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七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清朝對歸化城土默特旗的擘劃——從「內屬蒙古」一詞談起
報告人: 蔡松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時間: 2018 年 9 月 28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七次讀書會紀要
 

  2018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七次讀書會,由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發表,題目為「清朝對歸化城土默特旗的擘劃——從『內屬蒙古』一詞談起」,茲將內容與問答摘要如下。

   報告人說明,此次焦點議題在「內屬蒙古」上,而本次報告為未來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所以會先說明整體論文架構,再進一步談內屬蒙古議題。接著,以一張清代北亞貿易重要地點的地圖開始說明相關背景。清朝的北亞草原與明代最大的差異,便是以清朝皇帝為共主,產生過去所沒有的長期和平時期,造就定期而穩定的局面,且開拓出新的貿易網絡,向北可以通往俄羅斯,向西可以前往新疆乃至中亞地區。在西向商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便是此次討論的焦點:歸化城。

  報告人的論文架構便是以歸化城為中心開展,進一步以貿易路線、貿易人群區分,看對當地(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影響,進而思考在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狀況下,蒙古人如何轉變、應對新的經濟生態。這次所要探討的,是朝廷行政建置上的管控基礎。從體制上來講,歸化城的發展最關鍵的時間點是 1690 年,康熙皇帝親征凖噶爾,隨軍而來的商人駐紮,引發了後續發展的契機。進一步加上當地原有的蒙旗、綏遠八旗駐防以及後續增設的內地廳、道行政體系交錯。

   不過,當地因文風不盛,沒有傳統內地常見的仕紳階層,而是以商民為中間分子。更因為歸化城的貿易,有著不同民族,舉凡包括俄國、新疆及延伸更遠的穆斯林貿易人群,以及因宗教信仰相同來到歸化謀生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系統。上述行政體制與貿易活動造就該地多元環境,而這次要談的重點擺在「內屬蒙古」。過去研究者討論歸化土默特旗的制度時已有不少成果,但對於內屬蒙古一詞卻未加以釐清。報告人就其爬梳的史料,認為該詞彙的起源尚不明。但歸化城土默特旗一直是很特殊的存在,即嘉慶《大清會典》所稱「游牧之內屬者」,係指蒙旗體系與駐防制度的交會地。而該說法被光緒《蒙古志》與後來的《清史稿》所沿用。報告人認為此一體制並非與清朝發展相始終,其中關鍵點是乾隆朝,是以討論乾隆朝以前官方對此地的治理方式,實屬必要。以下依時說明,並提出後續還有發展空間的角度,報告人指出報告討論雖概稱「官方」,但其實際上有時間、空間與官員的層級之別。

  首先,清朝與歸化地區的蒙古人往來,肇始於皇太極征林丹汗,而後又對當地編組左右兩翼都統,然當時滿人還未有力掌控該地,歸化城僅僅是提供清朝穩定的駱駝、馬及各方雜貨的貿易市場。從《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與康熙朝《大清會典》的記載,歸化城土默特雖得四季貢馬,偶有黃金、珊瑚等貢物,但除此之外並無太多管控,仍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另外要注意的是,有些貢物非本地產出,可以想見當時存在固有的貿易網絡。順治年間雖然有一些調整,但大體也採取皇太極時期的模式。這樣的狀況直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才有所變動。該年調整歸化城土默特旗副都統的選用規則,改由北京挑選八旗內的副都統或參領擔任。到康熙征準前後,又因故改由北京八旗系統內的人員接任土默特右翼都統,可知該地行政制度向八旗系統靠近。到了雍正年間,皇帝雖曾提出康熙皇帝改換右翼都統的舉措只是權宜之舉,並把右翼都統的缺額改回原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家族擔任;但實際上,副都統仍可由八旗系統下的副都統擔綱。不過,雍正皇帝企圖讓土默特旗向外藩蒙古系統靠近的舉措,到了乾隆皇帝繼位後再度被改變。乾隆皇帝首先於乾隆二年 (1737) 停止了左翼都統世襲;乾隆十九年 (1754) 則停止了右翼都統的世襲,關鍵理由是都統有「整飭軍伍之責」。

   乾隆皇帝之所以會如此做,與他繼位之前的經歷有關,他曾待在軍機處,經手對準噶爾的戰役,了解後勤補給的重要性。歸化城正有這樣的條件成為西北戰線的重點城市,也就是錢、糧、駝、馬的運輸中繼站,所以改革勢必得進行,以方便控管。除了都統派任的變動,另一重要的改變就是綏遠城的駐防體系出現。

  雖然綏遠城駐防體系是在乾隆朝才落實,但其實在康熙朝便有相關構想,只是當時僅考量軍事,乾隆朝則更要控管民政。乾隆元年 (1736) 開始建立綏遠城,開始給予軍事、民政權力,並且逐步吸納歸化城的職務。乾隆二十八年 (1763),撤除歸化城土默特旗兩都統,之後並著手合併盟旗與駐防體系,但這中間加以調整從歸化城併入的業務,最終以綏遠城將軍搭配歸化城副都統管控歸綏地區。

   上述歸化、綏遠的特殊發展,可以從各朝的《大清會典》以及《大清會典則例》看出端倪。從康熙朝會典將歸化城土默特旗分類於〈柔遠清吏司〉下,可知當時清朝並不將其視為一般的外藩蒙古扎薩克,而是另有制度。這與早期林丹汗在該地的勢力相關,清朝忌憚其勢力,不任命有蒙古貴族血統者,而以忠心於清朝的土默特頭目為兩翼都統,這便是其特殊的因緣。後續的會典編修,對該旗的歸屬也都略有變動。例如乾隆朝內府抄本的《理藩院則例》,即日後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的部分稿本,可知這一時期嘗試以地理範圍劃分出漠南、漠北兩區塊。而後來正式編纂的《大清會典則例》中,歸化城土默特旗和漠南蒙古雖同屬旗籍、王會兩個清吏司,但已用單獨成段的方式標示出特殊性。而至嘉慶朝會典,可見同時將歸化城土默特旗納歸理藩院與兵部之下,雖列在內扎薩克下,但獨立稱為游牧之內屬者,這樣的說法在光緒朝會典中沿用。至於「內屬游牧蒙古」一詞,則是清末《蒙古志》才出現的說法,簡稱內屬蒙古,其實也就是嘉慶朝以來的「內屬之遊牧者」。

  最後,報告人提出幾點目前初步觀察的問題:一、從幾則史料與案例,可以看出雖然皇帝想要把歸化城土默特旗併入八旗駐防系統中,但被派往該旗的官員則似乎有被蒙古同化的現象,惟具體情況如何尚待更進一步的考察。二,即便在地官員有自北京派往者,但身在當地面對事務時,考量未必與朝廷一致。三、從一則清末發生在其它蒙旗地區的「老頭會」案件來看,歸綏地區可能因為健全的官僚體系與貿易網絡,致使當地相對穩定不易有動盪。最後則是關於賑濟的議題,在體制上歸化城與內地制度相異,且財富可以自足,面對饑荒的運作機制,卻仍由朝廷採內地模式加以賑濟。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提供意見。主持人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後研究人員蔡偉傑博士首先說明,內屬蒙古問題,因為材料的關係,研究有其難度。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將此地區納入控管,多利用「叛亂」為藉口,一方面是有重要的蒙古王系統,如林丹汗、阿勒坦汗;另一方面,此地是軍事重要門戶。另外,關於內屬時間點問題,主持人與報告人的意見稍有不同。其以為時間可以往前推到崇德年間,當時編都統就可以稱為「內屬」。因為體制已將人民編入八旗,由朝廷發薪餉,脫離原來的游牧生產,成為軍人。另外,蔡博士也提出,報告中所說「入土默特則土默特之」,應該只是法律上的旗民之分,從這點考量張之洞在光緒年間提議編戶所造成的爭端,便能更加清楚緣由。此外,吉林師範大學許富翔教授也詢問,當地應有漢人,此次何以捨去不談?

  報告人回應,歸化地區內屬時間一題,乃從當地自主度來考量,因此認為乾隆朝改革完成之前,歸化地區仍然自主力量高,故目前暫不視為內屬。而這次沒有討論民人系統的主因,實與主題「內屬蒙古」相關,報告人認為該體系是盟旗與駐防合併,與民人較無關聯,但後續會有專章討論這一問題。

   樹德科技大學李華彥教授認為,定義「內屬」本身有其難度,或許先把「內屬」這一標題去除,純就事實面向來討論,讀者閱讀之時便會理解研究目的。吉林師範大學許富翔教授認同李教授的觀點,進一步說明該詞彙的變動性甚高,仍須考量。許教授另外指出,從整體架構來看,第一章既然是作為論文背景鋪陳,不需要衍生太多額外的問題。而此次報告涉及的研究斷限時間與史料的情境差異,都可以再進一步補強,最後許教授也提出數篇學訊供報告人參考。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鹿智鈞則從法律史的角度提供建議,他認為目前對清帝國之研究集中於帝國範圍、邊疆之地,但今天報告人所談內屬又是另一種模糊的區塊,或許一方面從中央與地方的差異,乃至於中央層級對當地軍政、法律問題的控管分配,能得出更立體的圖像。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