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許雪姬教授
|
|
許雪姬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清代、日治、戰後）、家族史、制度史、口述歷史。
許教授已出版《清代臺灣的綠營》、《龍井林家的歷史》、《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北京的辮子》、《樓臺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歷史》等多部專著，以及期刊論文百餘篇；近年主要著作如：〈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楊雲萍與臺灣史研究〉、〈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台灣醫生〉等。其口述歷史作品有《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下厝篇）、《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1940-1962》等；曾修纂臺中縣、澎湖縣、鹿港鎮、臺南市、高雄市等方志，也曾策劃主編《臺灣歷史辭典》，並撰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南部篇）〉。
一、走入清代臺灣史
老師在〈臺灣史研究三部曲〉一文中，認為 1993 年及 2004 年是臺灣史研究的兩個分水嶺，之前為「鮮學」時期，中間是顯學時期，之後又轉為「險學」。您早自 1970 年代就開始研究臺灣史，並於 1983 年以清代臺灣史為題取得博士學位。為什麼會選擇一條比較少人走的路？
我的指導教授楊雲萍老師曾說過，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是由偶然和必然交織而成。我會走上臺灣史研究，並不是因為個人的臺灣人的意識特別強，或思想早熟，知道臺灣過去的苦難。大學教育過程中，幾乎沒有臺灣史的存在，有點關係的是李雲漢老師開的「中國現代史」課程。我在 1975 年上這一門課，曾向李老師請教臺灣歷史中的二二八事件，那是我首次了解國民黨對二二八的說法。之後到臺灣大學歷史系讀研究所，選修方豪教授的「臺灣史專題研究」，我在政大上過他的「中西交通史」。他是浙江人，「入境隨俗」，自 1975 年起在臺大開設臺灣史課程，以清代臺灣史為主。我因此與方教授進一步建立師生關係，後來義務幫忙抄文章，也為老師補注資料，對清代臺灣史研究慢慢上手。
在政大時我對中國近現代史很有興趣，讀了很多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因此碩士論文原預定以中國近現代史為方向，尤其是以汪精衛為題。有一次方豪教授問我碩士論文題目，我告訴方老師我的想法。他說：「妳是臺灣人，應該作臺灣史；妳不作臺灣史，誰要幫妳做？」我想方老師講的對。我前一屆的林聖芬也是請方豪老師指導，題目是「清代臺灣之團練制度」，所以我是第二個臺灣史的研究生，兩人經常討論。我們作臺灣史研究，是把它當成歷史研究的一環，而這個主題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動機很單純。
方豪教授與楊雲萍教授對清史深有研究，但指導學生卻是讓其自行發展，這也是我後來指導學生的方式，由學生自行設法解決問題，這樣才會有一股力量帶引研究。碩班時上過陳捷先老師的清史，其後明清史的知識主要靠自修得來。我自修清史的方法，基本上是先讀通史，再找原始史料。例如讀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再看一手史料，並且閱讀清人筆記，也看研究論文，這都是進入研究的必經之路。要注意的是，一開始要選擇比較好的通史書籍。
二、臺灣史研究三十年
就您長期研究教學的觀察，臺灣史研究在議題、學風、史料上，今昔之別的最大變化何在？研究者有沒有辦法超脫外在政治環境或個人政治及文化認同？
雖然我們研究臺灣史的動機單純，但研究時仍有些困擾。我寫臺灣史的博士論文，除閱讀三百零九種《臺灣文獻叢刊》外，也須長期到故宮博物院看檔案，除了周六日，每天上下班，一年才能取得必要的資料。後來才知道，請調的檔案事先都要送審。當時我有很多朋友在故宮，我去那裡非常愉快。由於沒錢印檔案，因此大部分是抄錄下來的。當時資料找尋不易，沒有數位資料，也不夠開放；現在資料則種類豐富，多到研究者必須花時間去校訂，也要理解資料背後代表的意義、研究者能運用這項資料的程度。
在研究議題上，當時較多有關民俗或民變事件的研究，偏重社會中的「變」。後來我研究龍井林家，開始注意社會中不變的部分，例如移民如何應付民變，又怎樣維持平常生活。我重視移民的宗教圈，觀察他們如何參加祭祀團體，與四鄉取得平和的狀態；此外，我也注意他們的文化圈、婚姻圈，甚至商業圈，看他們如何在政治、宗教、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各方面，取得生活最起碼的供應物資。近一、二十年來，文化史研究當道，論述超過考訂，這是學風的轉變。過去對於官僚、政治制度、戰役一類的研究較多，現在則逐漸注意到社會邊緣人研究，例如乞丐研究、監獄制度研究，開始朝向以人民為中心的議題。
除了以上幾種研究外，早期研究臺灣史多注重政治制度，如清代的治臺政策、晚清大官僚的治臺政策，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劉銘傳，歷史一向給予其高度評價。而我剛進入中研院近史所，開始研究繼任劉銘傳的巡撫邵友濂，[1] 論文發表前一晚，評論人打電話給我，要我小心，因為第一次有人批評劉銘傳。其實我到中研院上班的第一天，便有同仁勸我從此不要再作臺灣史。由此可見，臺灣史研究似乎與政治有關，因為研究時會牽涉到政治立場或認同；即使自認為沒有涉及，外面的人還是可能這麼認為。每次政治有所變動，也擔心受波及，因此會適當作些許自我調整。這是臺灣史剛起步時很難避免的宿命。
臺灣史需要面對學科整合的問題。在清代研究的部分，要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研究日本統治時期，也要面臨日本的競爭，他們在資料及語言上都有優勢。戰後臺灣史研究，尤其有學科整合的必要，臺灣的社會學科一開始就設定以臺灣為田野點，教育、政治、社會等等許多學門都是以當代為研究對象。由於戰後國際的冷戰體系，臺灣是重要戰略據點，經濟上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許多國際刊物都探討過臺灣，都是研究臺灣史要面對的挑戰。
三、人物是歷史轉變的關鍵
老師的研究非常注重歷史人物，從軍事制度的總兵列傳，到督撫大吏，乃至修撰地方志的人物傳。列傳也是傳統史學關注的焦點，為何人物傳如此吸引您？歷史研究者在選擇記錄及評價人物時，應注意什麼？
基本上，我認為人物是歷史轉變的關鍵；理解人在歷史中的地位，是研究歷史時必須優先考慮的部分。人物是歷史的微分子，把人物研究好，才能看到整個歷史的氛圍。而集體人物或單獨人物的傳記，修史的方法也有不同。
人性的評價標準從古到今都沒有改變，包括仁慈、善良、誠實等，不過因為時代不同，會有不同的評鑑標準。太史公用「太史公曰」來作評論，不但與過去對話，整理重要史料，也希望後代在評價這些人物時，能了解當代人的看法。但書寫人物傳時，當事人的第二代、第三代還存在，如果有一句負評，可能就會引致後人的反彈，因此我在撰寫人物傳時，並不寫評價，僅忠實地記錄這個人的一生。
因政治變遷或時代改變，人物傳會顯示出不同的意義。我在《師大臺灣史學報》發表了〈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2] 談及許多日治時期本來沒有的說法在戰後全部「噴出」的例子；另外，戰後的人物傳書寫，會喪失日治時期哪一個部分？這是戰後的自動淘汰，其實對他個人生命史而言，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我考慮到傳統中國史學的忠奸之辨是否必要。用一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來解釋不同人的人生經驗，我覺得非常不適合。我們要如何為在淪陷區的人寫傳？當事人可能只是照常生活，可是他的一切都被寫成「偽」。可以想見，一旦中共統一臺灣，中華民國史會有什麼樣的命運？現在他們已經在用「中央研究院」來表示不承認中央研究院。因此寫方志時，我們雖不必隱惡揚善，但至少要忠實地把人物的一生履歷寫出來。
四、誠實寫歷史
在您的學思歷程中，什麼是您最看重的研究信念？什麼是您深有體會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臺灣史學門的研究者應該特別培養什麼樣的基本能力？
我最看重「誠實」兩字，也就是不懂時不要寫。寫史如同廚師炒菜，要明白自己要做什麼菜，要挑什麼菜，到哪裡找這些菜，找到的是不是確實是這種菜，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找來了菜，要知道要用什麼比例，炒成一盤大家都稱讚的料理。歷史研究者必須誠實地表現自己的技藝。
目前大家比較喜歡引用理論，並認為這是過往歷史學不足的地方。我認為有理論固然好，沒有理論還是可以做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研究。何況臺灣在很多方面變化很快，臺灣史的變化也很快，許多理論產生於外國的經驗，要運用這些理論還是應該慎重。我知道「離散」的理論常被引用，這是新的概念，也可從《聖經》找到例子，可是在我的研究上，我還是較樂於使用「臺灣人的海外活動」這種名目。日本人研究世界各地的離散情形，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歐美、俄羅斯等，但並沒有將臺灣納入，[3] 因為臺灣不被認為是一個國家，而且很少人研究這一部分。中國的離散常起因於政治變動，所以屬於政治型，臺灣也類似。其實臺灣人離散的情形更多，還包括宗教等原因。
研究臺灣史與其他學門一樣，語文能力很必要，此自不待言。歷史學門研究者記憶力應該要好，要多訓練這一方面的能力，否則很難與人談辯，也難於聯想，研究會很枯燥，很難用較大的框架去看事情。如果記得一些關鍵的人物與事件，便能很快織起一片網。
五、屬人主義與屬地主義
老師的研究涉及清代、日治到戰後，並跨越臺灣澎湖，及於中國大陸與亞洲，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最滿意的作品？
沒有所謂最滿意的作品。研究要擴大範疇的原因，在於一個學門的成立，要有其縱深和廣度，所以我是用「屬人主義」加「屬地主義」來研究臺灣史。屬人也就是研究臺灣人的歷史，如何定義臺灣人是研究者的責任；凡是臺灣人，任憑是到了天涯海角，他的人生經驗都屬於臺灣史的一部分。再來是屬地主義，也就是在臺灣這塊土地創造的歷史都屬於臺灣史，不管是什麼族群，可以是原住民、漢人、日本人、現在東南亞來的移民。有人，有土地，天地就非常廣闊。
跨時代研究並不容易進行，但我一開始就不是以清代為唯一目標，尤其進入中研院後就立下目標，希望離職或退休時，能寫出一本臺灣通史，這是我的終極關懷。我讀過不佳的臺灣通史，如《臺灣叢談》[4] 太政治性，連雅堂的《臺灣通史》是嘗試之作，而教科書式的臺灣通史則不夠成熟，也有不以臺灣為主體的臺灣通史。我想寫的臺灣通史，是希望能掌握時代精神，並能展現最新研究成果。我曾以三十年為期來規劃研究生涯，第一個十年研究清代後期，之前我的博士論文已處理到清朝前期。第二段及第三段是日治及戰後，各有十年。我在中研院第一個十年非常安靜，沒有閒雜事情的煩擾，能專心讀書。到第二個十年，正好被找去做二二八研究，我就提早往戰後作研究。二二八研究告一段落，再回頭研究日治時期。2009 年之後，我又逐漸回歸清史，由於研究過戰後與日治，回到清史後，感覺研究時得到更多想像力，在歷史解釋上也更得心應手。
六、做制度史解開時代之謎／迷
制度史的研究是年輕學者較為怯步的領域，您認為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與樂趣是什麼？研究者入手的方法為何，以及應該注意什麼？
不做制度史就無法解開時代之謎／迷（謎語、迷惘）。要了解時代氛圍，可從制度得到骨架。如果不知道制度的變化，便無法了解人物傳、方志中的相關記載。制度是人作的，規定之外，過程與執行成果也很重要，所以我研究綠營，了解綠營制度的演變，最後還要研究班兵或總兵，看兩者加進綠營中，制度會如何運作。
制度史很有趣。因為中文常有深奧之處，制度史裡又有非常多的專有名詞，我常從清人筆記中去了解這些難解的地方，因為筆記有實例、故事，可以明白制度的實際運作。我對職官、軍事制度、科舉制度都有涉獵，也背相關條文。我在師大臺史所開了兩年「清代臺灣制度史」，花時間講迴避制度（近史所同事魏秀梅對這一方面有研究）。我也講武官和文官制度，正科的考試制度外，也談過異途的「捐」。而考核制度也要談，如京察（京官）、大計（地方官）等。職官的部分我會提臺灣巡撫、臺灣布政使；另外，如清代臺灣進士等，也涉及冒籍者利用臺灣配額的問題。我鼓勵學生使用《六部成語辭典》，但是辭典中條目還是太少，科舉制度的部分就不夠用。
我因為研究綠營，知道軍事制度在清代制度中的關鍵角色。首先，綠營應由本地人擔任，但臺灣人不能當綠營兵，要從福建調來，在全清朝只有臺灣是這種情形，這是班兵的部分。其次是他們的「頭」，也就是總兵。全中國只有十二個掛印總兵，臺灣總兵是其中一位，臺灣總兵是水師的「最要缺」。總兵掛印之後，權力增加，乾隆以後甚至可以就地處決人犯。了解掛印總兵在職官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清代多麼重視臺灣在全國中的角色，也可以明白清代臺灣經常發生民變讓朝廷多麼頭疼。但這不代表清朝積極治臺，因為設制時並沒有考量長遠的發展，而是發生事情時再消極因應。用最要缺，只為了因應民變，臺灣遠在海外，故施行鎮壓方式。臺灣的兵也很多，以便強力鎮壓臺灣。臺灣鎮與道都很特別，三品官可以上奏，臺灣的三品官只有總兵，道為四品，文官不能上奏，武官可以上奏。直到乾隆後期，臺灣道加按察使銜，三品且可單獨具本上奏，但這種情形不多，為怕文武不和，採取聯銜上奏。日本統治臺灣早期也是用武官總督，道理是一樣的，甚至到戰後還是這樣的情形。每個外來政權都重視軍權以及土地所有權。
七、跨領域合作研究與學習
老師與建築學者或文化資產學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您認為跨領域合作對研究有何意義？
跨領域研究，其實是始自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與建築學者的合作。田野研究計畫成立於 1986 年，是張光直教授主張學科整合所設立的，我代表近史所參加。我們向國科會申請專題計畫，以增色田野研究計畫。雖然之前沒有科際整合的經驗，但我認識楊仁江建築師，他告訴我龍井林家很值得研究，是具體而微的傳統民宅。我本來是傳統歷史學者，從這時開始與建築學者合作研究家族史。我向他們學習到如何了解建築物的細部，而科技整合就是互相學習，相信他們也可以從我這邊學到一些歷史。
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通過，私有民宅也可以指定為古蹟，指定之前需經審查決議，也就是要有研究報告，而且須與擁有私有民宅的家族人士合作，因此帶動我開始作家族史研究。儘管我已經研究過板橋林家、霧峰林家，但直到這時候才真正進入家族史研究。家族史研究包括了解家族本身、家族建築與風水觀等，已不是清史、日治、戰後等斷代可以涵括，必須是貫時性的研究，這是對我的研究影響較大的地方。
我覺得可惜的是，歷史學者沒有爭到文化資產這一塊「大餅」，因為沒有太多人願意踏出一步與建築學者合作，大概只有前文化大學教授周宗賢作古蹟研究，但很有限；最近國史館的黃翔瑜，對於古蹟的歷史很有興趣。我是踏出去又撤回來，因為要作太多田野工作，量大到負荷不了。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時，都是由建築學者出動參與；目前數位典藏中，歷史學者也是缺席的。
八、近史所、臺史所與學術研究
您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都有很深遠的關係，並擔任臺灣史研究所所長六年 (2006-2012)，您認為這兩個所在歷史學及整體學術研究中，曾扮演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我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時很愉快，對近代史有興趣，也吸收同仁很多有關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近史所有比較接近國民黨史觀的歷史詮釋，有異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另一方面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近史所也有一些比較自由派的學者完全不依循國民黨的看法。近史所早期編了很多檔案，如教務檔、礦物檔、西方的認識等基礎的史料集；學者從編輯史料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們下了很深的功夫，也影響到我認識史料的重要。
我在近史所學到的是大型研究計畫，如現代化區域研究，各研究員分省進行，這是同仁用貫時性方式研究的一個開始。我雖然沒有加入，但是他們找資料及帶助理的方式等，都有我可以學習的地方。近史所同仁也編職官表，如魏秀梅研究員編清代職官表，張朋園研究員與沈懷玉小姐編民國職官表，都是最基礎卻沒有人願意做的工作。現在由於電腦已很發達，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在二十年前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具書。
另外，我受到的影響是口述歷史。我被指派去做的第一本口述歷史是訪問林衡道，剛開始不是很樂意，做了之後才發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我本來認為口述歷史是史料，訪談更多人之後，逐漸將口述歷史定位為歷史。這些史料，足以撼動以帝王將相、以政治為主流的歷史敘述，可以為時代留下許多邊緣或特殊群體的感受和經歷，能擴展我們閱讀的範圍，並且是留給後世的好禮物。
在近史所我也學習如何從小的變成大的，從小嘍囉到如何成為獨當一面的人員，如何當組主任、檔案館主任等。我交到許多好朋友，魏秀梅、賴惠敏研究清史，也常有機會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二二八研究也是因為在近史所而有所參與。
到臺史所時我已有磨鍊。我在 1988 年以近史所代表的身分參加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當時參與的有史語所、民族所、近史所、三民所（後來稱為人社中心）。總計畫主要由召集人在執行，能參與的不多，因此我研究龍井林家，讓這個計畫掛在田野研究室，使田野研究室多一個計畫成果。每個研究所過來的人都有不同背景，我覺得無法做事，所以 1993 年臺史所籌備處設立，張光直教授找我當籌備處主任，我並沒有答應。但在黃富三教授當主任時，我已經是近史所與臺史所的合聘研究員，可以參加臺史所所務會議。到 2002 年，不但兩所合聘，也開始領臺史所薪水，可以說正式成為臺史所研究人員。而臺史所籌備處也在 2004 年正式設所。
我在 2006 年當臺史所所長，對臺史所的角色有所考量。我很重視臺灣文史學界合作機制的建立、培育臺灣史研究人才、研究資訊的交流與溝通等。2004 年，政大與臺師大都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結合臺灣史研究的力量很重要，因此我推動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會議，由臺史所編列預算，三個所輪流舉辦。我在第一篇回顧與展望的會議論文中，已指出清代臺灣史研究愈來愈少。我也試著分析原因，認為中國大陸關於臺灣史的清史研究並不多，研究成果亦太政治性；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史研究卻很興盛，交流的機會比較多，而且日治時期的資料不斷出現，即使是研究清代的人，也應該看總督府公文類纂、專賣局檔案，戶籍資料等，最早可以上溯到道光年間。
臺灣史學界合作的另一個方式是設立獎學金，讓臺灣史或歷史系等臺灣史研究生可以來訪問研究，這是比中研院博士培育計畫還要早的獎學金，以碩士生為主。錢雖然不多，但對臺灣史研究的學生來說是很好的機會。臺史所第一任籌備處主任黃富三英明，為這項獎學金首次編列預算，之後援例編列，是他很大的一個貢獻。
此外，更跨機關合開臺灣史研討會，例如與中興大學歷史系、臺灣歷史博物館等相關的機關、學校合作。我也主持了「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計畫，除了所內人員，也找很多學校的老師合作，共有十三位學者參加。
臺史所也對外蒐集史料，設立檔案館，蒐集大量的臺灣史資料，我們希望能透過數位典藏的方式公開分享。由於我在做日記解讀工作，因此向檔案館主任王麗蕉提議設立日記知識庫。其他地方都還沒有人建立日記知識庫，而且日記資料庫中具有多重檢索功能，可用關鍵字，也可用日曆檢索。檔案館也建了總督府職員錄資料庫，已對全球開放，可以強化研究。我已說服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建置臺北州的職員錄，加上戰後的職員錄，今年已編列計畫，如果成功，還可以勸請高雄歷史博物館作高雄的部分。
九、研究與傳承
您多年來主持各種史料解讀會，致力出版研究成果，近年來並推動大型整合性主題研究計畫。研究社群的建立及觀念與資料的分享，對學術研究有什麼重要性？
學術研究的互動，不只是在同年齡者之間建立研究社群，還有與後輩研究者的傳承問題，解讀班就是一種傳承。我可以自己做日記註解，但每週花三個小時來帶解讀班，參與的成員都是自動自發的。日記的解讀，關係到人物史，制度史，也與時代的氛圍息息相關；經過訓練，解讀者找資料的能力提高，可以適時指定參與者講解與自己研究相關的部分，大家互相交流，也在解讀班上凝聚友誼。我主持「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計畫，每兩個月開一次會，也是很好的交流。不過，日記解讀班的交流可能更緊密，因為每週見一次，大家都是自願參加的。到今天解讀班已進入第十四年，可能是臺灣最頻繁、最長久的讀書會吧？兩年前謝國興所長上任後，知道我們很辛苦，給這個解讀班特別的預算，我們因此有一些經費可以運作，也有更多的同仁來參加。
我也很重視教會白話字，每週解讀班後主要研讀《臺灣教會公報》。這是一份特殊的報紙，具有特殊時代中的特殊書寫方式，從庶民眼中、信徒的角度、傳教士的角度，可反映另類觀點。每個研究臺灣歷史的人都應該學會這種文字，我慶幸至少教會了十多人，不怕懂這種語文的人會消失，現在學生們也該出去「傳福音」，教別人了。
十、歷史學的社會參與
最後，想請老師談談歷史研究者的社會參與問題。研究者如何立基於學術研究，活化成果，與社會產生聯結？也想請教老師對公共歷史學的看法。您曾在 1990 年受邀參與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之後也擔當「二二八」及「不當審判」基金會董事，也以通俗著作、校園及對公眾演講等方式傳播歷史知識，這些似乎都與社會有關。
我其實一直避免社會參與，很少參加遊行，少在公共議題上發言。其實我只想在一個平靜的研究環境中，做一些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但是臺灣史研究好像與社會無法脫節。參加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卻是我煩惱的來源，讓我一直脫離不掉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所以我常自稱自己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1991 年，在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之下附設工作小組，進入工作小組的學者必須是研究員，也是教授級的人，因此找了賴澤涵、吳文星、黃秀政、黃富三及我，由我們成立工作小組。當時官方還沒有正式提供資料，民間更視我們為寇讎，認為我們是御用學者，可說長期受到外界的騷擾。我分配到的調查範圍是雲林、嘉義以南，一直到高雄、屏東、澎湖，是二二八事件的嚴重區域。剛開始我其實很不喜歡這件工作，但是到各地去理解後，感到這件事如果我們不做，到底又要由誰來做？既然機會來了，又可以替這些被稱暴徒的人做平反，即使受到很大的壓力，我想也是很值得的。另一方面，我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惠者」，認識了很多人，有訊息時就有人打電話來通報，所以我應該用感恩的心來看這件事。
從 1999 年後，我是「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董事，我建議他們將判決書數位化，也協助他們策劃一些事，至少有一點幫助。也因為這些參與，而常被找去演講，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普及化，告訴民眾這些不幸事件的情形。
對於傳播歷史知識的工作，我其實很少拒絕，如果能協助地方人士舉辦訓練營，基本上我會認真當成一回事。我因為六年的行政工作，著述進度延遲不少。但是卸任所長後，公共服務卻愈來愈多，常年都在審查的狀態中，一年裡沒有幾個禮拜是清閒的。尤其我參與口述歷史工作，也寫了方志，都是民間最想吸收的技巧，因此演講邀約不少。當然，我們應將歷史知識傳播給一般人，但是隨著年紀日增，我覺得這件工作可以留給年輕人去做，我應該全心全力寫幾本可以傳諸後世的專著。
[1]許雪姬：〈邵友濂與臺灣的自強新政〉，收於《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年），頁 425-458。該文對劉銘傳、邵友濂在臺灣的新政重作評價：認為劉銘傳的新政固有值得推崇之處，然而執行上北部順利南部不安，在財政及吏治方面皆留有後遺症；邵友濂繼任巡撫後，為減少財政赤字而裁撒部分新政，但也有延續及革新。
[2]許雪姬：〈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4 期（2011 年 9 月），頁 3-65。
[3]日本明石書店自 2009 年起開始出版有關世界各地離散研究的書系：「叢書グローバル．ディアスポラ」，到 2010 年已出版六冊。其中與東亞相關的為：駒井洋監修，陳天璽、小林知子編：《東アジアのディアスポラ》（東京：株式會社明石書店，2011 年），概觀出身日本、中國及朝鮮半島的人的離散過程與現況。
[4]臺灣史蹟研究會彙編：《臺灣叢談》（臺北：幼獅文化，197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