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論文發表會」報導

 
時間: 2016 年 12 月 9 日(五)上午10:00至下午5:1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陳胤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2016 「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論文發表會」報導
 

  「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論文發表會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假近史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共發表四篇論文。

第一場

主持兼評論人:陳正國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魏綵瑩女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與「典範」對話:宋育仁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國學觀

  魏綵瑩女士藉由宋育仁、章太炎、梁啟超以及胡適的對話,來探討宋氏從晚清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國學觀。魏女士發現,宋育仁反對章太炎「六經無非一史」以及梁啟超「六經皆史料」的說法,認為經學蘊藏「道」,研經目的在於求道,故經學地位應該高於史學。宋氏也批評梁啟超與胡適等以《墨子》學為基礎的中國邏輯學,認為「梁、胡諸人所稱為邏輯者」,仍屬考據、版本目錄學一類,「不外於鈔纂」,沒有經教的功能。宋育仁以經學為「國學」的精神底蘊,基於裨益民生的「經術」立場,反對胡適利用所謂的「科學方法」,將「國學」等同於「國故學」,想用「活的國學」來對抗胡適「死的國學」。魏女士認為,宋育仁的國學觀可以提供有意將傳統經典及文化賦予新涵義的學者一個正反兩面的思考。

  陳正國教授指出,本文幾乎沒有用到二手研究,這意味著它是一篇具有發展性的好文章。唯一必須處理的問題,是要說服讀者為什麼宋育仁值得注意?陳教授也留意到,本文其實觸及兩個時段:一個是清末、一個是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兩個時期對經學的觀念最大的差異為何?哪些差異對宋育仁來說是有意義的?宋育仁又是如何來回應這些差異?文章可以進一步從思想史發展的脈絡來考慮。

第二場

主持兼評論人:楊正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何威萱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聶雙江的早年思想及其與歸寂說的關係

  聶豹屬於陽明後學的江右學派。一般學者在討論聶豹的思想,都避不開他的「歸寂說」。但「歸寂說」相較於其他陽明後學的思想,對於良知本體、寂感、已發未發的關係等,都與王陽明本人有極大的出入。何教授主要想探討的問題就是如何來詮釋這些出入。何教授注意到,聶豹早年的思想,除了與王陽明交往之外,還與郭聳、湛若水、程敏政等人交遊。這些人很可能對聶豹的思想有所影響,致使他最終不完全服膺於陽明學。由於聶豹文集很少收錄他早年的作品,何教授必須倚靠其他文獻,重構聶豹的學思歷程。何教授指出,透過聶豹文集的編輯過程,聶豹早年的思想痕跡已不明顯,他已被塑造成為更典型的陽明後學。

  楊正顯教授認為這是一篇精巧、細膩的文章,也非常讚許何教授由「歸寂說」的時間點往前推,來探討聶豹思想形成的過程。楊教授也提供許多地方志材料及聶豹之佚文。另外,何教授指出聶豹早年將「孝弟」等同於「良知」的說法,與王陽明有所不同,可能是受到郭聳的影響。關於此,楊教授也補充,明嘉請「大禮議」事件 (1521-24) 與嘉靖七年 (1528) 《明倫大典》的刊刻期間,應是重要的背景,當時「孝弟」是重大的政治議題,應考慮將聶豹思想放置於此脈絡中來討論。

第三場

主持兼評論人:吳孟謙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丘文豪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論 題:王畿之「入世」與「經世」──內外一貫中良知學與經世的偏重轉移

  丘文豪先生所關心的問題,不是義理概念或「內在理路」,而是義理如何在生活中實踐。晚清以來,明儒常被批評「空虛」與「不問世事」,近來有學者(如:余英時等),則認為明儒仍未失去「經世」的本分,只是不同於宋儒的「得君行道」,將注意力轉移到「移風易俗」與「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上。如何從「實踐」的角度來理解明代儒者特殊的「經世」思想與作為,是這篇論文所關心的主題。本文從王畿所面臨的三種實際問題出發,分別為:「枯靜」與「功利」間的緊張、「經世」的動力與良知學的需求、良知與實際處事,去探討「修身」的「心學」與「入世」的「經世思想」之間的張力。丘先生認為,王畿以「取友求益」的方式來探討自己的性命,實際是將「經世」責任回歸到「在事上磨練」的良知本心上。

  吳孟謙教授首先肯定本文的幾個優點,指出丘先生注意到「經世」觀念在不同文本中的多義性,並嘗試梳理這個概念對於儒者的個別意義;儒者在追求「內外一貫」的時候會有各自的偏重,本文能夠注意到這些偏重,進而避免為儒者貼標籤。如:龍溪偏重修身,不代表他就是一個避世的人;雖然不避世,卻也不代表他特別關懷軍事、田賦、治水等「治術」。又,文章認為不應該直接把龍溪的講學當作「覺民行道」的證據,這樣的文本詮釋也是相當準確的。雖然如此,吳教授認為,本文對於「經世」與「入世」等概念,還是應當再做進一步的釐清。

第四場

主持兼評論人:侯美珍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張藝曦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論 題:晚明江西及江南部份地區社集的發展與轉變

  本文是張藝曦教授即將出版的專書中的一部分。該專書主要關注明代中期以來心學、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八股制藝之文的學風變化,以及晚明地方文社的活動。張教授指出,1590 到 1600 年間,在文學方面,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中衰而轉向公安派以及竟陵派;思想史方面,在 1580 到 1590 年間則有東林學派的興起,雖然東林學派並未取代心學,卻在 1600 年以後成為更矚目的運動。至於社集方面,明末以制藝社集最盛,尤其江西豫章社與江南復社最著名,豫章社的成立又早於復社;在復社之前,江西有芙蓉社、匡山社,再到豫章社。豫章社以江右四大家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和陳際泰為代表,這批文人只寫八股文而不寫詩,和復古派到竟陵派的社集有所區別,這也是江右制藝的特色。然而,尚須研究江西在這方面是否為特例,本文的用意,正是為了處理由江右豫章社到江南復社這段期間,各地社集發展的情形。因此,本文選取萬曆中晚期江西文人常往來或佇足的揚州、新安/宣城、南京等地作為研究對象,以觀察在復古派社集中道衰落,公安、竟陵起而代興,以及江西制藝社集日漸流行之際,這幾個地區是否也有類似的發展。本文發現,上述三個地區的發展,都與江西從詩文社集到詩文與制藝社集並興的風氣一致。

  侯美珍教授認為,此研究主題著眼於小人物與不起眼的社集,因為資料太零散了,並不好寫。侯教授肯定張教授的用功與用心,同時也提出許多問題和具體的建議。例如,部分人物的生卒年可以儘量補足、引文出現的異體字可以統一改成正體等。侯教授認為,明人對制藝的看法很極端,不可一概而論。如:公安三袁對八股的心情就很複雜,而制藝序又多溢美之詞,很難用來論斷士人對制藝態度的轉變。張教授則認為,若以制藝序為「場面話」,恐怕還需要更多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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