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史與明清研究座談會」側記(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

 
報告人: 王正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正國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主持人: 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2 年 8 月 14 日(二)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陳佩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童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王明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交流史與明清研究座談會」側記(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交流史與明清研究座談會」於 8 月 14 日下午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是次活動,堪稱一場「沙龍式」的腦力激盪,相關領域的學者們分享研究中的所見、所思,進而討論「交流史」這個主題如何與明清研究,甚至全球史研究有所關聯。

  主席賴毓芝教授率先以「交流史」近年在學術圈地位大為提升的現象開場,提及近來諸多會議均圍繞於此議題開展。相關的主題式研究計畫也反映了此學術風潮,如德國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ät Heidelberg)「全球脈絡中的亞洲與歐洲」(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大型研究計畫,參與學者即多達兩百多位,「交流史」儼然成為一門顯學。[1]而其個人投身的藝術史領域同樣受此風潮影響,如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新發起一項以「旅程」(Itinerary) 為題、專注探討藝術品如何在不同文化間移動的大型計畫,將於明年五月舉辦名為 “The Itineraries of Art: Topographies of Artistic Mobility in Europe and Asia, 1500-1900” 的國際研討會。這種新風潮也拓展至以面向大眾為訴求的博物館展覽中,如今年一月到八月間丹麥國家博物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就以歐洲與世界間的關係為主題,策劃了名為 “Europe Meets the World” 此一時間軸下至近現代的大型展覽,試圖找尋當代對於「全球」(global) 興趣的歷史性因素。由此可見,交流議題幾乎已是一個銳不可當的風潮。此次會議亦期許透過長期耕耘「交流」議題的各領域學者之對話,由多方觀照的角度切入,給予明清時期「交流史」更大架構的勾勒。

  會議主要分為兩部分,前半段由陳國棟、劉序楓、廖肇亨三位教授發言,主題環繞與交流史多所疊合的經濟、貿易、海洋等領域;後半段則由祝平一、王正華、陳正國三位教授發言,三位學者雖各關注於科學、藝術、思想史研究,但聚焦的時間點幾乎相同,也因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特定歷史時段內人們的生活情態提供獨到的看法。此外,為延續《明清研究通訊》在每期中訪問學人的做法,各發表人也先就己身的學思歷程做一簡略的回顧,再針對主軸議題發言,藉此更得以看出諸位學者對交流史萌發興趣的原因,以及整個學術界思潮轉向的問題。

陳國棟教授:世界史、全球史與海洋史的交會


  陳國棟教授是臺灣學界較早將目光移向相關課題的學者。他在早期研究粵海關與國際貿易史的過程中,體悟到互動端點兩頭的材料及知識同等重要,絕不能僅採納一端的說法,遂促使他更大範圍地觸及交流史相關議題。對陳教授來說,交流史研究與消費文化研究是並行的過程,因為在經濟史與貿易史中,貨品的移動是最顯而易見的「交流行為」,也因此「消費」就成為必須理解的目標。對此陳教授提供了英國華威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Maxine Berg 教授的著作書目,[2]以及國內巫仁恕教授相關消費行為的研究,頗值得對此課題感興趣者進一步閱讀。

  陳教授說道,「全球化」是這些年來交流史勃興的重要因素。從學術研究發展的過程來看,學界在處理交流議題時,向來有「世界史」及「全球史」兩種不同的研究視角,但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史的研究角度開始興起,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世界史」(world history) 通常聚焦於高度文明社會的內在發展,而無法全面透析世界各角落交流的實況;「全球史」(global history) 則重視外在互動的部分。以中國史的書寫為例,一千五百年以前的歷史偏向單獨陳設,近於世界史的脈絡;一千五百年以後則開始納入交流對象間的互動,更接近全球史的論述。相對而言,臺灣史的發展則早在一開始就處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若不將此段歷史放入全球史視角中處理,很難對其有一全面性的理解。從事東南亞史研究的 Barbara Watson-Andaya 在 2006 年美國亞洲歷史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說上,更直接表明整個亞洲史應當從海洋史開始談起。陳教授進一步提點,海洋史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員」、「物質」與「觀念」三大重點的交換,正與交流史的研究重心不謀而合。然則,在面對交流課題中的跨文化研究時,必須特別注意相同物品在不同文化之下,存在著不同價值與意義的詮釋。此一觀念最早由 Philip Curtin 針對非洲的研究而來,強調跨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不能藐視非主流文化,一方面也不能過度依賴以經濟史來解讀交流的情況,因為數字無法處理及詮釋所有物質交流的現象。陳教授舉了幾則有趣的十七世紀交流實例,包括在一張描繪 1661 年鄭成功與荷蘭交鋒場景的插圖中,已可見到鄭成功使用了當時歐洲普遍應用於攻城的防衛工具 Gabion,而歐洲文本中所提及的稜堡築城技術,在明末《守圉全書》中亦已得到複製,這些都說明了十七世紀的軍事技術發展早已在「交換」主導下的全球化中進行。

延伸閱讀:
Maxine Berg, “Asian Luxur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Consumer Revolution,” in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eds.,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8-244.

劉序楓教授:從地方史到全球史的長崎研究


  接續陳國棟教授綜觀全球史、世界史的發言後,劉序楓教授分享自己與海洋史結緣的過程。劉教授長期從事以貿易為中心的中日交流史研究,再拓展至周邊的朝鮮及琉球等地區。七零年代研究生涯之初,他深深為當時日本 NHK 電視臺「絲綢之路」系列影片所著迷,並曾從事該片中文翻譯工作。當時他即立志在完成日文系學業後,赴日本九州大學投入專精絲路考古的岡崎敬教授門下展開西域史研究,無奈岡崎教授不收考古系以外的學生,卻反倒讓劉教授意外踏入東洋史學領域,並在中村質教授的提點下,得知大量中日貿易史料留存於長崎,從而開啟了日後他以長崎為中心探討相關中日交通史、貿易史,甚至文化史的學術生涯。劉教授提到,當時日本學界存在著「國史學」與「東洋史學」的強烈分野,且在對外關係議題上幾乎全由「國史學」的學者主導,在這種以日本為中心的敘述下,長崎僅僅被視作地方史,當地大批藏於地方鄉土史料館、寺廟的豐富古文書並未受到重視,然而卻深為劉教授所用。透過以日本當地留下的古文書為主要研究材料,再配合實際的田野調查,他一方面觀察中國史料中對於日本方面的論述,另一方面又得以回頭用日本史料再看到中國的狀況,正是其研究視角的一大優勢。[3]

  根據自身在日本求學的經驗,以及長期對日本學界的觀察,劉教授也指出日本與臺灣研究風氣的差別,亦即相較於臺灣學者多是單打獨鬥地精研自己的議題,日本學者著重組織各類大型研究,採取整個團隊一起進行調查的運作模式,於取得團隊共識後再開始撰寫結案報告。如劉教授當年著手研究中日貿易史時,便是跟著中村教授等學者進行多次田野考察,不僅師生間長久的相處、緊密的討論是一大特點,這種運作模式亦使研究成果具有明確的主軸,也能良好整合各類子議題,有利於學術成果的累積。就交流史而言,這類大型研究案近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是 2005 年啟動的「東亞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焦點開創跨學科研究」整合型計畫。[4]這個超大型計畫是由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發起,上起宋元,下至清代,參與學者高達兩百多位,設有三十幾個小組,並於跨組間設立海域史研究會,無論在時間維度、議題廣度上都展現超強的企圖心。此計畫旨在打破國別史的分野,著重於以區域史為核心所探討的交流活動,其初步成果已經出版,之後預計集結為一套共二十本的海域史研究叢書。長遠來看,這類大型整合計畫更能培養中青代學者成為日後研究的骨幹。思及此,臺灣學界則似乎有「交流史(計畫)不交流」的現象,殊為可惜。劉教授建議,各計畫間不妨多多舉辦如本次的小型座談,甚至共同聚焦於某一主題集結出書,如此一來對後學可能更具影響力。

延伸閱讀:
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

廖肇亨教授:文本中的東亞與全球


  廖肇亨教授與交流史的結緣始自明末遺民的逃禪研究,自此讓就讀中文所的他對明清佛教產生興趣。當時廖教授相當景仰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悟教授,再加上偶然讀到了吉川幸次郎提及「若要做明清之際的研究,日本的條件遠比中國好」,因而毅然決定前往日本深造。廖教授在自身鑽研的問題中,特別注意到明遺民「移動」的問題,如明末清初黃檗宗對江戶文化的影響,以及大量明遺民進入朝鮮、越南等地,越南中部甚至存在著明遺民聚集所形成的「明鄉」等。

  針對本次交流史與明清研究的議題,廖教授別闢蹊徑,從典範書寫與流傳的角度切入,談到文本的脈絡特性。他先舉出日光輪王寺藏的《金瓶梅》與蓬左文庫所藏的《三言二拍》這兩個引人好奇它們「身世經歷」的例子,頗具代表性地說明如何「以小見大」,以及從文本流傳的角度來書寫交流史的可能性。接著再談到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一書啟發了他某些突破性的觀點:其一是九、十世紀的禪學為一門國際化的學問,東亞各區域皆不脫此文化流傳範圍;其二則是東亞使節往來、以漢詩唱和的問題。這些觀點促使廖教授重新反思禪僧在國際禪學傳遞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使節們以漢詩唱和交流的過程中,漢文作為一種文化工具究竟達到什麼樣的地步。如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曾言中國使節所作的漢詩竟不如日本與朝鮮使者,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例子。除此之外,這些使節以文字、詩歌筆談時,往往流露出各種情緒,這類歷史情境中的具體感受,也是廖教授感興趣的研究目標。

  話鋒一轉,廖教授再度將話題拉回漢文之於日本的問題。在日本,漢文作為一種知識載體,其背後的價值觀不斷隨著歷史而變。雖然及至近現代,與現代性緊密扣合的西學,在日本現代化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為學界所看重,如學者大庭脩便曾指出,日本早期針對長崎貿易的研究,多專注探討荷蘭商館所在地的出島,而對中國船貿易總額遠遠大於出島西洋貿易的部分略而不談,正是導因於西學研究體現的是某種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背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即是當時代典型的產物。然而,現今日本學界又有新的論點,認為日本近代化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是透過漢文知識而來,亦即具備漢文知識背景者往往更容易接受新知。廖教授最後提到了《魯賓遜漂流記》,這是西方文化理論中相當重要的作品,反映出西方對現代性的思索和開創。目前他也正努力蒐集中國文人筆記小說中是否存有此類「漂流記事」文本,雖然這類文字中想像的成分居多,但不失為一種新穎且觸類旁通的文學研究視野。

延伸閱讀: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硏究》(東京都:文献出版,1986年)。

第一階段圓桌討論:

  在第一部分的討論告一段落後,王正華教授詢問廖肇亨教授,將來是否有意組織一個更大的計畫,統合性地談上述議題。廖教授回應道,礙於手頭上諸多計畫,目前無暇再處理更大的議題,自己手邊也正在處理「近世東亞使節交流」課題。賴毓芝教授緊接著問及從事文學研究的廖教授,其在處理「使節」問題時,和歷史學的角度有何差異?廖教授回答道,自己更關心的是背後價值觀的問題,包括了文本中體現的細微語調、象徵符號的差異。賴教授再就上述「海洋史」領域本身提問:它是一個傳統的研究領域嗎?全球史興起後,與其之關聯又是如何?二者的關係與差別又何在?具體而言,何以今年漢學會議其中一個子會議是以「海洋史」而非「全球史」為關鍵字?劉序楓教授答道,很直接的因素在於該會議是由「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且發表的研究人員也多集中在「東亞海域」議題。再者,相較來說,「全球史」範圍過大,不夠精確聚焦在此次會議的內容,反倒變成一個無限大的命題。陳國棟教授補充提醒,雖然東北亞為眾所週知的漢字文化圈,但漢字在東南亞仍扮演一定的角色,幾乎是所有與中國往來之國彼此溝通有無的中介平臺。因此從事東亞海域的研究不能忽略東南亞。

祝平一教授:交流中的接觸、挪用 (appropriation)、與能動性 (agency)


  第二部分著重在交流史架構下個別領域的探討,由從事科學史研究的祝平一教授首先發言,內容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簡略概述自身關注的議題,二是談論十七、十八世紀的歷史行動者如何透過各種實踐表述自身所認知的世界。祝教授強調自己從事的是「接觸」史的研究,因此他首重「接觸」的面如何形成,亦即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在這個界面上進行各種知識與物質的交換,當中涉及了異文化的挪用 (appropriation),以及在不同場域裡行動者的能動性 (agency) 如何產生,其身分認同 (identity) 又是如何地確認。

  祝教授進一步表明,近來他對「物質」與「影像」頗感興趣。在「物質」議題上,他主要處理書籍的物質性,具體的例子之一即是崇禎年間刊行的《崇禎曆書》,該書在清代不僅經歷了三次名稱的更動,分別是《西洋新法曆書》、《新法曆書》、《新法算書》,而在內容、版面上也有所調整——這些細微的變動,呈現了書籍的物質性如何嵌鑲在不同情境的權力關係中。而《四庫全書》天文曆法部的成立,則可視為漢人學者以「西學中源」為基礎,在考證學風下所建立的「古籍資料庫」,以此面對明末以來西洋傳教士所編纂的一連串天文算法書籍。

  至於在「影像」議題上,祝教授則觸及了「觀看」所牽涉到不同文化對於眼睛、視覺功能,以及在二次空間中如何虛構「真實」的畫面之想法與技法。他觀察到,當西方的光學理論傳入中國後,雖因中、西之異而受到諸多非議,但在中國的天文學場域中,對視覺性圖像的需求卻不減反增,甚至成為表達精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延伸閱讀:
Pingyi Chu, “Scientific Texts in Contest, 1600-1800,” in Looking at It from Asia: the Processes That Shaped the Sources of History of Science, ed.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265; Dordrecht, New York: Springer, 2010), pp. 141-166
祝平一:〈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曆書》及其相關史料研究〉,《奎章閣》34 (2009) ,頁 250-262(韓譯,頁 231-249)。
Pingyi Chu, “Archiving Knowledge: A Life History of the Chongzhen lishu (Calendrical Treatises of the Chongzhen Reig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June 2007): 159-184.

王正華教授:交流中的物質與視覺文化研究


  專精於藝術史的王正華教授表示,自己之所以會以全球史的角度來處理視覺文化、物質文化,始自早先對城市圖像的系列研究。特別是清代的城市圖中,大量運用到西洋透視法,引發他著手東西文化交流議題的興趣。王教授首先分析了近代早期交流網絡的特色,指出在全球航路大通後,世界各地連結與組織的方式有了巨大的轉變,其與十六世紀以前最顯著的差別在於:美洲的加入、距離遠近不再是互動有無的單一考量、數量與密度上大幅增長、多方之間各種連接的組合開始有更多可能。對於第一波全球化世界(近代早期)的比喻,王教授舉出卜正民 (Timothy Brook)《維梅爾的帽子》一書為例。該書將此世界比作「因陀羅的網」,此網上的每一個點同等重要,且從任一點皆能互通有無,彼此間也存在著各式的連結方式。然而,王教授認為「因陀羅的網」畢竟是二維空間的想像,實際上近代早期的世界更像是各種區域與地點連結方式的同時共存組合,一個極其複雜的立體形。因而在談近代早期的交流時,兩端點的互動事實上隱含著第三或更多區域的角色,換句話說,也就是存在著一個更上層的結構。王教授也談到他目前主持的「多方觀照」整合型計畫,正因研究範疇包括中國、日本、菲律賓,及歐洲各國,必然得使用全球史框架來統合諸多子議題。其次,全球史下的各點關係常是多方往來、互為他者的狀況,因而在研究實作上難以追尋來源,甚至詢問來源也並非一個有效的命題。具體實例如景德鎮「中國風」的瓷器風格,很可能是多方建構而來的。當然還是存在著不平衡由 A 至 B 的流動過程,此時便可以挪用、能動性、全球化與在地化等方式來討論。

  王正華教授接著單獨就移動中的「物質」細究。他談到對歷史學家來說,物品的流動必須達到相當的數量後,才能觸及歷史學所關心的品味、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歷史變遷的議題。就此而言,瓷器相當有代表性,如 David Porter 指出的、中國瓷器輸入英國後對時下女性空間營造的影響。然而,對歷史研究有意義的物質或物品流動,不應被侷限於數量大宗之物;就藝術史而言,其切入點就能包含其它特性的物品。一是某些數量雖少,卻因其重要的象徵意義與歷史效應而值得探討的物品。如清代馬國賢所製作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銅版畫,不僅在流傳至英國等地後成為中英混合式庭園的重要來源基礎,其歷史效應更自英國擴及至歐陸。唯不可否認的是,物品在流動的過程中是否產生歷史意義,歷史的偶然性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再者,某些物品之所以具重要性,在於從中我們能夠觀察到特定的交流型態與歷史情境,包括主事者或接收者的心態與價值觀,如李毓中教授所研究的博克舍抄本 (Boxer Codex),以及賴毓芝教授所作的清宮動物圖譜研究等即是很好的例子。發言尾聲,王教授期許與會學者能集思廣益,考量到臺灣的特殊性,思考如何發展出讓臺灣學術在世界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的策略。

延伸閱讀:
Michael North, ed., 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1400-1900: Rethinking Markets, Workshops and Collections (Farnham, Surrey,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0).
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 CSRCS Occasional Paper 11 (December 2002).

陳正國教授:十八世紀英語世界的世界觀


  陳正國教授是會中唯一一位研究範疇的「他者」,也是諸位教授亟欲尋求對話的對象。陳教授概述自己的研究範疇是十八世紀英語世界的世界觀,而所謂的世界觀,也可以說成是意識形態的結構 (ideology structure)。就研究時段而言,十八世紀的特殊意義在於既是民族國家發展及鞏固的時期,也是全球化不斷進行的時期。此二者看似相悖,但在歷史情境中或人們的感知中卻是混融的。而為什麼要特別說是「世界觀」呢?因為在後殖民的歷史書寫中,偏向一種輝格 (Whig) 式的史觀,例如英國發展史上曾接受很多東方文明的元素,但都被刻意忽略不談。陳教授認為,輝格化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自己的工作是使輝格史觀可以重新「歷史化」(historicize),更精確地說,他要歷史化的對象「輝格史觀」因其產生之背景而帶有國家化世界觀 (nationalized world view) 的色彩,於是衍生一些矛盾的問題:十八世紀如何既有自由主義的原則,但國家內部卻也同時支持殖民主義?對政治學者來說,這是他們所要批判的對象;而對從事歷史研究的陳教授來說,要面對的則是歷史何以發展至此的問題。

  簡單介紹研究興趣後,陳教授轉而談到,對交流史研究來說,如何定義交流雙方(或多方)的內涵,以及交流的發生之處,都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以前述的輝格史觀、或說國家化的世界觀為例,它既有自己內在的發展脈絡,進入「東方」世界後亦開始另一種脈絡化的過程 (contextualization process)。陳教授借鑒現今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指出單是這樣脈絡化的過程,就有兩種研究典範可供參考:一是中心與邊陲的框架,二是多元中心的角度 (center-peripheral, multi-center),甚至他認為還可以考慮 Quentin Skinner 所提出關於語言的脈絡 (linguistic context)。也就是說,對歷史的後見者及今日的人們來說,行為本身必須被放回個別的脈絡中來理解。

  誠然研究者必須認知歷史的脈絡,但倘若回到先前談到的十八世紀是民族國家成長及全球化的時代,陳教授雖認同這樣的看法,卻也認為現代史學常常使用的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概念可能還需要經過更多檢證,對此他進一步建議,利用跨國 (transnational) 的概念可能更符合研究時段(十七、十八世紀)的真實狀況。「全球史」一詞的使用,實際上反映了當代對之的期待。此外,陳教授也提出問題給大家一同思考:Quentin Skinner 所言的脈絡化 (contextualize),雖然可以將更多訊息、層次注入史學研究之中,可是一旦涉及為數眾多的研究主體,要一一將之脈絡化並梳理出知識性的意義,就變得十分困難,而這正是往往擁有不只單一研究對象的交流史所必須面對的情境。換句話說,在脈絡化之後,又要如何找到並研究跨脈絡 (trans-context)?以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發展為例,脈絡化之後往往指向國族主義,那麼下一步呢?明清史與交流史的研究很可能可以提供有效的解答。

延伸閱讀:
David Armitage, “Globalizing Jeremy Bentham,”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2 (2011): 63-82.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Donald Kelley,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6.2 (April 2005): 155-67.

第二階段圓桌討論:

  陳正國教授所提出的「跨國 (transnational)」概念,引發祝平一、王正華教授的更多發想。祝教授深有同感地表示,跨國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 是科學史的新潮流,因為在西洋科學史的發展中,國家並非一道實際的界線,人員、資訊時常是跨國交換的,更不用說十七世紀以降的中國科學史了。王教授則認為,「跨國」概念似乎無法適用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進入中國以前的狀況。顯而易見地,清朝是一個滿族為上、結合各種漢人皇權、游牧部族共主概念而來的大帝國政權。陳正國教授也同意十八世紀的中國毫無疑問地是帝國型態,「跨國」概念較適用於他個人所研究的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因為這時歐洲的帝國已有別於過去羅馬帝國的普世性架構,而偏向民族國家的步調,但路易十四統治的法國是唯一的例外。

  在隨後進行的圓桌討論中,賴毓芝教授指出,交流史似乎是現在學界的一種政治正確,但觀察各領域的研究個案後,便不難發現端點間連接的方式千奇百怪,存在著相當複雜的介面在嵌合運作。這樣的研究視角,除了改寫我們既有的認知,其背後要建構的到底是什麼,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施靜菲教授也提到,從藝術史工藝技術的角度來看清宮,可觀察到清宮擁有高超的挪用能力與技巧。雖然不少研究均指出當中國人接收外來技術時,只接收到物象的表面,而未進入到知識層面的階段,但施教授說道,除此之外我們似乎還得多說點什麼,不然研究結果將僅僅停留在慣性的基調上。陳正國教授回應道,或許我們要超越結構本身,進一步問:為什麼有此結果?祝平一教授則接續補充,中國的數學發展就非處於上述狀況,洪萬生《談天三友》對此有相關論述,簡言之即是中國雖然受到某些價值判斷的限制,但並未左右中國算家去開展自身的技術。祝教授進一步提醒,我們不該以現代的價值觀來評價「模仿」一事,因為通常模仿成熟後才具變通的能力,只要將歷史的時間軸拉長,幾乎所有人皆有從模仿到改進的能力。

  接續於此,陳正國教授再度聚焦於賴毓芝教授早先的發言。他說道「主題 (subject) 深切影響了我們所使用的概念」,並反問賴毓芝、王正華教授現下所執行的交流計畫,究竟是要幫助社會或是讀者進一步理解「藝術史」,抑或「中國藝術史」或「明清藝術史」?畢竟,有意識地設定主題的範圍,或許自然能避免一再無意義地陳述重複性個案的困境。對此,王正華教授回應道,他從未考慮影響整體大社會的觀感;但就其個人研究而言,觀眾、讀者確實是寫作的考量重點。他期許自己正在撰寫的專書對於上述三者,甚至是歷史學界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王教授也非常同意陳教授所言,亦即問題意識與架構拉得越高,能有效處理的問題、意義也越多重。就其此次整合型計畫而言,王教授則預期當我們對十八世紀清代皇權與物質生產有深刻的理解後,反倒更能說明十九世紀轉折性的發展何在。舉例來說,十八世紀中國接收西洋透視法的狀況,可能即可與後來攝影術在中國迅速發展有所鏈結,進而帶領人們理解近現代中國一連串視覺改造的過程。又或許當處理十八世紀清宮的問題時,若能理解中國皇權面對外來體時慣有的態度,必將有助於理解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國一連串挫敗史的癥結何在。

  會末,與會諸學者不約而同地表示,此次沙龍式會議實對自身研究視野的提昇大有助益。陳國棟教授更在最後有感而發地說道,歷史學總是期望做一些偉大歷程的歸納,但這些歷史學的素材很難做為社會科學的材料。歷史學像是數學,一是一,二是二;社會科學則接近統計學的概念,以百分之九十概括整體。歷史學更重要的工作是對事實適當地重建,並給予恰當的敘述。歷史學家應該是博雅的,而非像社會科學家以數據、邏輯式的推理建構一般化的概念。在陳教授此番談及史家應有技藝的發言中,整場學思沙龍就此畫下圓滿的句點。

[1]英文版網頁見 http://www.asia-europe.uni-heidelberg.de/en/home.html。
[2] Maxine Berg 教授的簡介,可見:http://www2.warwick.ac.uk/fac/arts/history/people/staff_index/mberg/。
[3]劉教授對日本海洋史學界的概略介紹,可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428。
[4]計畫名稱為「東アジア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寧波を焦點とする学際的創生」。更詳細的介紹可參考:吳雅婷(臺大歷史學系博士後):〈大阪博士後札記——學術環境觀察〉,《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 8 期(2010 年 8 月)。網路版見: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09newsletter/08/0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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