像，皇帝面容角度與馬身側面、馬頭略轉向畫外的方式，與法王路易十五 1723 年的肖像類型類似。就使用方式來說，中國的帝王像通常在儀式等特殊場合才取出懸掛；而此畫或繪于1758年的同形制策馬肖像長期張貼在南苑行宮，供往來人士瞻仰，應是受歐洲宮廷慣例的啟發。

　　第二個例子是乾隆的一對〈鹿角圖〉卷，分別繪於 1762 和 1767 年。1762 年卷有御書引首，後以墨筆於素地繪鹿角一對，並行書〈鹿角記〉，說明畫的是康熙皇帝 1709 年於木蘭圍場狩獵所得鹿角。1767 年卷沒有引首，以墨筆與淺棕色於素地繪製鹿角一對，又於雙角之間另添一單枝，畫右題「南苑麈角圖」，左側書〈麋角解說〉，辨別鹿、麋、麈三種鹿科動物的差別，文末並自識為親繪。劉博士注意到兩卷的尺寸和形制一致，鈐印位置亦大抵相同，認為在繪製後卷（1767 年本）的時刻意與前卷配對。前卷雖未注明作者，但應該也是乾隆親筆，或有宮廷畫家潤飾。

　　〈鹿角圖〉的題材和風格出於歐洲傳統。中國繪畫雖有描繪狩獵場景之例，但是並不描繪獵物本身。以鹿角作為靜物畫的單一主題，在十八世紀中期盛行于法國宮廷，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狩獵所得的鹿角，繪製了一系列十餘幅錯覺寫真 (trompe-l’oeil) 油畫，彰顯王室的勇武和威權。乾隆的兩幅〈鹿角圖〉使用交錯的短線呈現物體的輪廓，精細刻畫鹿角表面粗糙的紋理和骨頭的凹凸，刻意追求錯覺寫真的效果。淺褐色暈染更是歐洲素描的慣例。1767 年卷中，雙角之間所添的單枝，是同一鹿角從不同角度觀看的形象。這種在一幅畫面上呈現物體不同角度的形象的做法，屢見於達文西、杜勒等人的速寫。乾隆雙卷雖然有明顯的歐洲淵源，不過劉博士指出，乾隆將歐洲君王用來表彰自己的畫刻意以中國典型的手卷形式呈現，並附書長篇題記追述祖父的功績，宣揚滿族尚武傳統，又强調自己從實際觀察，分辨出不同的鹿科動物，呼應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氣，此舉頗有以中馭西的意味。

　　關於〈平定回疆戰圖〉的製作，劉博士認為，乾隆皇帝受法國宮廷藝術中以戰功圖作政治宣傳的啟發，用以塑造大清的帝國形象。乾隆皇帝在結束對準噶爾汗國與回部的戰事後，於 1760 年命郎世寧與宮廷畫家爲此役繪製十六巨幅絹畫裝飾宮廷，目前僅存其中〈呼爾滿大捷〉一幅的三塊殘片，分別在德國公私收藏。從《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與耶穌會傳教士劉松齡 (Augustin de Hallerstein, 1703-1774) 信函中，可確認此套繪畫的製作。兩年後乾隆又命郎世寧等四位傳教士繪製小樣送到法國製作銅版畫，成品（兩百套銅版畫）、樣稿與銅版在 1770 至 1777 年之間分數批運回北京。比照〈呼爾滿大捷〉銅版畫，可推測十六巨幅絹畫的大小，每幅約 4 公尺高、8 公尺寬。

　　在此之前的中國戰圖多為手卷和冊頁形式，尺幅小，不為公開展示，內容也較簡略。清宮雖製作一些較大尺寸的貼落，但是征戰主題闕如，且尺寸僅是此十六巨幅系列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五之間。此外，這些貼落為單件，偶或成對，但沒有系列的規格。〈平定回疆戰圖〉系列的構想應該來自歐洲藝術。自希臘文化起，歐洲就有公開展示生動逼真的大型戰爭場面的製作，描繪神話故事或真實戰爭。十七世紀下半葉法王路易十四製作了兩套大規模戰爭場面的巨幅緙絲，用以裝飾宮殿：《君王史》系列有 14 幅，每幅約 5 公尺高、7 公尺寬，《君王征伐史》系列更大，但件數不明，每幅約 4.6 公尺高、8 公尺寬，與〈平定回疆戰圖〉的性質與規模十分吻合。乾隆很可能從外交使節和傳教士的言談和帶來的版畫，得知歐洲宮廷以大規模緙絲系列裝飾壁面，感其壯觀撼人，起而效尤。《平定回疆戰圖》銅版畫用透視深遠的開闊山水襯托生動逼真的作戰場面，物象鮮明立體，迥異中國傳統，直承歐洲繪畫。但畫面由近至遠分繪一場戰役在不同階段的進程，如馬雅貞教授所言，反映中國畫的多視點空間處理。聶崇正教授亦指出這是受中國敘事畫傳統的影響。

　　綜合以上例子，劉博士觀察到乾隆皇帝一方面汲取歐洲宮廷政治畫的規模、題材、風格和象徵，以標舉其統治者形象、滿族血緣和帝國戰功，但《大閱圖》減輕面部的明暗對比，《鹿角圖》透過書法和印鑒將西方題材和技法納入中國傳統的手卷形式，戰圖系列在一幅畫面上呈現時間和空間的遊移，都是完美的中西合璧。

　　會後的討論熱烈，有學者指出歐洲宮廷的戰圖緙絲是毛與絲紡織品，但〈平定回疆戰圖〉十六巨幅卻是絹畫，不知何故。劉博士回應，就技術面來說，清宮應該有能力製作緙絲，不過考慮到此套作品是為裝飾紫光閣，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而從資料可知法王製作的兩套巨幅緙絲費時經年，或許是因為這樣的考慮才以絹本繪製。

　　劉博士的研究提示了一個清宮繪畫受歐洲宮廷藝術啟發、並以中國繪畫傳統加以轉化運用的例子，這類靈活的融合，是乾隆朝宮廷藝術的一大特色。至於清宮其他與歐洲藝術有關的製作，是不是也能在此脈絡中解釋，或者有其他的切入角度，則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