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活動紀要

　　7 月 11 日的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有請游博清博士講演「鴉片戰爭前粵海關的稅務」，內容如下：

　　1842 年，中國與西洋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前，中國採取「貢舶貿易」的方式，規定每個前來中國貿易的國家只能在一個口岸登陸貿易。明代鄭若曾《江南經略》云：「凡外裔入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清廷受這個「對渡口岸」觀念影響，在平定三藩之亂與收復台灣之後，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施行四口通商貿易，設粵、閩、浙、江四個海關，抽取關稅。

　　清廷開放海禁之初，對洋船的貿易活動管制較為鬆散，因此洋船可以自由進出四個海關。乾隆二十年（1755 年），英國商人哈利生 (Harrison) 與通事洪任輝經廣州到寧波貿易。最初，清廷准許洪任輝等人去寧波貿易，所以英國船隻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間持續到寧波貿易。但是清廷發現到廣州貿易的洋船逐年減少，粵海關的稅收也減少了，為顧及粵海關稅收與洋船管理問題，清廷希望藉由增加浙海關關稅，逼退英國商船轉往廣州貿易，但是英國商船依舊前來。因此，洪任輝事件影響所及，迫使清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起，逐步限制西洋各國商船只能在廣州一處貿易，不准到江、浙、閩等地區沿海貿易。從此以後，廣州為唯一中外貿易口岸。

　　自十七世紀末起，英國商船來到廣州貿易時，面對的問題是粵海關課徵稅項非常繁瑣。除了正額關稅外，各種陋規一直讓英商困擾不已，導致交易成本增加。英商質疑有些稅目是重複徵收；有些稅目在欽定稅則裡是沒有的，可能是地方官員巧立名目；有些稅目尚未繳到北京，便被官員中飽私囊了。

　　據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的稅務行政 (1683-1842)〉考察，粵海關徵稅主要類別是船鈔、港鈔、雜鈔、貨物稅。一、船鈔是根據船隻大小徵收的。《粵海關志》:「西洋船，...一等船船身丈尺、餉額與東洋同，長七丈四、五尺，闊兩丈三、四尺，長闊相乘，該十八丈，該納餉銀一千四百兩；二等船...該納餉銀一千一百兩；三等船...該納餉銀六百兩」。二、港鈔又分合法與非法徵收兩種。合法部分：進口規禮銀和出口規禮銀，原來是付給粵海關辦事人員的費用，清廷將它列入正額稅項。非法部分：解京火耗與解費、稱量差、折合紋銀加成、折色。三、雜鈔。《粵海關志》記載：「粵海關向征外洋商船稅，正課之外，另有船規、分頭、擔頭、耗羨等項銀兩，從前係官吏私收入己，自雍正四年前任巡撫楊文乾等，節次報出歸公」。楊文乾奏報陋規歸公之後，仍不斷有新的「陋規」產生。四、貨物稅，即稅則上規定的正稅，分為衣物、食物、用物、雜貨等類。但粵海關實際徵收數額和簿載又有不同。

　　英商一直期待粵海關的稅則能夠規定清楚。例如，自 1715 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參與對華貿易，曾多次向粵海關交涉，希望粵海關公佈稅率、按章課稅，但始終未有具體成果。而乾隆二十年的洪任輝事件，略過粵海關到其他口岸貿易的原因之一，是粵海關稅費問題。換言之，1793 年與 1816 年，英國分別派遣馬嘎爾尼、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目的之一，希望直接與皇帝交涉粵海關稅費問題，英國人希望清廷在欽定稅則之外，不再繳納其他的規費。然而，交涉結果不盡理想，問題依舊存在。

　　事實上，清廷也知道粵海關稅收的種種弊端：一方面是官吏的貪婪，在關稅正額之外，收取各種苛捐雜稅；一方面是行政業務上的需求，粵海關因中外貿易不斷擴大而「公用耗繁」，清廷在不輕易更動「正額稅項」的情況下，消極地允許官吏設法開源彌補經費缺漏。清廷長期放任的結果，導致各種陋規侵犯正額稅收與貿易活動，遂在道光十四年（1834 年），道光皇帝針對粵海關稅則問題提出關切，希望能改革稅務弊端，保證關稅收入。但是，由於收取陋規的網絡盤根錯節，清廷仍無法真正盡除弊端。

　　十八世紀末，廣東行商得向粵海關繳納行佣銀。行佣銀是 1780 年代倪宏文、顏時瑛、張天求三家行商破產，為償還欠款，便在貨物稅之外，對不同貨物再徵收附加稅，作為行用基金的來源。這筆經費演變到後來，不只用於賠付破產行商的欠款，也被用於萬壽節、水災、粵海關官員母親生日等不同的名目上。

　　十九世紀初，行佣銀徵收種類越來越多。例如，原本不必徵收行佣的茶葉、絲綢，因交易量大，利潤高，也被列入徵收名冊內。茶葉，每擔（100 斤）約值 14 至 50 兩，正稅約 0.15 兩、行佣約 1.4 兩。湖絲，每擔（100 斤）220 至 260 兩，正稅約 5.4 兩、行用約 7.2 兩。其次，行佣銀徵收數額逐年成長。1793 年時約 27 萬兩，至 1813 年時約 70 萬兩。英商抨擊徵收行佣銀不合理，例如：中國商人繳納進出口稅，將一部分成本轉嫁到英商，除了拿來賠補破產行商的欠款之外，也要支付皇帝生日開銷。其次，行佣銀徵收後，是由行商支配，不必繳給北京，英商認為行商中飽私囊的可能性很高。因此，英商多次向清廷抗議，希望停徵行佣銀。

　　吳義雄〈鴉片戰爭前粵海關稅費問題與戰後海關稅則談判〉指出，鴉片戰爭爆發原因之一是粵海關稅則問題，英國人在 1842 年戰爭前夕多次向清廷主張修訂稅則，始終未果，則不得不透過戰爭方式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清廷亦透過外交談判，藉外力之手，處理粵海關稅則問題，確保關稅收入。這是中英雙方既有的共識。

　　游博清總結「粵海關的稅務問題」，認為中英雙方對海關稅收的認知差異頗大，英人以自身的關稅觀念來理解中國海關收稅制度，來往之間必然產生落差。，英方認為被「勒索」的稅目，對中國而言，實際上部分項目有其合理性，如解京火耗及解費、折合紋銀加成、稱量差等。英人向清廷要求除了欽定稅則之外，不要再繳交其他額外稅目，是希望粵海關的稅則透明和公開。粵海關的徵稅制度無法有效地阻止貪汙發生，雖然不定期的更新稅則，但管理人員仍想盡辦法，從中謀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