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讀書會」書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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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多數學者偏重關注傳教士帶入中國的科技技術與基督教思想，克拉克教授在中國傳教史研究上，選擇以「殉道」作為研究主題。第一章先討論中國「殉」的概念與西方 martyr 一詞在意涵上的差異。「殉」字在中國原指「陪葬」之意；至孟子以後，轉為帶有道德意味的自我犧牲，並不存在靈性、屬靈之意。而天主教中 martyr 一詞，其意涵核心則在信徒為信仰奉獻生命，乃一種光榮；此為虔誠信仰之見證，表現殉教者對死亡的盼望。作者想要探討的是，以「殉道」作為對應的翻譯是否切合宗教原義，字義所涉及的文化差異是否影響到信徒的理解與行為。克拉克教授歸納中國文化中普遍重生，想像死亡偏於負面的傾向，與天主教教徒自願為信仰犧牲的精神及其對死亡與天堂的想望並不相同。然而，就其書中析錄的中國信徒殉道行為而言，他們無懼迫害，殉教的精神與西方修士們十分相似，似乎不見文化的阻力。
第二章主要梳理明末以前天主教在華的歷史。天主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記錄可追溯至公元 635 年，教士阿羅本 (Alopen) 帶領傳教團前往唐朝首都長安，是為景教，此教曾一度興盛，武宗以後愈趨式微。臻至元代，宣教士開始在元帝國邊境活動。1293 年，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 抵達元朝大都，開始以官紳貴族為傳教對象，興建教堂，元滅後勢力驟退。而第一個以漢語作為媒介語的差會，是明代耶穌會宣教士。十七世紀初，利瑪竇 (Matteo Ricci)、艾儒略 (Guilio Aleni) 等先後抵達北京，他們精通天文地理，更學習中國語言文化，與上層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來往甚密。然而教廷與中國朝廷摩擦不斷，對於傳統禮儀及「天」、「天主」、「上帝」等譯詞，是否抵觸天主教教義的爭辯越演越烈，引發「禮儀之爭」，激化羅馬教廷與中國朝廷之間的衝突。清廷自康熙晚年開始屢屢禁教；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爆發，連帶提升中國對教會的敵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梵蒂岡反對無神共產主義，而中國政府掌控當地天主教教會，拒絕境外勢力干擾，雙方矛盾迄今仍在。
第三章講述發生於福建的、中國的第一次殉教事件。西班牙籍道明會修士神父劉方濟 (Francis Capillas) 於明末清初之際在福安開始傳教。當時耶穌會修士主要利用西方科學與哲學吸引信徒，並熟悉中國傳統經典；道明會修士則直接透過苦行宣教，易與在地官紳產生衝突，加深誤解。劉方濟於 1647 年被誣告與白蓮教有相同叛亂企圖，被處決，實為政治動亂時局下的受難者，和「禮儀之爭」一案的關係不密切。但同時，相對於耶穌會容許中國信徒從事傳統禮儀習俗，道明會視此為異教行徑而大力反對。經過多番爭論，羅馬教皇認為祭祖敬孔有違教義，頒布禁約，激怒清廷諭令禁教。1747 至 1748 年間，福建巡撫周學健逮捕並處死五位道明會修士，即主教白多祿 (Peter Sanz)、華雅敬 (Joachim Royo)、費若望 (John Alcober)、德方濟 (Francis Serrano)、施方濟 (Francis Diaz)，此乃第一宗反教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作者強調，殉教事件主要肇因於宗教和文化衝突，牽涉天主教能否接受中國傳統禮儀，以及中國人能否跨越民族主義的框架，接受並信奉外來宗教。
第四章詳細記載 1900 年耶穌會傳教士與信徒在直隸（今河北）被義和團屠殺的慘案，當中以朱家河一村最為嚴重。當時朱家河村民多為教徒，耶穌會在當地設立學校、孤兒院。1900 年，反教聲勢達到高峰，傳教士路懋德 (Remi Isoré)、趙席珍 (Modeste Andlauer) 於六月在武邑縣的教堂被團民殺害，信徒紛紛逃往朱家河避難。七月義和團入侵，因不敵拳民和清軍的聯合攻擊，村裡超過三千名難民，僅約五百人存活。任德芬 (Leon Mangin)、湯愛玲 (Paul Denn) 這兩名傳教士均殉教，擒獲的俘虜被強迫棄教，否則予以處決。朱家河事件顯現朝廷與地方政府的態度不同調，地方政府傾向調和矛盾，清室則縱容義和團迫害教徒。一般學者多以此事起因於中國敵視外國傳教士的排外心理。然而許多當地信徒選擇殉道犧牲，所反映出的實則為因宗教差異導致的敵意以及禮俗文化上的衝突。
作者繼續在第五章交代方濟會會士於湖南、陝西一帶殉教的始末。十八世紀，方濟會逐漸興起，傳教士藍月旺 (Giovanni da Triora) 1801 年開始於陝西、湖南傳教。時嘉慶帝疑慮中國人結合外國人謀亂，白蓮教起事促使官方再次禁教，並下令逮捕藍月旺諸人，施虐逼迫他們踐踏十字架並棄教；藍月旺拒絕，最終殉教。1900 年，義和團暴亂波及湖南、陝西、山西、太原一帶，董哲西 (Cesidio da Fossa)、范懷德 (Antonini Fantosati)、安守仁 (Guiseppe Gambaro)，還有瑪利亞方濟會傳教修女會修女、新教教會修士和本土信徒如董博弟，皆前後殉教。作者再三強調，外籍傳教士遭受迫害，固存在政治因素，但從俘虜一旦棄教，就可免除一死觀之，反教意識相當明顯。
第六章整理了中國信教者以及其他較小差會的西方教士殉教案例。趙榮是第一個被封聖的中國信徒，因拒絕棄教而被土匪殘殺。另有劉瑞廷、郗柱子等人皆因承認是教徒而被逮捕，寧死不屈，最終殉教。他們和西方傳教士一樣，即使面對死亡，仍無懼地表達願意受死上赴天堂的渴望。至於其他殉教的差會教士，尚有遣使會的劉格來 (François-Regis Clet) 和董文學 (Jean Perboyre)，巴黎外邦傳教會的馬賴 (Auguste Chapdelaine) 和文乃耳 (Jean Néel)，宗座外方傳教會的郭西德 (Alberico Crescitelli) 以及鮑思高慈幼會傳教士雷鳴道 (Luigi Versiglia) 和高惠黎 (Callisto Caravario)。部分殉教傳教士曾被舉報行為不軌，但經作者查證，認為是無稽之談。
克拉克教授總結認為，中國反教歸根究底不在於仇外，更多實涉及意識形態和宗教內涵的問題。羅馬教宗保羅二世在 2000 年 10 月 1 日為在中國殉教的教士教徒進行封聖，主因為 10 月 1 日乃聖師德蘭慶日；惟當日亦是中國開國國慶日，令中國政府認為此舉有意侮辱，公開譴責。由於雙方矛盾至今依然存在，作者認為此研究尚有其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