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七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為什麼是楊仁山?──清末民初中國佛教動向之觀察
主講人: 侯坤宏教授(前國史館修纂處)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三樓會議室
撰寫人: 賴霈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七次讀書會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9 年第七次讀書會邀請到侯坤宏教授,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介紹侯教授一直關注臺灣近現代佛教歷史,廖教授認為臺灣雖然幅員不廣,研究佛教的學者數量也不多,但是相對於中國在宗教研究上有相當限制,台灣則很有自身特色;同時也與歐美、日本都有連結,過去比較大的缺陷是文獻不足,如今也能有所克服。

  侯教授說明今日的題目介於清代與民國間,楊仁山剛好是民國佛教的開端,也是明清佛教的末尾。楊仁山是安徽石埭人,曾任曾國藩部穀米局差事。1864 年潛心佛學,1866 年就職於江寧籌防局,與好友十多人募捐集資,創金陵刻經處,經營刻印佛經事業。1878 年隨曾紀澤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數年又隨劉瑞芬使英,考察製造技術諸學。在倫敦結識日本梵文學者南條文雄,經其幫助,從日本找回國內失傳的經疏 300 餘種。清光緒間建屋於南京延齡巷為藏經板及流通之所。晚年注意培養佛學人材,辦佛學堂於刻經處,培養僧俗二十餘人,致力於刻經事業五十年,刻經三千卷。著有《等不等觀雜錄》、《佛教初學課》、《十家略說》等。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對楊仁山曾有如此評價:「晚清所謂新學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此論可謂一語中的,特別是「新學者」、「真信仰」兩個概念,生動點出楊仁山及其金陵刻經處在近現代中國佛教演進歷程上的地位與貢獻。

  侯教授指出,認識楊仁山之前有必要先看看晚清的佛教界是何狀況。1898 年 3 月,清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勸學篇》奏摺,揭開近代中國「廟產興學」序幕,侯教授更舉了不同國家人士當時在中國所見到的佛教狀況為例,如日本內藤湖南 (1866-1943) 在蘇州寒山寺看到破敗的寺廟,其匾額書法幾乎淹沒在塵埃中;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高溫 (John Macgowan) 1860 年來華,先後在上海、廈門傳教。他精通漢學,在《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 (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一書中,對「白鹿寺」中僧人的印象是「雙眼仍是黯淡無光,這一切向我們昭示這個人肯定是個鴉片煙鬼」,「這家寺院可以說就是遍布在這龐大帝國東西南北的無數寺院的一個縮影,宗教熱情盪然無存。」又俄國漢學家米.瓦.阿列克謝耶夫在 1907 年 4 月到中國,他所描述的中國佛教除了同樣有破落荒蕪的寺廟,「和尚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麼,也不懂自己在做什麼,為誰服務,更不用說他們有什麼信仰。」還有美國女傳教士浦安納 (Anna Seward Pruitt, 1862-1945),1887 年到中國,在山東膠東一帶生活和傳教五十餘年,其《往日瑣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 一書中曾提到一名佛教徒老太太批評尼庵裡的尼姑們一副無知女人的放蕩模樣,對一些佛教經典的了解還不如她知道的多。她們不禱告,卻用本該禱告的時間去賭博與幹壞事云云。侯教授又舉出《點石齋畫報》上關於佛教的報導多半負面,包含:僧人邪淫、偷盜、打架、妄語、食酒肉、抽煙、放高利貸、斂財詐騙等,不一而足。

  侯教授歸納楊仁山的佛教事業為四方面:一、搜羅佛典,刻經流通;二、興辦學堂,培養人材;三、研治佛學,弘揚佛法;四、加強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搜羅佛典方面,楊仁山託南條文雄將中國失傳、而在日本尚能覓得的佛書,寄到中國,由楊加以刻印流通。而日本在纂修卍字續藏經時,楊也在中國覓取日本所無之佛典,寄給日本修纂藏經當局。楊仁山一生校刻經版百餘萬片,印刷流通經典著述百餘萬卷,刻成經典 211 種、1155 卷;刊刻佛菩薩像 24 種(幅),印刷流通十餘萬張。興辦僧學方面,楊仁山先後在金陵刻經處興辦「佛學研究會」、「祗洹精舍」,師資除楊仁山本人外,另有李曉暾、蘇曼殊、諦閑法師等人,培養出了僧、俗學生二十多名:釋太虛、釋仁山、釋開悟、釋智光、釋觀同、釋棲雲、釋了悟、釋善亮和在家眾邱虛明等。祇洹精舍雖只辦了短短的兩年,但標誌著現代僧伽教育的開端,採用新制學校式的教育,而非以往宗門授受的叢林制度。對佛學的研究方面,楊仁山有不少佛經注釋,如《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略論》;自書佛義者,如《佛教初學課本》、《十宗略說》之類;另對於道經也有註解,嘗試尋找佛道會通的可能性。祗洹精舍於 1909 年秋停辦。1910 年,楊仁山又於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會」,繼續刻經處的佛學研究和講學事業,參與者有許多是當時的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為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時楊仁山已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講學不輟,直至 1911 年去世。最後,加強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部分,他認為佛教具備流傳世界的能力,且具有在國外傳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894 年楊仁山在上海和英人李提摩太合譯《大乘起信論》。1895 年,楊仁山在滬晤錫蘭的達摩波羅,支持大菩提會以弘法於印度。

  宣統三年 (1911) 8 月 17 日,現代中國佛教振興事業的開創者楊仁山,在金陵延齡巷的刻經處示寂。關於其佛教事業的傳人,侯教授認為有三條傳脈:包含:一、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 二、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熊十力); 三、太虛法師(乃至印順法師)。若將楊仁山的佛教革新與晚明的佛教改革相比較,侯教授認為晚明的佛教改革完全是以出家僧人為主體,與楊仁山以居士之身改革佛教有所不同。楊仁山的佛教改革模式借鑒了近代基督教在華發展的模式,將傳教與教育、組織自治密切結合起來。演講最後,侯教授總結楊仁山所積極從事的佛教文化事業,開啟了近代佛教文化復興的先聲,使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佛教出現了新的轉機。法相唯識學在近代復興的佛學中成為最突出的顯學,而面向現實社會人生的「人間佛教」,則成為近代佛教文化思潮的主流,這都與楊仁山的提倡密切相關。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補充,晚明佛教與清末的共通點是都從刻藏經開始。另外,楊仁山年輕時也經歷過太平天國,當時江南受到嚴重影響,楊便是南方佛教於太平天國災後重建的重要人物。中國僧伽教育的轉型自然有基督教的影響,此點亦見於日本。但相比之下,日本比中國晚清來得成功,江戶時代的僧人教育很堅實,西洋的影響一傳入,日本宗教界各宗都迅速轉型,並成立自己的大學。從侯教授的報告出發,我們也能延伸至東亞的角度再來看這一時期各國的佛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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