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原秀城教授講演「朝鮮思想的時代區分——以高橋亨的說法為視點」紀要

　　川原秀城教授任職於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長期從事東亞思想文化及朝鮮思想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の科學思想》、《朝鮮數學史》等，另編譯有《高橋亨朝鮮儒學論集》。2013 年 5 月 3 日上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川原秀城教授主講〈朝鮮思想的時代區分——以高橋亨的說法為視點〉，探討如何論斷朝鮮思想史的時代區分，尤其針對高橋亨 (1878-1967) 提出的看法進行檢討與反省。

　　據川原教授分析，關於朝鮮朱子學之時代區分，高橋亨提出的學說前後不同。前期學說為二期說：自朝鮮建國到李退溪之前為前期，自李退溪到朝鮮末期為後期。前期學說注重於十六世紀在思想史的重要意義，關鍵人物為李退溪 (1501-1571) 與李栗谷 (1536-1584)。此見解呈現於〈朝鮮儒學大觀〉[1] 與〈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2] 兩篇論文。在高橋亨看來，朝鮮儒學的基本架構奠基於退溪與栗谷；二人不但建構了朝鮮朱子學的哲學規模，且奠定了未來政黨分派的大勢，分別成爲主理派（嶺南學派）與主氣派（畿湖學派）的開山祖師。

　　至〈李退溪〉[3] 一文，高橋亨修改前說，提出三期說：(1) 國初到李退溪之前；(2) 退溪至宋時烈之前；(3) 宋時烈至國季。川原教授表示，他基本上贊同三期說且肯定宋時烈的重要角色，但其立足點與高橋亨有所分歧。儘管高橋亨的後說注意到朝鮮朱子學如何影響朝鮮後期的政治社會空間，但仍將其看作主理、主氣理論鬥爭的重複延伸，故不免產生「哲學偏執」。相對而言，川原教授正面肯定朝鮮後期朱子學的學術貢獻與理論成就。在此脈絡下，圍繞宋時烈的定位及貢獻，二人流露明顯的概念差異。

　　川原教授指出，若從李退溪與宋時烈在「訓詁研究」上的成就著眼，足以建立另外的三期說。例如，退溪所編的《朱子書節要》與宋時烈撰寫的《朱子大全劄疑》都突破了朝鮮朱子學的水準而給予後世莫大影響。此外，在「理論研究」方面，宋時烈並不停留於栗谷學說中。川原教授說明，宋時烈運用「演繹法」證明栗谷學說的優勢，同時以「會通法」試圖將退溪與栗谷學說折衷融合，不但試圖證明朱子學體系的理論一致性，更調和退、栗兩派的思想遺產。與高橋亨之說法相比，此說肯定宋時烈的多重、正面角色。

　　最後，川原教授以「朱子學的絕對化」與「朱子學的相對化」視角，描述十七世紀以後出現的「保守主義」與「改革主義」兩大潮流。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朝鮮社會經歷兩次戰禍之後，不少知識分子開始懷疑朱子學的絕對權威與現實有效性。這些懷疑致使他們傾向於實學、陽明學、西學等思潮，並向以宋時烈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陣營挑戰。川原教授強調，不論其勝敗與否，都值得探究此等新潮對於思想史上的積極意義。

　　川原教授講演後，與會學者熱烈發言提問。林月惠教授的提問是：第一、若接受三期說法，該如何處理宋時烈以後出現的陽明學或實學思潮？例如，三期說似乎難以涵蓋脫離朱子學的丁茶山、吸收陽明學的鄭齊斗等。第二、川原教授如何將《朝鮮數學史》的成果與朝鮮朱子學連接在一起？

　　鍾彩鈞教授也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所謂「原理主義」一詞的含義為何？第二、是有關「訓詁」與「哲學」關係問題。就前者而言，川原教授表示，宋時烈的朱子研究帶有某種「原理主義」的性格。李明輝教授補充說明，日文與中文對「原理主義」一詞的界定有所間隔，恐怕「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 一詞更符合於中文的說法。就後者而言，川原教授反對「訓詁」與「哲學」的二分法。然而鍾彩鈞教授指出，訓詁不僅是「鞏固」哲學的手段（如朱熹），有時也用以「攻擊」哲學（如戴震）。林月惠教授舉宋時烈與韓元震為例，指出他們以哲學上的整合性來解釋或解決訓詁上的脫節。如此，兩位學者都指明訓詁與哲學未必是平行關係。

　　張季琳教授提問，川原教授爲什麽認爲研究中國學，必須研究朝鮮的西學或朱子學。最後，黃冠閔教授提出一個觀察，川原教授構想的「中國學」範圍是否過於龐大？不管是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對象，此「中國學」涉及的領域極爲廣泛，恐怕難以聚焦。

　　針對以上問題，川原教授積極回應。他指出韓國實學和陽明學思潮或思想家（鄭齊斗、丁茶山）未必完全脫離朝鮮朱子學之脈絡。且就朝鮮思想界而言，對朱子哲學的掌握始終依賴於訓詁學的成果或成熟，所以二者有與時共進的關係。其次，川原教授同意數學史與朱子學研究之相關性應該進一步商榷。儘管還沒得出明確的答案，但是他一直在思考東方數學與西方數學之角色差異，或與朱子學相關的數學特質。針對張季琳教授的提問，川原教授回答，相對於中國，西學在日本與朝鮮的影響更爲深刻，所以對日本與朝鮮西學的研究有助於中國西學研究。最後，面對黃冠閔教授的建議，川原教授說明，他的研究採取綜合性比較，且重視跨領域的視角。他認為，哲學建構與綜合性研究是要同時進行的。例如，探討哲學問題時，若對歷史或文化加以觀察，將有助於啟發想像力與洞察力。在此，即可考慮「中國學」這一幅龐大圖像之意義與價值。

^[1]高橋亨：〈朝鮮儒學大觀〉（修訂稿），收入朝鮮史學會編：《朝鮮史講座特別講義》（京城：朝鮮史學會，1927 年 8 月）。

^[2]高橋亨：〈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收入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會編：《朝鮮支那文化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29 年 9 月）。

^[3]高橋亨：〈李退溪〉，收入斯文會編：《斯文》第 21 期第 7 號、8 號及第 22 期第 1、2、3 號（1939 年 11、12 月及 1940 年 1、2、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