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稜鏡:傳承、參照與轉化」演講紀要

 
主持人: 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歷史學門
時間: 2015 年 6 月 25 日(四)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1 室
撰寫人: 葉毅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史學的稜鏡:傳承、參照與轉化」演講紀要
 

  本次演講為中研院史語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系列活動之一,講者皆來訪史語所之訪問學員,講者與講題分別如下:

  劉莉(上海華東師大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講題為「明清時期西歐漢學之演變」;馬恒(上海華東師大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講題為「清代學術的另一面:以儒林傳為中心的討論」;蔡炯昊(上海華東師大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講題為「新國體下的舊史學——民國初年清史館的宣付史館立傳 (1914-1927) 」;葉毅均(清大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講題為「從『舊國學傳人』到『新史學宗師』:試析范文瀾學思歷程之轉變」。

  劉莉的博士論文主題為「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與二十世紀英國漢學」,此次講題為其鋪墊,特別著重於十六、十七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為了傳教的目的而產生之副產品——漢學,經由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與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等人的努力,使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開始有所了解。逐漸積累的漢學知識,甚至在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成為啟蒙哲士用以對抗神權的批判武器。當耶穌會在歐洲遭到羅馬教宗解散,康熙皇帝也下旨禁教之後,前此所謂的傳教士漢學也轉變為棲身於學院之中、以研究文獻為主的專業漢學。劉莉歷數十九世紀以來的專業漢學家,如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儒蓮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沙畹 (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918) 和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藉此說明西歐漢學在二次大戰以前的發展,尤其是十九世紀末所加入的實地考察工作。

  馬恒的博士論文主題為「清代學術史的近代敘述」,其講題為來臺赴故宮調閱檔案的成果報告。馬恒強調,對於一代之學術源流,除了以書籍目錄式的〈經籍志〉、〈藝文志〉來了解之外,正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所言,為學人立傳的〈儒林傳〉亦是重要途徑。對於有清一代之學術史,從阮元之《擬儒林傳稿》發端,到顧蒓的修訂本《國史儒林傳》、方俊、蔡宗茂之改定本,繆荃孫、夏孫桐、陳伯陶與馬其昶等人多次續纂,乃至於上述各種不同版本分藏於臺北故宮、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的抄本、刻本,馬恒皆詳加比對其異同,如數家珍。也舉例說明從清廷國史館到民國清史館對〈儒林傳〉與其他列傳之間收錄人選的調整改易,如錢謙益從〈貳臣傳〉之移入〈文苑傳〉,由以見朝代鼎革、時移勢易之後,修史考量如何有所不同。

  蔡炯昊的博士論文主題是「政治文化轉型中的清代歷史書寫——以民國時期清史敘述為中心」,此次講題以民初共 43 件宣付清史館立傳的案例,說明《清史稿》形成過程中的複雜性。蔡炯昊指出,即使經過梁啟超於清末提倡「新史學」,嚴厲批判歷代史書之後,進入民國,仍有一批人堅持以其親朋故舊納入官修正史記載為榮,因此力謀由當時的大總統批示同意「宣付史館立傳」。這樣的案例在袁世凱稱帝前後更達到高峰。以清末的湖南提督黃忠浩為例,其人在武昌起義中因寧死不屈而被新軍所殺,於 1914 年由其故友以及支持共和政體的熊希齡(時任參政院參政)臚列事蹟,請求立傳。這既屬於殉清死節、事涉敏感之一例,也反映出個人情誼、地方輿論與倫理道德之間的複雜糾葛,從而使辛亥革命的歷史記憶呈現出一種曖昧多元的狀態。蔡炯昊強調,對於這些案例須置於當時具體的地方社會和政治文化的語境之中加以檢視,庶幾得以一窺各方提案人士的心態。

  葉毅均的博士論文主題是「主義、學問與國史書寫:范文瀾史學研究」,此次講題試圖為范文瀾提供一種思想傳記式的說明。會中提供兩份資料:長期為范氏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擔任助手的蔡美彪之〈舊國學傳人 新史學宗師——范文瀾與北大〉一文,以及范文瀾在抗戰時期刊於延安《中國青年》之自述〈從煩惱到快樂〉。葉毅均指出,前者對於范氏的學術生涯與各類著述皆有翔實精闢的梳理,但對其人究竟為何「由經入史」,乃至於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大師」,卻未見其詳。而由後者這份一手文獻則可進而追尋若干線索,如范氏年輕時身為黃侃高弟,既不贊成五四新思潮,又未能在訓詁考據中求得安身立命之處,只得「向佛經找出路」。又如抗戰前十餘年范文瀾在北平各大學乞食講堂,但總是遭遇學生質疑所授學問無用,卻無以應之。反倒是戰爭爆發後投身中共新四軍游擊隊中教書,「從沒有人問我『學了什麼用』」,慶幸自己終於「成為群眾的一份子」。范文瀾前半生「從煩惱到快樂」的歷程,可以歸宿於馬列主義,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必然先於其學術上的轉向。這又與王汎森先生曾論及之 1920 年代「後五四」的人生觀思想變化若合符節,正是「主義時代」興起的表徵。

  報告完畢之後,與會學者針對報告內容提出問題與講者討論。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陳熙遠教授提問,所謂的西歐漢學演變,是否存在不同國別之間的差異。譬如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的首任漢學講座皆仍為傳教士出身,因此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漢學的這種斷裂與轉化,是否僅僅代表法國漢學的特殊性。史語所研究員陳鴻森教授則認為,〈儒林傳〉的纂修過程非常複雜,很難斷定成於何人之手。即使題名為阮元之作,也很有可能並非其原稿,而是經過後人不斷增修。顧蒓當時究竟做了哪些修改,繆荃孫之追述也未必屬實。某人未入現存〈儒林傳〉是經過刻意排除,抑或是因史料有缺漏所致,亦難以釐清。陳熙遠教授繼而建議探討「宣付史館立傳」,應同時將民國時期的清史館與國史館之所做所為相互比較,以見其特色。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張繼瑩博士最後提問,范文瀾在 1949 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文革開始之後,是否曾像其他撰寫中國通史一類著作的翦伯贊、尚鉞等人一樣遭受衝擊,甚至受到迫害?儘管因受限於時間,這些建言與提問無法在當場獲得充分的回應,但發表人都希望能在將來的完稿中進行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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