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第五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
經學與國史文化精神:錢穆的《尚書》學意義析論
報告人: 張繼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魏綵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18 年 10 月 20 日(六)下午 2:00 至 7: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丘文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第五次討論會紀要
 

  2018 年第五次「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討論會於 10 月 20 日(六)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有二名報告人發表,共十人出席。

  首先由張繼瑩教授報告〈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一文。張教授以清代歷次編纂的大同志書為例,探討清初、乾隆與道光三個時代的大同文人對明清易代經驗的形塑與書寫。大同於明清易代之時並未激烈抵抗李自成與滿清入關,降清不久後又發動兵變反清,即「姜瓖之變」。因此,大同的易代經驗中既缺乏保鄉衛國的素材,亦缺少犧牲成仁的壯舉。反清失敗後,涉及叛亂的紀錄或被銷毀,或因自覺政治氣氛有異而不願書寫。但順治朝大同文人仍於編修方志之際,試圖將自身經歷重新整理為合乎情理的當代史。乾隆朝重新審視降清明臣的功過,大同明清易代的經歷者一一被編入《逆臣傳》,且親身經歷易代的大同地方人士也逐漸凋零,由未曾經歷易代的新生代文人進行地方新志纂修的工作,他們在新志中毀棄地方文獻「違礙」的部分,塑造符合朝廷意志的易代經驗。細觀這兩種書寫策略之下產生的文本,實際的易代經驗被大量取捨,使得道光年間再次修志時,修志者必須在兩者之間尋找最接近真實的易代經驗並加以評價。

  與會學者認為「姜瓖之變」乃造成大同方志編寫困難的核心事件,報告人可考慮多在文章中交代事件始末。本文將大同方志編纂的過程放在「政治發展」的脈絡中討論,然而文字呈現上,「政治」多為背景分析,可考慮加強方志編纂與內容造成的政治影響,也可更細緻區分「政治」的不同層次與層面。此外,報告人以「歷史的出現」與「歷史的消失」兩個概念解釋方志編纂之特徵,有學者認為此部分應加以說明。最後,也有學者指出針對嘉道時段的討論較少,可以考慮將道光時大同方志的重編,與當時各地揭露明清易代歷史的現象進行比較,說明大同與其他同樣具有屠城經驗的區域有何異同。

  接著由魏綵瑩博士報告〈經學與國史文化精神:錢穆的《尚書》學意義析論〉一文。魏博士認為錢穆的經學應放在回應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中理解,而其中《尚書》更是古史辨學術討論風潮中的焦點。因此將研究聚焦於錢穆的《尚書》學。魏博士指出,錢穆討論《尚書》是為了要回應清代的考據學風與晚清今文學家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受兩者影響的古史辨派學者之觀點。不同於古史辨派高舉「求真」的大纛,希望多做純學術的考證事業,錢穆則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並認為為學不應排除對世道人心的考慮,也不宜僅為學術而學術。錢穆以《尚書》為王官學的傳統、上古曾真實存在著史官記言記事的前提下,展開一連串論證。說明經學的實質、最初的形態形成於周公時期,反對晚清今文家或古史辨派學者把中國上古文明攔腰斬斷的說法。錢穆相信最晚在周公時期已有王官學的制度,而周初的文化必然傳承於夏、殷,因此中國上古已經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錢穆也希望透過此詮說,促進人們對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認識,進而產生愛敬自身傳統的心意。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首先針對本文的選題、概念提出討論。由於錢穆一向以史學為特色,建議魏博士宜多加說明其選擇「經學」及「尚書」的緣由,也應在「經學、國史」、「錢穆」、「《尚書》」三個概念中強調論述的主軸,並在前言將文章的結構、脈絡梳理說明。此外,本文藉由與當時思潮的比較凸顯錢穆之經學觀點,建議在文章中說明錢穆之《尚書》學在當時學界之定位,並說明錢穆之經學與《尚書》的觀點是否有前後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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