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豪教授演講「明人尺牘中所見藝術史料」紀要

 
講題: 明人尺牘中所見藝術史料
主講人: 吳國豪教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任)
時間: 2013 年 6 月 29 日(六)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國家圖書館一樓簡報室
撰寫人: 李宜蓁(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吳國豪教授演講「明人尺牘中所見藝術史料」紀要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明代風華——明代名賢尺牘特展」系列演講之首場由吳國豪教授主講「明人尺牘中所見藝術史料」。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收藏許多書法作品,多為立軸,亦有長卷、冊頁、扇面,尺牘也不少,主要創作於明代中後期至清初和清末民初到渡海來臺兩階段。過去該會對所藏明代作品曾舉辦多次展覽,除有 1996 年至 1997 年的「明末清初書法展」,做為時代性的回顧外,還有以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書家與派別為主的專題展,如 1999 年的「禪悅‧閑雅‧書風——董其昌與清代帖學書法展」、2009 年的「日本。傅山書法展——真跡・拓本そして臨書・創作」。值得注意的是,該會也曾單就扇面和尺牘的藏品舉辦展覽,如 2009 年的「明清扇面線上典藏展」、2010 年的「明代名賢尺牘展」,而此次展覽實為對該會近日出版《明代名賢尺牘集》三冊專書的呼應。[1]

  「尺牘」即是書信,吳教授先指出尺牘書法的三種特色:一是就書家而言,不全然是藝術史上的大名家,也有小名家;二是就風格而言,讓人有見字如見人之感;三是就內容而言,讓受信者以外的觀者,能在解讀時充滿神秘感。此外,不同於碑版、立軸、扇面等幅式作品,尺牘的書家有不少是書法史上的小名家,或在歷史上未留其名的無名氏,此與碑版、立軸、扇面等幅式作品具公開展示性質之作,常出於大名家之手頗為不同。且尺牘雖有如此次所展楊鎬《與豐臣秀吉書》般公開曉諭的國書,但更多的是文人之間私下互通訊息的信札,因此在書寫上較為隨性,常以行書書之,更能展現書寫者本身的性格。[2] 而尺牘內容所涉及的人、事、時、地、物相當繁雜,包括稱謂、量詞在內的用字遣句,乃至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對距書寫時空久遠的後代觀者而言,往往如密碼般難以理解,需費時考證方能釐清。不僅如此,書寫者又常依據和受信者關係的親疏調整文句,後代觀者若要正確理解內容,勢必得先調查書寫者與受信者的生平和交誼狀況。

  明代尺牘內容多元,吳教授演講聚焦於與藝術活動相關的尺牘,並細分為數類,茲舉各類一、二件具代表性的作品為例。(1) 書事:段叔玉所刻《太原段帖》收錄二則傅山寫的尺牘,提到「不必輒滿,寧橫勿順」、「賤名寫來三行,大小唯擇過之,末借重芳名,禮也」,即傅山叮囑段叔玉如何為他的書法刻帖。[3] (2) 索畫與買賣:彭行先給畫家顧殷的尺牘,提到「薄儀三星引意,前有小照希補圖者,希簡發禹公道丈先生」,「禹功道丈」即顧殷,顯示彭行先贈金以求顧殷為小照補圖的情況。[4] 另一件徐枋給董說的尺牘,提到「奉到拙畫芝蘭一幅,向時必售五星,今則不然,然極廉亦售三星,聊供吾兄往返買舟之資……外,山水一幅,本意欲售以供祭掃,今恐期迫不能」,可見徐枋有售畫以為董說籌措資金的舉動。(3) 篆刻:文彭給上池的尺牘,提到「玉印篆去,若欲盡善,須央王少微,或牙或石,照此篆法刻二方去,方為停當」,向上池大力推薦王少微的刻印技藝。[5] (4) 贈與:顧起元所書的尺牘,提到「老丈雅注,惠以名筆,雖萬不敢當,而又不能辭也,勉爾拜承,懸之壁間,藉以少寬鬱抱耳」。老丈乃名畫家胡宗仁,顧起元寫自己將胡宗仁所贈名筆懸於壁上展示,以減獲禮後的惶恐之心。(5) 委託:董其昌寫的尺牘,提到「佳稿日已篇篇讀過,願附拙序……待序成,果有當,以文太史畫為潤筆可耳」,則顯示董其昌在應人委託為文集寫序時,要求以文太史畫為潤筆的情況。(6) 家族:該會藏有文徵明和其子孫所書尺牘,可見文氏家族在藝文活動上的參與和實踐。

  總括而言,上述尺牘呈現了書法、篆刻、繪畫、詩文等作品製作和流通的情況,提供研究者一條了解明代藝術史的途徑。傅山給段叔玉的尺牘,除顯示文人對書跡轉換成刻帖在畫面安排上的具體考量外,也反映了晚明刻帖盛行的狀況。同樣地,文彭給上池的尺牘,一方面反映出當時同一印文,以包括玉、牙、石在內不同材質刻成數印的慣習,一方面也凸顯了晚明篆刻風氣在文人之間的普遍性。又,從彭行先和徐枋的尺牘可見當時文人鬻畫維生的社會現象,「五星」、「三星」的用詞,顯示出明人在書畫交易上使用不同於他類物品交易的計價單位。顧起元、董其昌的尺牘則指出,名筆、序言等文雅之物,不只是文人為了自娛自表而作,亦是人情和經濟交易上的一種媒介。另外,文氏家族的尺牘,體現出明代家族對藝術製作傳統和藝術品流通所起的作用。

  明代尺牘之所以在藝術史研究上有其重要性,與其特殊的書寫風格有關。[6] 尺牘在魏晉時期逐漸成為一種特定的書寫體裁,時至明代,內容所及面向更加多元。書寫者除了傳遞特定訊息給受信者,往往也自如地表達己身的情感和心境,使尺牘成為一種具審美價值的文體。因此,當時尺牘成集出版蔚為風氣,但經編纂後內文常有增刪和美化的情況,作為史料的性質遠不及原件。此次展覽和《明代名賢尺牘集》所收的明代尺牘,除了前述六類之外,尚有沈周之子沈雲鴻、傳為《金瓶梅》作者的李開先等文人尺牘,對深入了解明代文人的生活極有助益。

[1]關於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的沿革和收藏,以及歷年展覽和書籍出版狀況,參見該會網頁:http://hosfoundation.com/www/。關於 2010 年「明代名賢尺牘展」的報導,參見鄭文惠、廖堯鎮、吳國豪:〈來一帖好牘〉,《典藏古美術》第 215 期(2010 年 8 月),頁 80-119。
[2]關於楊鎬《與豐臣秀吉書》的討論,參見胥若玫:〈萬曆朝鮮之役經略——楊鎬「與豐臣秀吉書」〉,《典藏古美術》第 249 期(2013 年 6 月),頁 176-179。
[3]韓海兵:〈傅山書「太原段帖」研究〉,《中國書畫報》第 87 期(2012 年 11 月),頁 6。
[4]顧殷 (1612-?),字禹功,江蘇蘇州人,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有其兩幅山水畫。
[5]吳國豪:〈晚明尺牘中的文人世界〉,此文刊登於中華文物學會所屬「書畫聯誼會」的網站中:http://www.tshlyh.com/index.php?action=exchange_info&id=69。
[6]關於明代尺牘在書寫風格上的特色,參見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2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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