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仁教授演講「十九世紀來華傳教醫療中的藥物」紀要

 
講題: 十九世紀來華傳教醫療中的藥物
主講人: 李尚仁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 黃銘崇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6 月 30 日(一)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雅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李尚仁教授演講「十九世紀來華傳教醫療中的藥物」紀要
 

  李尚仁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十九世紀帝國與現代西方醫學的關係,來華傳教士醫療活動為其關注的焦點之一。醫療傳教士將西方醫學知識與實作帶到中國,引起中國社會各種反應。相關議題如醫學教育、醫院制度、外科手術乃至西方醫書中譯等,學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引進藥物」的面向較少討論,本次演講李教授就特別針對此議題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

  藥物,在傳統中國醫療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醫療傳教的場景中,從傳教士如何引入與使用西藥、如何向中國人說明與展示西藥療效、如何研究與評價中藥,以及中國人如何理解西藥療效等,可以更具體地審視中西觀念交會與衝擊的複雜面貌。

引進西方藥物

  傳教士通常針對中西共同常見疾病,引進已經證實具有療效且西方熟悉使用方式的藥物,例如奎寧。十九世紀中,歐洲醫學界已廣泛使用奎寧治療甚至預防瘧疾。在華醫療傳教士在瘧疾流行之地,便經常發放奎寧給中國人,藉此展示西方醫療效力。

  然而重視藥物顯著療效,並不表示傾向採取保守的療法。事實上,不少傳教士勇於挑戰困難而有風險的病例,企圖以醫療的「戲劇性」效果,向中國人展示西醫的能耐,進而彰顯西方文明的優秀。以伯駕 (Peter Parker, 1804-1888) 引入麻醉藥物與外科手術為例,可以看出這種傳教士的普遍心態。

  事實上,就傳教士對於中國人體質的判斷,引進麻醉的急迫性較低。因為根據許多醫療傳教士觀察,中國人對疼痛較無知覺,具有善於忍痛的能力、不易休克的體質,能夠經歷沒有麻醉的外科手術。然而無論是麻醉所使用的乙醚 (Ether) 或哥羅芳 (Chloroform),在歐美首度成功示範之後,約莫半年至一年左右,遠在廣州的伯駕已經聽聞並開始在中國病人身上嘗試,顯見當時兩地醫學界傳播與接受此一新技術的速度之快。此外,鴉片戰後中國居民對外國人抱有強烈的懷疑和敵意,此刻使用有風險的藥物與手術,實非明智之舉。然而麻醉藥物的風險與副作用似乎未對伯駕造成困擾,甚且對於麻醉手術病例幾乎件件成功,頗感自豪。

  既然麻醉沒有急迫性,環境也不利傳教醫療,那麼伯駕何以如此積極引入具有風險、又可能引起各種聯想與猜忌的新藥物、新手術呢?對伯駕而言,外科與麻醉術所具備的戲劇性顯著效果,可彰顯西方醫學乃至文明之優越,有助於掃蕩傳教障礙與啟蒙中國人。一如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伯駕力圖用手術刀打開中國大門的作法,清楚透露出十九世紀美國外科論述常見的「拓荒」(frontier) 心態。

對中國藥材的研究

  十九世紀下半,醫療傳教士大多以優越態度自居,鄙夷當地醫療觀念與醫學體系。大多數來華醫療傳教士在這種觀念下接受醫療教育訓練,認為中醫理論與療法充滿錯誤觀念和荒誕不經的玄想。不過對於中國醫學的低度評價,不代表對當地藥材毫無興趣。

  英國醫療傳教士史密斯 (Frederick Porter Smith, 1833-1888),對十九世紀中國藥材做了最深入、最有系統的研究,所著《中國藥物學與自然史》(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1871) 對中國醫學評價甚低,但對於中國醫藥卻時有肯定,其中尤其推崇李時珍《本草綱目》,對於其分類藥材的努力、排除以往中國藥典具有的許多荒誕成分等讚譽有加,視之為中國藥學集大成之作。

  史密斯擺脫中國藥典編排方式,將中國常見藥物按字母順序條列,每一條目都列出該藥材的英文或拉丁文名稱、產地,並附上中國人對於這項藥材的傳說以及中國人認為所具有的療效。此書結合了索引手冊與民俗記錄,強調實用功能,主要目的是讓讀者知道中國常見藥材的產地與容易取得之處,透過中西對照名稱,使讀者按照原本知識加以使用。

  然而書中除了充斥著許多帶有文化與種族偏見的批評外,其脫離中國醫學理論脈絡的對應翻譯(例如醫藥名詞與疾病病症的對譯),其實問題重重,造成不少文意乃至學理上的歧異、混淆與理解上的困難。此外,史密斯並未仔細檢討中國藥典記載是否正確,或加以評價一般中醫對特定藥材的看法,而是以不置可否的方式平實記述;其中加入傳說這一部分,又不免讓本書染上趣味或獵奇的色彩。

西藥引發的謠言

  醫療傳教士將西方醫學與基督宗教結合,企圖藉由讓當地人佩服乃至驚訝的戲劇性醫療效果,宣示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促使中國人轉奉基督教。這種作法有其風險,因為很容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進而在反教氣氛中,藉由傳說謠言抒發恐懼的情緒。

  例如倪海倫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1833-1910) 曾記述與其夫倪維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於 1859 年在杭州傳教時見過一本冊子,內容敘述洋人綁架大批中國人運往國外,宰殺後製成鴉片的親歷見聞。倪海倫對於中國人無視謠言的荒誕無稽,竟對之深信不疑,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以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狀況來看,流傳這些謠言並不奇怪。中國人相信外國醫師會用人體煉丹製藥或是施行邪術,例如挖病人眼睛、器官以及拿孕婦胎兒煉丹製藥,若將這類謠言置於中國傳統信仰、文化乃至醫學背景下來看,則不難理解對當時中國人而言,這些謠言並非都是純屬荒誕、難以置信的說法。

  李教授認為,正如路易絲懷特 (Luise White) 所言,謠言「是一種更直接地討論其他事物的方式」,其中傳說的故事是假的,但所引發的是「真實恐懼」。從中國人的反教謠言和倪海倫所撰述的謠言,可以看出其中述說的是關於權力、壓迫與剝削的故事,事實上是藉著荒誕的虛構,來表達對真實處境的不滿。

文明競爭與文化利用

  李教授透過許多例子,讓我們看到十九世紀來華的西方醫療傳教士懷著對自身科學與醫學的高度信心,甚至揹負文明教化任務 (civilizing mission) 的心態來到中國。其將中國藥物與相關知識抽離地方脈絡,納入西方醫學知識體系之舉,具有科學帝國主義的典型特徵;而展示西方醫藥的優越性的種種努力,則帶有科學啟蒙與文明教化的典型觀念。其中隱含著一種科學相對於前科學、進步相對於落後、現代相對於前現代的分野與斷裂。

  李教授更進一步指出,醫療傳教士與當地中國治療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不僅是醫術的競爭,更是宗教的較勁。然而,有些醫師與傳教士認為這種為了較勁而追求立即可見的醫療戲劇效果,此舉結果只能吸引無知民眾,而無法讓有學養的中國人信服。更嚴重的後果是,神奇療效與醫療手術使得治病近同「行神蹟」,因此讓西方醫學染上了術法的色彩,被中國人視為與乩童、道士之流一般,或是視同傳說中的神奇療法。

  雖然,傳教士在某種層次而言,其實也參與並利用了這樣的認知與信念。也就是說,傳教醫療與地方文化在科學與前科學、真理與迷信的斷裂之外,存在著出乎意料的對稱與連續性。這種對比與混同的複雜現象,成為清末傳教醫療的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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