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藝術史研究新浪潮工作坊」會議報導

 
主持人: 王正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巫佩蓉(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士鉉(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謝世英(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副研究員)
吳方正(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石守謙(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協辦
網址連結: http://mingqingdynastyofarthistory.blogspot.tw/2012/11/blog-post_9104.html
時間: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一)上午 9:00 至 下午 6:00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撰寫人: 李宜蓁(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明清藝術史研究新浪潮工作坊」會議報導
 

  「明清藝術史研究新浪潮工作坊」是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正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聯合主持的「明清藝術史讀書會」的成果發表會。此一讀書會始於 2010 年,至今已運作兩年,成員主要為臺灣藝術史學界的研究者,專長多為明清藝術史。讀書會每月定期召開一次,每次由成員報告最新的研究成果。此次工作坊以臺灣學界既有的成就為立足點,追求新的研究方法和視野,故名之為「新浪潮」,匯聚讀書會六位成員的最新研究;其後在石守謙教授的主持下,召開以「明清藝術史與文化史研究的新動向」為題的圓桌座談會,並邀請四位引言人:王鴻泰教授、周芳美教授、施靜菲教授、盧慧紋教授共同展開討論。

  整體來說,此次工作坊各篇報告所涉及的議題層面廣大,並未偏向任一類別的藝術品,可見臺灣明清藝術史研究已涵蓋繪畫、瓷器、玉器等不同材質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觸及不少明清藝術史學界過往較少關注的材料,例如:彭盈真討論的同光朝官窯所燒造的「大雅齋」款瓷器,此款瓷器雖在陶瓷收藏界頗為知名,但少有陶瓷史學者作深入且全面的討論。同樣地,明清之際的版畫作品甚受學者關注,但清末第一本以西方傳入的照相印刷技術來複製傳統書畫圖像的期刊《神州國光集》在劉宇珍之前卻少有相關研究。另外,黃立芸所研究的清初花鳥畫家孫億,於傳統畫史的相關記載甚少,因此在既有的明清繪畫史研究中極少被提及,但據琉球方面的史料記載,孫億在寓居福州時,曾數度指導過琉球的官派畫家,如吳師虔等人,而且傳世畫作多藏於日本,可見孫億對琉球畫壇有相當的影響力。新材料受到重視,正反映出舊議題的延展和新議題的誕生。在評論人和與會者的提問中,以及圓桌座談會的討論下,看似主題各異的六篇論文,所涉及的議題實可歸納為三大類:宮廷藝術和女性主義、複製藝術和視覺文化、地區藝術與「東亞」觀點。以下將按照此一分類簡述各篇內容。

宮廷藝術與女性主義

  彭盈真的論文為〈晚清同光朝官窯制度與器物研究〉,王崇齊的論文是〈天下秩序與乾隆皇帝的美學趣味〉,兩篇除皆以工藝品為主要研究對象之外,在研究思路上也頗有相似之處,二者都從主政者的藝術品味和政治操作來理解清宮製作或收藏的作品。清代景德鎮官窯承襲明代舊制,但因太平天國之亂而停燒,直至同治三年 (1864) 才重啟爐灶,但此後無論是與造辦處的溝通或經常燒造的陶瓷釉色和紋樣,都有獨自的特徵。彭盈真透過慈禧太后於同治十三年 (1874) 向官窯訂購「大雅齋」款瓷器的風格和使用脈絡進行討論,並梳理活計檔和九江長官奏摺,以重建官窯與造辦處溝通的方式,認為慈禧太后對重建後官窯的生產確有干涉,而且不只以個人的藝術品味介入,更有展現自身統治形象的強烈企圖。王崇齊則藉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刻有乾隆御製詩的蘇州製和伊斯蘭製玉器,說明乾隆所懷抱的天下秩序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彭盈真的研究,評論人陳國棟教授指出,除了關注慈禧作為統治者身份對官窯燒造的影響之外,尚可注意其女性身份是否因此造成異於男性統治者的思維和作法。

  事實上,在明清工藝史的研究領域中,對女性參與者的討論不若明清繪畫史來得豐富。明清繪畫史的研究雖仍以男性畫家為主,但由於第一本專門記載女性畫家的史書《玉臺畫史》在清代問世,且不少明清女性畫家的作品傳世至今,因此女性畫家的活動和作品已漸為學者所關注。[1]受到西方女性主義影響,除了對作品進行介紹之外,女性畫家所受的文化制約、作品中反映的女性特質,乃至於女性形象如何被運用等議題也一一浮現。不僅如此,王正華教授近年來對慈禧肖像的研究,則又突顯了宮中女性贊助者在遂行其政治操作目的下對繪畫製作的主導和運用。[2]反觀明清工藝史的研究,正如施靜菲教授在稍後的圓桌會議上所言,多半從男性帝王的立場探討其對官窯燒造的支配,女性的作用並未有相當的論述。施教授也指出,近年來英國學者 Craig Clunas 關注明代藩王墓出土宮廷女性首飾的研究,對此一議題的開展卓有貢獻,但仍有可深入探究的空間。[3]由於慈禧在同、光兩朝權傾一時,彭盈真對大雅齋款瓷器和同光兩朝官窯的研究,或可從更大的面向提供我們理解宮中女性對工藝發展的影響。

複製藝術與視覺文化

  相較於彭盈真和王崇齊聚焦在宮廷贊助的精緻藝術品,陳玉秀〈明代西苑苑景釋考〉一文研究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明文徵明西苑書畫卷》則是民間對名家作品的複製。此卷畫作並非文徵明真蹟,但書法應出於文徵明之手,為了判斷畫幅可能稿本的製作年代,陳玉秀依據曾至西苑遊歷之官員所留下的遊園筆記,以及考古材料,配合對明代西苑各景變遷的探討,認為此畫的稿本當成於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評論人王正華教授指出,從風格來看,此畫應是蘇州工坊仿文徵明畫風而成,即時人所謂的「蘇州片」。就蘇州片的製作而言,多數未見母本,且在製作上多以數個段落拼湊組件合成。然而從陳玉秀對此卷各景詳盡的考證來看,此卷或有一母本存在,而此母本很可能即西苑實景畫。另一方面,由於文徵明確曾遊歷西苑,且現有兩本他所寫《西苑十景題詩書卷》傳世(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與遼寧省博物院),兼以北京仕宦的經驗對文徵明而言至為重要,王教授建議應就西苑實景畫母本與文徵明畫藝生涯間的關係進行討論。再者,從明代官員頻頻遊歷西苑且為之作詩作記來看,西苑在明代官員之間似乎也形成了某種特殊的政治或文化意象,西苑實景畫是否也參與了如此意象的建構,王教授認為可作深入的探究。

  劉宇珍發表〈在照相複製年代裡的中國美術:《神州國光集》的複製態度與文化表述〉一文,處理的《神州國光集》是民間對精緻藝術品的忠實複製,與《傳明文徵明西苑書畫卷》這類名家贗品的「蘇州片」不同。她觀察《神州國光集》的廣告修辭和印刷狀況,發現該集刊藉著先進的印刷技術和精良的印墨以求逼真地呈現書畫的筆墨效果,並選擇宣紙作為印刷紙料,除有如觀賞原跡的效果之外,也可供讀者蓋印題款、裁切裝裱。顯然,《神州國光集》複製的不只是書畫作品本身,還包括傳統中國書畫鑑藏的觀念,但傳統的藝術價值體系卻也因此產生某種轉變。由此可知,從賞鑑的角度而言,複製品的藝術價值不如真跡,但複製品在相當程度上形塑了當代的社會、政治、文化面向。王正華教授給予陳玉秀的研究建議其實也出於同樣的研究視角。此一視角實由劉宇珍師事的 Craig Clunas 提出,他以為與其探討藝術的歷史 (a history of art),不如放大為圖畫的歷史 (a history of picture),如此一來,瓷畫、漆畫、版畫,乃至於品質較差的偽畫,皆可合併討論,並得以對這些圖畫製作和流通時空的歷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4]

地區藝術與「東亞」觀點

  《傳明文徵明西苑書畫卷》或《神州國光集》中的複製繪畫雖非真跡,卻以享有全國知名度的畫家或名作為複製對象,反觀黃立芸〈清初畫家孫億花鳥畫及其影響〉,其研究對象孫億在中國傳統畫史的書寫中只是一名活躍於福州的地區性畫家,此一選題除與個人學術興趣有關,亦受到當前學界發展之影響。近年來,臺灣的明清繪畫史研究,逐漸跳脫單一中國框架,而走向包含中、日、韓、越在內的「東亞」觀點進行論述發展。[5]基於這樣的思考脈絡,在黃立芸的論文中,孫億不再只是一名中國的地區性畫家,而是中國花鳥畫外傳琉球的關鍵人物。誠然,過去對孫億的研究早已指出他對琉球的影響,但多半停留在文字史料上的解讀,而黃立芸則試圖透過作品的實際分析,去彰顯此一面向。此外,由於琉球當時已為島津氏的薩摩藩所統治,黃立芸認為孫億的花鳥畫或許也藉著這層關係進入日本本島;此外,文中亦指出孫億的花鳥畫,除了承襲自明初福建畫家邊文進、李一和,即源自五代黃筌的勾勒設色作法之外,還具有裝飾性、平面化、格套化的特色。這樣的風格一方面與明末畫家丁雲鵬、吳彬,以及版畫有關,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來自日本市場的可能影響。從黃立芸的研究可知,當既有的明清繪畫史被東亞觀點重新檢視時,異文化交流的議題隨之浮現,由此衍生的傳播端、媒介和接受端等問題,將使討論更加細膩而豐富。

  和黃立芸論文相同,黃琪惠〈傳統日本畫的移植與效應——以日治初期臺灣書畫 (1899-1917) 為探討中心〉一文對日治初期臺灣書畫會的研究也聚焦在特定地區並觀察兩股文化之間的接觸,不同的是,此一地區在政治上已不屬於中國統治。基於特殊的政治、社會和歷史背景,在藝術史研究的學術架構中,臺灣早已自成「臺灣美術史」一門單獨學科,而日治時期更是其中相當重要的歷史階段。目前學界對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研究,偏重於 1927 年由官方成立的臺灣美術展覽會,以及當時被視為新美術的西洋畫和東洋畫。相較之下,關於日治前期的研究較少,多半關注於石川欽一郎的水彩畫和承襲清代福建畫風的「閩習」之作。相對而言,黃琪惠藉由 1899 年臺北日人書畫家所組成的臺灣書畫會活動,以及參與者的背景和作品,指出日治初期已有包括南畫、狩野派、四條派在內的傳統日本畫移入臺灣,並在臺灣書畫家之間造成後續效應,企圖為日治初期的美術發展勾勒出更清晰的輪廓。嚴格來說,黃琪惠的論文不屬於「明清繪畫史」的研究範疇,但以臺灣書畫會為討論中心,呈現出促成異文化移入的媒介如何運作並造成影響,對於反思以東亞觀點重新檢視的明清繪畫史之研究有所助益。此外,在此論文中,黃琪惠將日治時期書畫會與中國傳統書畫雅集相比,讓人亦益加明白箇中異同。

  除了以上六篇論文,本次工作坊所舉辦的「明清藝術史和文化史研究新動向」圓桌座談會亦對明清藝術史研究在新材料和新方法的運用上有所提示。石守謙教授點出一重要問題——「複製」,因藝術史研究與教學經常有賴複製的圖像,且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 (GIS) 開始使用在歷史研究上,用鳥瞰的方式去看材料,也讓歷史學家產生新的記憶。施靜菲教授提醒,明清藝術史研究所呈顯的交流問題相當複雜,不只是東亞內部,以亞洲和歐洲為主的東西交流亦不能忽視,在工藝史研究方面,即出現不少專為外國而作,和主流作品不同的外銷產品,特別可見於廣州。盧慧紋教授表示,在書法史研究領域中,刻帖、摹本、榻印大有可為,過去將之作為傳統鑑定的輔助工具,但今日不少學者從出版流通的角度來討論這批材料,開啟了書法文化研究新視野。王鴻泰教授簡介臺灣明清史學界利用文化史理論進行研究的狀況,並建議可關注於明清時代在文學、藝術上不同於其他時代的感官經驗。周芳美教授則建議可運用文學批評來觀察民國初年的畫報,注意其所呈現的感官或視覺經驗。

  不論是文章發表或圓桌會議,本次發表會反映出臺灣明清藝術史學界在研究版圖上的既有擴展和未來的可能走向。自 1980 年代起,自歐美學成而返的臺灣藝術史學者,不再只是運用講究作品內在發展規律的風格分析方法,還向外援引了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女性主義、視覺文化等議題也因而出現在相關研究中。[6]本次發表會所涵蓋的二大議題——宮廷藝術和女性主義、複製藝術和視覺文化——即承襲此一學術脈絡。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現今研究對象下探至如大雅齋款瓷器、《神州國光集》等清末材料。本次發表文章所涉及的另一議題——地區藝術與「東亞」觀點,則顯示受到二十世紀末全球化趨勢影響,臺灣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突破過去以中國為主體的思考角度,從「東亞」的視野重新檢視福建等外緣地區藝術。而最後的圓桌會議,除了指示新材料和新方法之外,更提醒了學界注意 GIS 之類的新科技對拓展研究領域的可能潛力。

[1]相關研究有:Marsha Weidner, Views from Jade Terrace: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1912; Marsha Weidner, ed., Flowering in the Shadows: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李湜:〈明清時期閨閣畫家人物畫創作的題材取向〉,《美術研究》(1995.1),頁 43-47。
[2]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形象〉,《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2 期 (2012.3),頁 239-316。事實上,關於宮中女性對藝術的贊助和藉之所為的政治操作,任教於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李慧漱教授在 2010 年出版的新書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已有深入討論,但主要以南宋的劉后、吳后和楊后為例。
[3]此為 Craig Clunas 預計推出的新書主題。他在 2012 年 12 月 10 日曾至國立故宮博物院發表名為「明代藩王墓葬出土文物及其意義」(Material and Meaning in Ming Kingly Tombs) 的演講,當時的內容主要以湖北梁莊王墓出土的文物為討論對象。
[4]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4.
[5]在臺灣推動此一研究視角不遺餘力的當屬石守謙教授,他自 2007 年起開始在中央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計劃。一是以他個人為主,名為「移動的桃花源——第十世紀至十六世紀山水畫在東亞的發展」的深耕計劃;一是由他擔任計劃總主持人,並結合歷史學、文學等不同領域研究者,名為「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觀看、媒介、行動者」的學術計劃。前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已於 2012 年由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付梓刊行,並於近日榮獲中研院第一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後者則在 2009 年舉辦過一場國際研討會,成果論文集《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2011 年出版,並於 2012 年舉辦了第二場國際研討會。
[6]關於戰後迄今臺灣的藝術史研究之發展,請見石守謙:〈臺灣的藝術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 31 卷第 1 期 (2012.2),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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