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前進教授演講「社會史的視角：清康熙朝天文大地測量的八個問題」紀要

　　汪前進教授是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副所長、二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亦是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和南京大學兼職教授，目前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汪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地圖學史研究，出版過多部關於古地圖的論著，在海內外發表過多篇具有影響力的地圖史論文，亦對中外科技交流史、中國科學思想史和中國海洋科技史有深入研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地邀請汪教授就清康熙朝運用西方先進測繪方法繪製的全國總圖——《皇輿全覽圖》為主題發表演講。雖然《皇輿全覽圖》過去已有不少前輩注意，但目前尚未有學者將其作為主題進行全面性研究。汪教授長期關注《皇輿全覽圖》，但此項研究並不容易，因而研究工作時斷時續，本次演講特就其近期對《皇輿全覽圖》的思考進行報告。

　　汪教授在報告前，提及他本人雖為研究科學史出身，但認為近來的科學史研究有兩個視角不能忽視，即全球史與社會史。例如本次報告清康熙朝的天文大地測量，此工作由西方來華傳教士主導，勢必需要外國史料輔助，此正符合當前全球史視角所關心的文化互動。另一個視角則是社會史，因為這些古地圖要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亦即放置於當時社會背景中，方能對其歷史意義有更深的理解。本次演講便希望能從社會史的視角提出一些新問題。

　　汪教授首先就發展戰略學的角度提出三個看法，分別是「舉國模式」、「以空間換技術」、「頂層設計」。「舉國模式」此概念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北京奧運，汪教授認為這種由國家統治者下令，動用全國力量資助、實行的模式，對於實施成果的成功是一種保障。早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亦注意到此現象，因為即便是與康熙朝同時期的歐洲也沒有國家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實測工作。「以空間換技術」的概念亦可以說是「以市場換技術」，當時擁有先進技術的傳教士渴望到中國各地傳教，汪教授認為康熙皇帝正是以中國廣大的幅員為吸引力，換取傳教士帶領中國官員實地測繪並有學習技術的機會。而「頂層設計」的概念重在強調此次測繪乃由上而下規劃、發令，因而最後得以整合各地實測的成果。

　　其次，汪教授注意到這次的大規模測量乃是由法國傳教士所主導，因為法國的首都巴黎是歐洲繪圖發展中心之一，有些人員還是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而來。這些被遣來的傳教士當中，有許多當時傑出的數學家、地理學者，他們來到中國以後便被皇帝賦予許多任務，測繪《皇輿全覽圖》便是其中之一。這些地圖在編繪完成以後被寄回歐洲，汪教授認為這種反饋也提高了法國在歐洲知識界中的地位。

　　《皇輿全覽圖》的一個特點便是使用經緯度，但經緯度的使用涉及到本初子午線的定位，亦即世界中心的定位問題。有學者認為清朝強以今北京古觀象臺或者以通過紫禁城太和殿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的作法，是愚昧落後的表現。汪教授則認為此問題涉及主權意識，綜觀世界各大古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所繪製的地圖莫不以其居住地或宗教聖地為中心，這是一種世界觀的表達，中外皆然，不宜貿然認定此舉象徵愚昧。

　　地圖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工具，因此一經測繪畫定，便會依據不同的需求而產生不同的版本，《皇輿全覽圖》亦然。依據康熙朝此次測量成果而生產的地圖有《皇輿全覽圖》、《康熙時代耶穌會教士地圖集》、《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皇朝輿地全圖》、《康熙分府輿圖》、《內府輿圖》，以及收於《古今圖書集成》中的分府地圖。版本間的形式差異以及各圖為何生產、知識內容如何流傳，無疑都是十分有趣的版本社會學問題。

　　汪教授還提出了著作權和與測繪工作相關的問題，尤其有些史料過去常被認為與繪製《皇輿全覽圖》有關，汪教授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考量到地圖測繪的工作隊實程以及對工作內容的描繪，有些史料的記載應該是為了修訂曆法而測量，而非為了製作《皇輿全覽圖》。

　　汪教授最後還分享了八個問題以外的其他思考議題，例如：來華傳教士繪製中國全圖，如何從室內編繪發展到實地繪測？法國耶穌會士如何借測繪中國全圖而異軍突起？從康熙朝的大地測繪，看耶穌會士如何同時扮演宗教與科學傳播者的雙重角色？全盤西化是不是後發國家技術跨越的主要途徑？「一國主導，多國參與」為什麼能成為早期中國國際合作的有效模式？東亞耶穌會傳教團如何看待、批准和支持法國傳教士主導的中國全圖測繪？法國科學界大地測量傳統如何影響法國傳教士在華天文大地測量的動機與實踐？重視結果（成果）、輕視過程（原始材料）是否是中國傳統科技檔案保存的特色？

　　演講結束後，先由本身亦長期研究輿圖史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員林天人教授發表回應。林教授首先肯定汪教授發表許多新的概念，並提出一些問題，例如中國歷史上似乎未有如同清代如此熱衷測繪地圖的王朝？早期製作中國輿圖是否曾實地測繪？這些地圖如何流通？林教授近期關心的議題恰好與汪教授十分接近，遂述及蒙古、西藏的測繪工作可能與勘探黃河河源有關。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朱瑪瓏先生則對法國耶穌會士是否與教廷有關提出疑問。汪教授認為從唐朝至明朝，各朝都曾繪製全國總圖，繪製全國總圖成為統一全國的象徵，也符合統治的需要。早期繪製中國全圖時，每朝都是用本朝新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應該是一種新繪，但未必如清康熙朝一樣實際測量。《皇輿全覽圖》確實曾在社會上流通，但不能想像如同今天這樣出版銷售，必須顧慮保密問題。地圖的流通範圍，應考慮兩個層面，地圖本身與繪測技術。法國耶穌會士繪製中國地圖應該有耶穌會總會的批准，不然傳教士進行長達十年的野外測繪的事情不可想像。

　　此後臺史所洪麗完教授、黃富三教授、陳宗仁教授以及成大歷史博士候選人王和安先生紛紛就其所關心的議題提問，汪教授亦就其所知一一回應，林教授與詹素娟教授亦有所補充。本次演講便在此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