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九次讀書會紀要

　　　2019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九次讀書會，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王漢東主講，講題為「清代襄樊堤防研究」。本題目係講者已發表的〈水與城：堤防視野下的清代襄陽地方社會——以樊城石堤為中心〉一文和正在寫作中的〈水利、官工與財政：清代襄陽老龍石堤的修防經費研究〉的綜合討論。其研究對象為濱臨漢水兩岸的襄陽城、樊城之外的兩座護城堤：老龍石堤與樊城石堤。

　　　第一部分，講者先對樊城石堤的部分進行報告。樊城石堤為一民堤，其中所探討的問題為水利事業的發展究竟是國家在主導、抑或是民間在主導的過程？因此樊城石堤主要為探討國家與社會理論的案例。樊城石堤主要的研究材料為位於襄陽市樊城區的米公祠中所藏十通左右成一系統的石碑，碑上的文字為樊城石堤修建的相關記載。前人研究往往將水利、堤防、河工分開探討，清代文獻亦將其分開記載。講者認為水利和堤防為不同的建造模式，水利為灌溉，會涉及到農民的利益；而堤防則是一種必須的防護，否則人人皆會受害。因此，透過堤防修築的例子探討水利工程民間化這一問題。講者聚焦於樊城石堤的修築及經費的來源，並藉由諸多碑刻資料和地方志的記載，討論護堤經費的經營管理與釐金徵收的發端。最後，以樊城石堤為中心，透視清代襄陽地方社會在水利事務上與國家間的互動，並得到「國家內在於社會」的過程，官、紳、民、商四者缺一不可，樊城石堤即是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同構的產物。

　　　接著，講者討論襄陽老龍石堤。目前對水利經費來源的研究較為單薄，然而大致可分為官資與民資兩大類，官資為國家經費，民資即是民間自籌的費用，主要為按畝攤派。講者以襄陽老龍堤的興建做為百世官堤之例，指出清代前期老龍堤修防經費的來源主要為襄陽府的府庫籌備銀，使用的檔案材料呈現出雍正朝至乾隆朝的修防經費來源，題本中對堤防的修築經費與修築堤段皆有清楚記載。清中後期的修防經費來源則以藩庫銀與釐金為主，因府庫籌備銀已不足以負擔嘉慶以來老龍石堤連年決堤後的修理工程，故需向藩庫銀借支經費；直至道光六年 (1826)，修築經費皆來自湖北的堤工生息銀。而至道光十二年 (1832)，在檔案中已有明確規定，修築老龍石堤不得動用藩庫正項銀，往後所用皆為藩庫的生息銀；由此可見，此時老龍石堤的經費來源已由府庫籌備銀轉為藩庫銀的借撥，府庫已喪失支付修堤經費的能力。

　　　到同治年間，修堤經費又由藩庫銀的借支轉為地方官員的勸捐、籌捐與樊城釐金；光緒年間時已全部由釐金支出，可見藩庫銀已不足支應修防工程的費用。老龍石堤修防經費來源的轉變，亦顯現出清代財政收支結構的轉變與水利官工江防項目的式微，預示著中央財政權下移與地方財政逐漸出現。

　　　報告結束後，主持人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首先給予建議，指出從水利的面向去開展地方財政的問題，立意良好；然其中使用的碑刻資料，在報告中似乎並不清楚其中修築堤防的確切內容與地方商人、商戶的關係，也未能看見碑刻上的商人在地方社會的角色是什麼？地方士紳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講者回應，其在使用碑刻資料時，確實存在提問所及的面向，未來會深入重建碑刻上所述之商人與士紳的社會角色。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提出，講者從水利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在意官堤與民堤出資的問題，然堤防和一般水利設施的性質並不一樣，不是為了投資，而是為防範水患而存在的，那麼官方出資或民間出資的差異為何？若要觀察清朝財政從官方轉向民間，從各個地方皆可看到，為何想以堤防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而報告中具體的人物活動較少，看不到地方官員和人物的主要活動，讀者還是期待能看到地方社會的資源分配，建構當地的社會運作後，再從堤防這點切入。講者回應，官堤和民堤出資的問題容易確認，而官堤可以提供更清楚的地方財政運作方式；會選擇堤防作為材料，是因堤防屬於大型工程，官方必然會介入處理，因此可以看見其中的官民互動過程。地方社會人物活動的部分因缺乏資料，目前只能區分堤防是由官方或是民間出資。

　　　吳景傑博士詢問，水利建設在襄陽的政府預算中占了多少比例，或只是眾多建設之一？府縣的官方建築（城牆、義學等）修建時間，是否會排擠到堤防的修築經費，因此才會需要借資？講者回應，當時應該沒有預算與公共工程的概念，只能就湖北的經費來源與支出列表，但可能無法全面了解地方上所有的經費來源與支出情形。賴惠敏教授提醒，地方志中的賦役志裡應存有一些與財政相關的資料，可以斟酌補上；再把有關襄陽的經濟研究，如商業發展等事一同放進研究中，將可看到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論文會更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