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次讀書會紀要

　　2018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次讀書會 [按：第九次為年度工作坊「圖像、檔案與清史研究」]，由蔡偉傑博士報告「清代漢人移民在內亞與海洋邊疆的本土化比較研究」，茲將內容與討論摘要如後。

　　蔡博士首先指出，由於清朝版圖同時控制了內亞地區與海洋島嶼臺灣，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狀況。兩處都屬邊疆，而隨著清帝國的擴大與內地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口壓力，進而形成漢人移民邊疆的契機，本次報告即是關照移民問題，比較漢人移民蒙古與移民臺灣後本土化的具體案例。

　　接著，蔡博士回顧中外相關研究。中國方面的研究認為漢人移民墾殖是開墾之舉；至於美國學界，則注意到清朝利用草原政權的弱點，加以分治，如新清史相關討論著重理藩院。對於本課題而言，較為重要的學者是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教授，其指出清朝治理內亞的方式，與華南、臺灣模式不同。前者以理藩院管轄之，後者則走向同化、或將之內地化的策略。而移民日多，本土化的狀況隨之產生，這也是清朝統治邊疆上必須面對的問題，但較少研究者留意。蔡博士所提出的本土化或者同化，是指當移民群體進入新環境後，逐漸受到當地原住民影響，於文化、社會與法律等層面改變身分認同 (identity)。這類討論脫胎於美國社會學戈登 (Milton Gordon) 的理論模型，但此次報告針對清朝的具體案例加以修正，集中討論涵化、婚姻同化、認同同化與歸化（或稱社會法律同化）。

　　緊接著說明蒙古與臺灣地區的移民概況。就蒙古部分來說，漢人移民蒙古自清初便已開始，約從乾隆年間開始擴展，但因封禁政策，整體移民速度趨勢緩，不如晚清新政解除封禁之後的成長趨勢。另外，喀爾喀蒙古移民部分，可追溯到 1691 至 1720 年代，最初數量很少，多留居於寺院，主要是隨軍貿易人員。這批人逐漸滲透到鄉村，向部落民、部落王公放高利貸，其中以山西大盛魁規模最大。這些漢人較之內蒙古又更少，在清代雖無具體數據，但以 1918 年的統計來看，當時漢人只占外蒙總人口的 15%，清代或許更少。綜而論之，漢人移民的原因不外乎經商或者逃荒兩大因素。面對移民，清朝也早在康熙年間就注意到移民可能帶來的問題，而有所防範。清朝在蒙古地區採行封禁政策，行政也採取蒙旗與州縣兩種體系，並留心於區隔蒙漢，如禁通婚、分籍貫、用不同律例等。在此，蔡博士先行提到蒙古與臺灣之間的應對相似處很多，惟治理臺灣時，清朝未制訂特殊法典，僅以大清律例應對。

　　蔡博士隨後說明清朝治理臺灣之行政建置與相關時程。取得臺灣後，首先遣返荷蘭、鄭氏政權時遷入臺灣的漢人返回原籍；同時制定一系列封禁措施，與前述漢人入蒙政策相似。但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管控以避免治安問題，而非要讓內地與被管控的地區隔絕。從清朝治理臺灣開始，以日本殖民初期的資料來推算，人口總成長數大於蒙古地區，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統計數據以漢人合併熟番計算，對於具體群體的數目還有待日後研究開發。臺灣的族群結構大抵是：生番、熟番與漢人三大群體，也因為漢人移民日眾，漢人與熟番、生番衝突變多，清朝設立土牛界線加以隔離，亦設立理番同知調解糾紛。研究漢人入墾課題，往往也會討論熟番地權流失的狀況，歷來對清代臺灣族群政治的討論，有三種立場，分別是施添福教授的「國家剝削說」、邵式柏教授「理性國家」與柯志明教授之「族群政治論」。蔡博士認為柯教授所提出的論點有待商榷，例如洪麗完教授認為柯教授論述的族群分布並非自然移動狀況，而是清代劃界分區的結果；而蔡博士則認為，三層族群的分野可見於康熙朝滿文奏摺，並非晚至柯教授所主張的乾隆朝才出現。

　　討論完背景學說與相關議題後，蔡博士以案例說明移民本土化的狀況。關於漢人蒙古化，蔡博士認為這並非清朝所樂見，因為這樣的發展，會挑戰蒙漢隔離政策，進而挑戰清代統治蒙古的策略。傳統蒙古貴族或人民，會奉獻財物給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這些財物會轉交大沙畢額爾德尼商卓特巴衙門管理，這也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屬下僧徒與納畢納額的最高行政機構。根據蔡博士於「蒙古國立中央檔案館」找到商卓特巴衙門在 1768 年到 1830 年之間的漢商奉獻家產的檔案，可知在蒙漢人或農或商，大多來自華北地區，又以山西為最。他們在蒙古長期落腳，娶蒙古女子，也有蒙古姓名，未再回到原籍地。他們利用宗教奉獻之名，把自己的產業、後代交給寺廟，成為廟丁一分子，避免自己的後代與產業被官府或親戚們接收。而這批寄於寺廟的後代，在法律上漸次變成蒙古籍，基本上符合蔡博士討論認同時所援用修正的理論。從清朝中央的角度來看，清朝皇帝不樂見移民本土化，但為了維持當地穩定，例如乾隆皇帝在 1781 年曾同意蒙漢合法通婚，嘉慶皇帝雖然重申禁令，但也靈活應對，或允許漢民將蒙古妻兒帶回內地，或者承認現狀讓非法留居者留在蒙古，總之不一定採取禁絕的措施。

　　對清朝而言，在臺灣本土化的漢人，可以做為官番媒介。但也要注意這些善與番人交涉的人，若逃脫官方掌控，可能成為治理亂源。蔡博士以四種人群為重點：通事、番割、「土生囝」、番人收養之漢人子女。通事自荷蘭時代開始便有，至清朝統治臺灣，一直由官方認可擔任番漢之中介人。清代統治臺灣初期，通事多半是漢人，透過娶番婦跟番社建立關係，後來也有番人擔任此職，通事每年領牌，屬各縣管轄。通事一職，位屬差役，所以沒有固定任期。由於通事地位處官、番、漢三方中間角色，可以在其中牟利，遂有部分通事因相關案件，受到官方查辦。例如乾隆年間的三甲跟張達京的例子，事件發生於 1750 年，清朝兵丁被內山生番所殺，經張達京等其他通事調查之後，發現是三甲勾引生番引發衝突，根據調查得知三甲是由社番收買的冥蛉子。張達京則是在十八世紀初自廣東原鄉抵達岸裡社，娶土官之女為妻，1716 年清朝官方招撫岸裡社，後因協助平朱一貴之事，主持開墾事務，勢力逐步擴大，受朝廷忌憚，到了 1750 年藉由三甲一案，一併被革除職位，回到廣東原籍終老。與通事類似的是「番割」，他們一樣是從事與番人貿易的無牌商人，但這一詞彙出現於十九世紀初，早期多以「內地奸民」與「漢奸」稱之。蔡博士以黃斗乃為例，他也是從內地渡臺，在苗栗地區與生番貿易，進一步與番女通婚生子。與生番交涉之外，仍與原鄉有聯繫，邀族人開墾。後來因參與苗栗三灣閩粵械鬥，最終被俘處死。蔡博士認為，通事與番割有文化涵化與婚姻同化的狀況，但他們在官方身分與自我認同上，基本上還是漢人。土生囝，則另成一個群體，指由漢人與番女通婚的後代，最早見於《小琉球漫志》，從後來文獻所知，在屏東琅嶠當地有一批土生囝自成群體。雖可見陳春輝（父親漢人、母親番女）考取秀才後，有「番仔秀才」之綽號，但從官方資料來看他仍歸民籍，此當與清廷在法律上以父系身分認定標準有關。唯一一組漢人成為番籍的案例，是道光年間岸裡社通事潘敦死後，子嗣因產業內鬨爭訟，案件中的潘士萬、潘進文與潘阿沐不僅被收養，懂番語番俗與通婚，進而轉化戶籍，被官方認定為熟番番籍。

　　總結來說，漢人前往蒙古草原與臺灣海島，並沒有變更原來的營生習慣，仍是經商或務農。基本上都存在文化上的涵化、婚姻同化、認同同化與社會法律同化等面向。較明顯的差異，來自於同化管道。有趣的是，雖然法令上規範不得通婚，但在具體執行上有別，蒙古地區彈性大於臺灣。而封禁與隔離政策，致使前往內陸或海疆的人群得找尋當地人的庇護，以免被官府遣返。漢人也學習當地文化語言，且與當地人通婚，藉以生存。清代臺灣以擬血緣（通婚、收養）方式，造成本土化，番民文化上並未影響太多；反之，在蒙古地方的漢人，納入蒙古籍之後，便為蒙古律例管理，同時又受到蒙古宗教文化的影響。這與清朝對蒙古與臺灣兩地原住民的尊重程度與治理策略不同有關。

　　報告結束後，主持人近史所賴惠敏教授首先提出建議，比較研究的議題有其難度，主因在於蒙古或臺灣的材料是否能同時掌握。蔡博士討論的蒙古部分只有七百多例，與總人數相比懸殊，這點須注意。其次，要將這一篇文章以什麼形式發表，是研究論文或研究討論？特殊性何在？最後，若要延伸這一課題，可能要找出相關戶籍冊；或者利用刑科題本婚姻類檔案，當中有很多蒙古地區的案子，深化樣本數量，立論會更紮實。隨後中研院臺史所李佩臻博士後研究員補充，「戶籍冊」可能需要透過一些方式取得，戶籍冊的使用目前因個資法法規，個人使用上有點難度。同時也提問，蔡博士以身分認同為重點，但從討論案例來看，似乎更像是生存策略，也許要考量更多的面向。蔡博士對此回應，人數比例的議題確實存在，但本文討論的焦點是從中央視角認為不應發生漢人本土化的狀況，官方並沒有因為人數較少就不注重。關於身分認同，蔡博士以為從官方的角度，著力於法律身分或者說官方的看法。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鹿智鈞則進一步提問，從臺灣的案例看來，熟番的案例較多，本土化是否等同於熟番化？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謝仁晏亦詢問，在此所謂的番籍，是否都指熟番？蔡博士回應，案例中雖多是熟番，但番割有生番化的狀況，故不全然都是熟番化。其次，戶籍中的番籍確實是熟番。最後，蔡博士再次強調自己這篇文章目前僅為較宏觀的比較，聚焦於番化，並感謝與會學者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